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萬人，說走就走。曾經撐起馬來西亞城市經濟半邊天的華人，如今只剩下不斷減少的戶口和不斷搬空的房屋。教育難、就業堵、文化縮、身份懸，幾十年政策疊加，壓出了一個龐大族群的“集體出口”。
這一走，走出了醫生、工程師、企業家，走出了整整一代中產。不是不想留下，是已經沒了留下的理由。這個國家曾高舉多元文化的旗幟，如今卻連一個公平考試的機會都不肯給。
人走了，樓也空了，城市靜了。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我們要從“權利的起點”講起。
給你位置不給權：華人在祖國卻成了“外人”
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華人佔全國人口約39%。他們控制超六成城市產業，是國家工商金融的核心力量。1963年新加坡退出聯邦，馬來西亞人口結構巨變，華人比例迅速下滑。
1970年“新經濟政策”出台，華人處境急轉直下。該政策確立經濟與教育領域的“固打制”，用種族比例分配資源。
政府規定：企業股份須有30%歸屬馬來人，公職崗位與大學名額依比例配給。這一制度，直接剝奪華人的經濟參與權與教育晉陞通道。
高校招生執行“配額政策”，華裔學生即使成績名列前茅，也常常被拒之門外。1970年後，馬來西亞大學內，馬來族學生比例持續上升，華裔學生比例不斷下降。獎學金、助學金、政府資助項目亦向馬來人傾斜。教育機會的流失，是華人人才流失的第一推動力。
公務系統結構性傾斜。數據顯示，馬來人在公務員體系中佔比遠超人口比例，華人難以進入關鍵部門，晉陞空間嚴重受限。
1987年，“茅草行動”爆發。因華人抗議馬來校長空降華校，政府出動內政部，逮捕106名異見者，其中包括多名華人教育工作者和政界人士，教育空間再次收緊。
文化方面，華人社會遭遇持續邊緣化。林連玉因捍衛華文教育，被吊銷公民權；《華文教材》被列為禁書。華文中學、獨立中學被限制為民辦，自負盈虧，政府不予資助，畢業證不被承認。這意味着一個華人家庭必須自掏腰包為孩子修一條“出國求學”的路。
宗教政策收緊。馬來西亞憲法規定，馬來人必須為穆斯林。近年來，伊斯蘭化傾向增強，學校要求統一穿着，宗教課設置增加，非穆斯林學生難以融入。不少華人家庭因此選擇將子女送往新加坡或歐美升學。
族群認同的制度壁壘、教育資源的系統性排斥、文化空間的持續收縮，共同構成了馬來西亞華人“被邊緣化”的現實。這一切，並非來自單一事件，而是通過法律、政策、制度三層次聯動，形成結構性壓制。
當身份認同無法在制度中獲得承認，當努力無法轉換為社會地位，當文化傳承空間被逐步擠壓，700萬華人就開始默默尋找“出口”。
上了船才發現沒座：人才出走的背後不是偶然
1970年至1990年，馬來西亞華人移民人數達到68萬。其中大部分前往新加坡、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地。這些移民多為專業人才、科技人員和高學歷青年。官方數據顯示，至2020年，已有144萬華人放棄馬國國籍。
原因不僅是“固打制”製造的教育封鎖，更在於“制度困境”下的生存焦慮。華人子弟進入大學難，就業難，進入體制內更難，面對的是“無形的天花板”。畢業即出國，成為家庭默認路徑，形成“出走慣性”。
人才外流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馬來西亞央行在2017年指出，由於高技能人才外流，國家每年損失經濟產值達100億馬幣。醫學、工程、計算機科學、金融等領域特別明顯。大馬醫生協會曾在報告中指出，華裔醫生數量比十年前減少近三成。
最典型的例子是郭鶴年家族。郭鶴年，被稱為“亞洲糖王”，曾將香港糧油企業發展成世界級財團。因多次遭遇政策打壓，被要求轉讓企業股份給馬來人，他憤而遷居香港，撤出在馬主要產業，轉向國際市場。這不是個案，是趨勢的象徵。
家庭教育選擇也反映出“出走”的文化路徑。華人傾向於送子女就讀獨中，再考國際學校，最終出國升學。2019年統計顯示，約84%的獨中學生計划出國深造，70%以上畢業後不回國工作。這一比例在馬來學生中則不到30%。
政策激勵錯位，人才政策無效，是華人流失的根本誘因。國家高教部曾設“人才迴流計劃”，希望吸引海外華人歸國，但因待遇不公、晉陞無望、居住限制，效果極差。
教育體系制度性排斥與職業發展路徑受限，使華人“只能走”。走向新加坡，是就近求穩；走向歐美，是徹底割席。700萬人數背後，是數百萬家庭“用腳投票”的選擇邏輯。
而他們離開的那張空座，從未被真正補上。
你不給未來，我們只好轉身：一個族群的體面告別
2023年，華人佔馬來西亞人口比例降至22%，是獨立初期的一半。聯合國預測，至2100年，這一比例將跌至5.5%。
不僅人數下滑，出生率也在下滑。2020年數據顯示，華人平均初婚年齡為33.2歲，遠高於馬來人平均21歲。生育率斷崖式下跌，人口老化愈加嚴重。
這是“制度排斥”後的結構性後果。華人因政策歧視選擇少生、不生，因教育不公選擇送子女出國，再因政治冷落決定在海外定居。文化社群隨之斷裂，傳統節慶冷清，鄉團組織難以維繫。
經濟影響肉眼可見。吉隆坡、檳城、怡保等原本華人聚居地，逐步蕭條。商鋪空置率上升，小企業關閉潮湧現。2022年，僅吉隆坡老城區關店數達3542家。
文化影響更為深遠。華文報紙縮版合併，讀者銳減；華人社團活動減少，後繼無人；廟會、書院、聯誼會逐年減少。這些都不只是“熱鬧少了”，而是族群自我認同的失根。
政治層面，華人聲音越來越輕。議會華裔代表減少，政黨影響力滑坡。儘管2020年前後“希望聯盟”執政帶來短暫“改革春風”，但隨即被保守派政權接管。華人選票仍多，但已難撼動結構。
華人沒能被制度保護，只能用選擇回應現實。選票改不了制度，就改護照；爭不到資源，就換國家；文化無法傳承，就寄望下一代在他鄉重建。
這是一個族群的自救行動，也是馬來西亞“人走樓空”的根源所在。人才走了，資本跑了，文化空了，剩下的只有政策還在原地不動。
參考資料：
華人從40%跌至22%，馬來西亞留不住華人？鳳凰網.2024.5.18
馬來西亞為何留不住華人？種族“玻璃天花板”逼走百萬華人.環球時報.2018.5.9
綜述：華僑華人推動馬來西亞經濟發展.新華社.2014.7.7
華人在馬來西亞是怎樣成為二等公民的.風聞.202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