今年年初，特朗普第二次執政後再次揮舞關稅大棒四處發動“貿易戰”。上任不久特朗普就簽署行政命令，自3月12日起對歐盟鋼鋁產品統一徵收25%關稅。歐盟立即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並於5月初就反制美國關稅的價值近千億歐元商品清單啟動公眾諮詢。為化解危機，歐盟提出“工業品零關稅協議”，以期換取美方撤銷新增關稅。然而，該協議直接遭到特朗普的拒絕，導致雙方技術性磋商陷入僵局，並無實質進展。
5月23日，特朗普抨擊稱，“歐盟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貿易上佔美國的便宜”，並隨即宣布，自6月1日起對所有歐盟商品徵收50%關稅。面對壓力，5月25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主動致電特朗普，雙方達成協議將該措施推遲至7月9日生效。
不過，白宮6月3日發布公告，以應對所謂“國家安全威脅”和提高國內鋼鋁產業競爭力為由，宣布從4日起將進口自除英國外所有貿易夥伴的鋼鋁產品關稅從目前的25%上調至50%。此舉遭到歐盟強烈反彈，因為這不僅將給全球經濟增加不確定性，也會增加大西洋兩岸消費者和企業的成本，而這背後更體現了美歐存在難以調和的制度性衝突。
貿易戰再燃體現結構性矛盾
這次美歐貿易戰的緩和與緊張交織，顯示出雙方各自的博弈策略。一方面，特朗普強硬施壓並延續其典型的“極限施壓—暫緩—再施壓”談判模式，試圖在最後時刻迫使歐盟內部鬆動，以此助力共和黨中期選舉。另一方面，馮德萊恩雖稱通話“富有建設性”，但歐盟明確拒絕在關乎財政自主與制度完整性的核心議題上讓步。面對美方提出的削弱數字監管、調整增值稅、放寬食品與環保標準等一攬子要求，歐盟堅持“以拖待變”戰術，寄望於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讓步以及美國中期選舉帶來的策略調整。
特朗普第二任期再次引發美歐“貿易戰”，既是美歐長期貿易逆差形成的結構性矛盾的集中體現，也是雙方鋼鋁關稅爭端的歷史延續。2018年，特朗普政府對歐盟鋼鋁產品分別加征高額關稅，試圖縮減美歐的貿易逆差。然而，美歐貿易逆差卻從2019年的1777億美元，增加至2024年的2356億美元，五年增加了33%。雖說造成美歐巨額貿易逆差的原因有其複雜性和多邊性，但此次美國採取強硬的單邊主義對歐盟發起“貿易戰”將是一場雙輸的遊戲，“貿易戰”沒有贏家。
對於歐盟而言，如果美歐爆發關稅戰，歐盟的支柱行業將面臨衝擊。2024年，歐盟向美國出口了價值800億歐元的醫藥和製藥產品，關稅戰必將嚴重影響歐盟製藥企業在美市場份額，尤其對愛爾蘭、德國、比利時等醫藥出口大國帶來衝擊。其次，包含整車和零部件在內的汽車行業也會受到影響。2024年歐盟汽車產品對美出口額達390億歐元，德國汽車製造業13%的產能依賴美國市場，若徵收50%的關稅政策生效，單車成本將大幅上升，直接打擊梅賽德斯—奔馳、寶馬、大眾等德系汽車的盈利。美國也是歐盟去年第二大鋼鐵出口國，對美出口額達54億歐元。此外，歐盟去年出口美國的化妝品、香水、精油等產品也高達105億美元。
對於美國而言，“貿易戰”對美經濟也會產生負面衝擊。首先是消費者成本上升。布魯金斯學會測算表明，若對歐盟商品全面加征50%關稅，美國普通家庭年均支出將增加約650美元。其次，美國製造業競爭力也會受到影響。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指出，鋼鐵關稅已使本土汽車製造成本顯著上升，若整車領域也遭反制，將加速消費者轉向日韓或中國品牌。第三，歐盟對科技巨頭蘋果和Meta徵收的7億歐元數字稅，將衝擊其國際市場份額，影響他們在歐盟的業務。此外，進口關稅將推高商品價格，從而抑制消費和企業投資。今年初，世界銀行就警告，若爆發“貿易戰”，全球經濟增速可能下降0.3%。新興市場國家將遭遇出口下滑與供應鏈斷裂的“雙重夾擊”，美國自身也將深陷其中，難以獨善其身。
