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對俄羅斯而言意味着什麼：衝突因素還是發展動力？—— 各方觀點
2025 年 5 月 17 日
14:59
奧倫堡市拘留非法移民。照片：俄羅斯內務部奧倫堡州交通局
當前，勞動移民管理問題以及民族僑民在俄羅斯社會中的角色與地位，不僅是俄羅斯內政的核心議題，也關乎國際關係體系。對俄羅斯來說，移民究竟是衝突因素，還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民族僑民組織應發揮何種職能，它們目前履行職能的效果如何？移民融入俄羅斯社會的最佳模式是什麼？他們自身是否渴望融入？還是更傾向於形成按自身規則運作的移民飛地？
正如阿爾法反恐小組退伍中校、預備役軍官安德烈・波波夫在接受 EADaily 專訪時所言：
“…… 俄羅斯境內移民飛地的存在是一顆‘延時炸彈’。這些飛地常成為恐怖分子策劃、招募及實施襲擊的平台。此外，它們還為西方情報機構通過各類手段向俄羅斯社會施壓提供了潛在的經濟和社會槓桿。眾所周知，許多移民從事公用事業工作。倘若某天，所有的公用事業工作者 —— 如清潔工、水管工、電工 —— 一聲令下集體罷工，將引發真正的社會癱瘓。此外，公用事業工作使移民有機會收集其工作片區居民的信息，包括具體到‘誰住哪棟樓、家庭構成甚至房間布局’的個人數據。這些海量信息可能被恐怖活動組織者及其他違法分子利用。因此，當前俄羅斯規範勞動移民居留狀況的工作至關重要，必須凝聚所有國家和社會機構的力量，消除移民飛地被用於反社會、違法目的的風險。”
俄羅斯立法機構也採取了相關措施，但這些舉措有時引發爭議。正如國家杜馬主席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近日透露，在 1762 名申請入學的移民子女中，僅有 27 人通過俄語考試：
“報名考試的移民子女中，只有 335 人獲得參考資格。超 80% 的孩子因信息不實被拒絕提交材料。全俄 10 個地區共 44 名兒童參與測試，其中 27 人通過。”
令人困惑的是，這位尊敬的議員究竟在為何而欣喜！莫斯科社會保障部門工作人員向 EЖ電報頻道表示，杜馬公布的數據令人擔憂 —— 這些孩子未來何去何從？他指出，“我們正在製造‘灰色地帶’：為僑民開設未經許可的私立學校、在清真寺內開設教學班，這會滋生不公平感。” 換言之，此類舉措實際上在助長移民飛地的形成。而且從根本上說，這種狀況嚴重違反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8 條。
未來該何去何從？是要與這些飛地的領導人展開對話，還是像巴西貧民窟幾十年來那樣定期進行 “清掃”？或許，推動俄羅斯城市中移民及其子女的合法化進程更為簡單？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以列昂尼德・斯洛茨基為首的自由民主黨議會黨團幾乎全體議員，已簽署一項允許將俄羅斯境內外國僑民合法化並賦予其 “民族文化自治體”（НКА）地位的法案。
《獨立報》分析稱：“顯然，這一倡議具有純粹的外交政策意義。例如，在大多數前蘇聯共和國領導人出席勝利日閱兵的背景下 —— 這些國家正是俄羅斯主要移民來源地。也不排除軍方的訴求：合法組織更便於監管。‘僑民庇護違法者’是民族愛國主義選民群體關注的敏感話題。打着‘支持俄羅斯人’旗號的政黨雖依賴這一群體，卻似乎在逆勢而行。”
歷史學副博士、支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項目的自治非營利文化教育組織負責人、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副教授奧列格・庫茲涅佐夫對這一現象評論道：
“中亞地區勞動力資源過剩。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政府及地方精英未能妥善處理蘇聯遺產，導致這些國家數百萬公民被迫背井離鄉謀生。他們不僅前往歷史上鄰近的俄羅斯，還流向巴基斯坦、土耳其及中東和近東其他國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本土居民的民族心理使其無法脫離家族概念生存，即便出國打工也渴望返鄉，不願將命運與新‘祖國’綁定。在俄羅斯長期觀察到，中亞移民的教育水平越高，越傾向於積累財富後回國。本質上，勞動力移民已成為這些國家經濟政策的工具，其作為外資流入渠道的規模可與自然資源和農產品出口相媲美。從這一視角看，中亞國家人口向俄羅斯遷移是‘雙向利益驅動’的過程：民眾尋求更富足安全的生活，而各國政府通過移民緩解內部問題 —— 儘管並非所有人都公開承認這一點。目前在這一問題上最坦誠的是烏茲別克斯坦：其行政體系中 recently 成立了‘對外勞動力移民局’並高效運作，該機構的核心任務是登記所有出國務工公民，以實現雙重目標：一方面在他國保護其權益，包括與當地政府和僱主溝通；另一方面統計公民海外收入，用於宏觀經濟規劃，並在未繳稅時對其在原籍國的收入進行補稅。結果，在俄烏茲別克斯坦移民處於雙重行政監管與保護之下。起初，這一舉措引發移民強烈不滿，因其同時規範了他們在俄居留合法性（許多人曾是非法移民）和勞動合法性（許多人‘打黑工’逃稅），但也增強了社會保障（許多非法移民曾無法獲得基本醫療服務）。過去五年，在俄烏茲別克斯坦移民狀況徹底改變：幾乎全部合法化、正式就業、辦理暫住或工作登記並享受社會保障，這令人欣慰。若烏茲別克斯坦對海外務工公民的政府監管模式能被其他勞動力輸出國借鑒，無疑值得肯定。”