矛盾根源在於經濟治理模式分歧
當前美歐貿易談判雙方在核心訴求上互不退讓。美方的主要目標有三：一是大幅削減雙邊貿易逆差。美方要求歐盟大幅縮減美歐的貨物貿易逆差，具體路徑包括：擴大美方農產品、能源、軍工裝備的進口，按對等原則降低歐盟汽車關稅；開放公共採購領域，為波音等美企提供訂單保障。二是拆除非關稅壁壘體系。美方要求歐盟取消數字服務稅和《數字市場法》對美企的監管限制，停止對蘋果、Meta的反壟斷處罰；放寬轉基因作物與含激素肉類的進口標準，取消對進口商品徵收的增值稅，或實行“對等稅率”政策。三是推動產業鏈“迴流”與規則重塑。美方希望歐盟推動新能源汽車、半導體等關鍵產業部分產能向美國遷移，並接受美國主導的技術標準。
歐盟也設定了明確且不可談判的底線。一是堅持財政與數字主權，拒絕修改增值稅制度（2024年該稅占歐盟財政收入21.3%，德法佔比更高），並堅決維護《通用數據保護條例》與《數字市場法》等核心監管框架。二是堅持對等關稅減讓，提出“工業品零關稅協議”必須以美方取消鋼鋁關稅和“基準關稅”為前提，不接受單邊開放市場。三是維護單一市場規則，拒絕放鬆《轉基因食品標識條例》和《可持續產品生態設計條例》等核心標準。四是強化戰略自主，推動反脅迫工具實施，對美千億歐元商品準備對等關稅反制。
美國與歐盟作為地緣政治盟友和經濟夥伴，在冷戰結束後，隨着歐盟共同市場的建立，雙方的貿易爭端從單一商品逐步演化為經濟治理上的制度性衝突。雙方矛盾根源是經濟治理模式的根本分歧。美國視歐盟增值稅與數字監管為“制度性扭曲”，而歐盟認為這些制度是“社會市場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體現歐洲社會保障、消費者保護與數字主權理念，拒絕在核心制度上妥協。與此同時，歐盟正在通過碳邊境調節機制與綠色產業標準重塑全球貿易規則，試圖構建對抗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補貼體系的“綠色制度壁壘”。這些深層結構的制度性分歧，使得美歐從“價值觀聯盟”逐漸轉向“利益競爭體”和“制度性矛盾體”，雙方經濟合作基礎日益弱化。美歐貿易戰背後的制度性分歧與對抗，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雙方很難在短期內達成全面貿易協議，僅有可能達成一個暫時性的妥協性協議，以暫緩“貿易戰”的全面爆發。
歷史不會忘記，為防止大蕭條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美國在1930年出台《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提高至53%的極端水平，引發了歐洲等國家的報復性關稅反擊。這場關稅混戰疊加全球經濟衰退，導致全球貿易額在1929年至1934年間下降了約66%。這場經濟災難為二戰前夜全球經濟的動蕩與國家間矛盾的激化埋下了伏筆。歷史證明，“貿易戰”最終沒有贏家，反而會損害世界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世界各國唯有堅持多邊機制與合作共贏，全球貿易才能穩定健康地發展，而這也將反哺美國自身經濟繁榮。特朗普政府當以史為鑒，只強調“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並不會使“美國再次強大”。這個歷史邏輯既適合美歐貿易關係，也適合中美貿易關係。
（作者分別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