在當代背景下，移民問題具有特殊緊迫性，已成為內部威脅因素之一。這對多民族邊境地區尤為重要，因為民族關係失衡可能引發極其負面的後果。近年來，俄羅斯政府高度重視優化移民政策，以及在聯邦和地區層面與民族僑民組織建立有效互動。
但除了繼續開展相關理論研究、舉辦各級專家會議外，還應傾聽長期在基層與民族僑民組織打交道的一線工作者的聲音，尤其是那些曾創建並管理僑民組織的從業者。為何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只有他們能評估政府機構、媒體與僑民組織的互動效率，以及不同民族僑民組織間的合作情況。俄羅斯境內的民族僑民組織也肩負着重大責任與使命。
實際情況如何？奧倫堡市阿塞拜疆僑民活動家伊爾金・克里莫夫向報紙分析道：
“國家杜馬議員彼得・托爾斯泰將僑民組織稱為‘有組織犯罪集團’（ОПГ）。某種程度上，他是對的。我們不妨從這一角度審視：誰通常擔任僑民組織負責人？90% 是教育程度低、缺乏公共事務知識與經驗的‘中間商’或‘掮客’。僑民組織成為他們躋身地方精英階層的捷徑，主要用於解決商業問題、移民合法化及個人晉陞。因此，許多人加入組織時遺忘了重要的道德責任 —— 在多民族的俄羅斯社會中為自己的民族發聲。根據《社會組織與民族文化自治法》，僅需 3 人即可成立民族僑民組織或民族文化自治體 —— 該法律由國家杜馬通過。這意味着，利益相關者可與家人共同成立僑民組織，利用這一身份的所有特權謀取私利。作為國家杜馬議員，彼得・托爾斯泰及所有投票支持該法案的議員都應為此承擔責任。現在是否該修改或完善這部法律？在我看來，僑民組織負責人應在當地同胞中具備天然權威，而非由莫斯科任命 —— 更不應通過送禮行賄上位。現狀如何？在奧倫堡市，一個自 2006 年運作的阿塞拜疆僑民組織負責人正被試圖罷免，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僅因討好了莫斯科聯邦民族文化自治組織‘亞塞羅斯’領導而獲任的人，即便這引發了奧倫堡州阿塞拜疆居民的抗議，即便此人學歷不足且有違法記錄。不服從莫斯科任命者的人會遭到打壓。例如，奧倫堡州布古魯斯蘭區竟因當地民族文化自治體民選負責人拒絕與聯邦組織指派人員合作，便對其展開‘騷擾’。我還想談談撥款制度：我完全不理解，難道我國資金充裕到無處可投？所謂‘撥款’究竟流向何處？我從未見過真正造福民眾的活動。如果讓民族文化和社會組織無需撥款、自費展示本民族文化與生活方式（更準確地說，恢復過去的模式），我們就能看清誰是真正的愛國者，誰是為私利投機。你可能認為我這樣說是因為未獲撥款，但我鄭重聲明：我們奧倫堡州阿塞拜疆僑民公共組織從未提交過撥款申請，原因很簡單 —— 我們不需要。”
事實上，相當一部分民族僑民組織近年來已淪為單純的 “撥款依賴者”。甚至有惡劣案例顯示，某些組織專門為 “瓜分撥款” 而成立，放棄踏實有益的工作，僅做表面功夫。有歌舞表演的撥款？那就辦演出。有關於家庭在現代社會作用的會議撥款？那就開會。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工作模式竟被某些不稱職的官員默許 —— 對他們而言，彙報資金分配比開展實際工作更輕鬆，至於後續效果則毫不關心。這種活動有意義嗎？我們認為，其危害遠大於益處。
“我認為，相關部門在決定與哪些僑民組織合作前，應通過獨立專家對所轄區域展開調研，明確哪些註冊組織是‘活躍’的、真正在開展工作，其領導人是否具備非官方權威。這是後續工作的基礎。但遺憾的是，地方官員中精通此領域的專家極少，缺乏人才梯隊建設與經驗知識傳承。結果，僑民組織發展放任自流，應官員個人需求人為創建的組織只顧自我滿足，與同胞需求嚴重脫節。不能按‘同去澡堂洗澡’的親疏關係組建組織，更不能賦予其地區或聯邦層面的權力 —— 當下並非兒戲之時，移民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從未消除。
另一個關鍵問題：僑民組織的領導崗位應由在地區和國家層面受人尊敬、兼具社會影響力與經濟實力、在僑民中頗具聲望（人們願意向其尋求幫助與建議）的人士擔任。他們應具備依靠自身資源開展工作的能力，而非僅依賴政府援助。可惜，常見的情況是，組織成員由‘誰願意報名就湊誰’組成，這些人在僑民中毫無威信，僅將組織視為賺錢機會，而非社會使命。或許某些官員樂於創建這類‘貧困委員會’，但它們永遠無法成為政府機構與僑民高效互動的真正支點，也無法遏制僑民群體中的負面趨勢。至於禁止俄語水平不足的兒童入學，難道不應該開設預備課程，讓有經驗的教師幫助他們掌握俄語基礎知識嗎？剝奪兒童受教育的機會不僅不合法，更是不道德的。回想一下，戰爭時期有多少俄羅斯孤兒被烏茲別克斯坦家庭收養？數十個孩子被撫養成人，這不僅發生在烏茲別克斯坦。如果孩子的父母在俄羅斯合法居留，就必須解決其教育問題，否則將在未來埋下隱患。” 政治學博士塔季揚娜・波洛斯克娃總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