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提出“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的戰略目標，進一步彰顯了國際傳播在新聞傳播學科中的重要地位，顯著拓展了其理論與實踐的內涵與外延，觸及國際關係、跨文化傳播、社會化傳播與文明互鑒等更深層次維度，突破了傳統國際傳播的框架，形成了國家戰略驅動下國際傳播自主知識體系的生成路徑。舊有範式與新興範式的加速交替，使學科發展呈現複雜而動態的全新特性。本文從範疇、理論、機制、實踐與技術等多個層面深入分析，旨在總結以“全球共通”為牽引的中國國際傳播領域的新變與趨勢，探討其對學科發展與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深遠影響。
【關鍵詞】國際傳播 全球共通 文明互鑒 人工智能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中確立了“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的戰略目標，為中國國際傳播體系的建設與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和依據。《關於開展2024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工作的通知》明確指出，支持高校面向國際傳播等關鍵領域布局相關專業，有的放矢培養國家戰略人才和急需緊缺人才。國際傳播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正成為新聞傳播學及相關領域發展的勝負手。
2024 年，國際傳播持續成為學術熱點與前沿議題。各類學術會議頻繁召開，諸多高校增設國際傳播相關專業學位點。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研究人員數量急劇增長。如何洞察當今國際傳播的熱鬧、浮躁與焦慮?顯然，舊有知識體系已難以滿足國家戰略需求。《決定》關於國際傳播的表述，極大突破了傳統立足於主流媒體和國家行為體的框架局限。中國國際傳播實踐與國家戰略框架，正展現出戰略驅動下自主知識體系的生成路徑，有別於傳統自下而上的學科演進模式，這也凸顯了學術界的被動與迷惘。在此背景下，審視國際傳播研究的成果與得失，推動政策、實踐與學術驅動的協同發展，實現理論與實踐深度對接，是國際傳播研究的核心議題與學科發展的重要動力。
當前，國際局勢的動蕩與技術變革的加速正推動國際傳播在範疇、理論、機制、實踐與技術等多個維度發生深刻變革。在全球範圍內民粹主義與“逆全球化”思潮不斷湧現的背景下，“全球共通”作為國際傳播研究的核心理念創新，不僅為國際傳播邁向引領性學科注入新動能，也為其承擔更為重大的學術使命與社會責任提供了有利條件。
範疇之變：《決定》彰顯國際傳播國家戰略的新格局
範疇是概念的初始結構，通過對事物的歸類整理，揭示其共同屬性。從學術視角來看，國際傳播並非新興現象，其實踐貫穿了整個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從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到近現代的跨國信息流動，國際傳播早已存在且不斷演進。國際傳播不僅是傳播學的一個分支，還與政治學、國際關係學、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深度交織，構成了一個複雜的知識系統。
《決定》將國際傳播納入國家戰略，重新定義並拓展其內涵與外延。傳統國際傳播側重信息傳播與文化輸出，而《決定》強調“構建多渠道、立體式對外傳播格局”，通過多樣化傳播方式和跨文化交流，提升中國話語和敘事的全球影響力。這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對國際傳播的深刻理解與創新構建，為國際傳播的體制、話語與敘事升維提供了指引。此外，《決定》提出“建設全球文明倡議踐行機制，推動走出去、請進來管理便利化，擴大國際人文交流合作”，要求國際傳播研究在全球文明互鑒框架下深化拓展，而推動國際傳播格局重構也才能更好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決定》進一步揭示，國際傳播的核心在於“國際”，而“傳播”或“傳播學”是貫穿全局的基礎支撐。
中國式現代化涵蓋多領域建設及其與世界的互動，使國際傳播的範疇日益立體豐滿。基於此，國際傳播的學術研究不再是新聞傳播學的“自留地”，而是吸引了來自國際關係、黨史黨建等領域的跨學科增量。總體而言，中國國際傳播知識體系的生成主要通過兩條路徑實現：一是政策導向的學術化闡釋，以國家戰略、傳播能力建設等議題為核心，強調政策話語的主導作用;二是學術自主性探索，融合技術思維導向與人文主義精神。這兩者的結合共同推動了中國國際傳播研究的發展。然而，核心問題依然在於能否在概念、理論和範式上實現突破，在全球共通中建立有機對話，從而更好地服務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需求。
當前，中國國際傳播的定位正逐步擺脫以信息傳播為核心的傳統認知，轉而融入國家文化體制改革的整體框架之中。國際傳播格局的重構不僅是國內傳播體系的再塑，更關乎國際格局的深刻調整。應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高度，審視國際傳播的地位與發展方向，並與國家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協同推進。範疇的轉變為中國國際傳播研究帶來了廣闊的想象空間，隨之而來的理論、機制與實踐的深刻變革，也將在技術發展的互動中不斷演化與深化。
理論之變：“全球共通”引領下的學理探索與學科交叉
隨着國際傳播理論體系建設的不斷推進，本體論逐漸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傳統國際傳播以“文明衝突論”為錨點，通過“發展傳播學”“文化/媒介帝國主義”和“依附理論”等框架構建“你們”與“我們”的對立邏輯，長期主導西方國際交往理論與實踐。“數字共通”和“全球共通”視角的提出，為突破這一局限提供了理論創新。確立“全球共通”為國際傳播本體，標誌着理論體系的變革。該理論超越傳統的跨文化傳播、對外宣傳和公共外交等分立範疇，涵蓋基礎設施、信息數據、文化意義及主體間的共通性，並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範性理念為依據，為國際傳播研究與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開闢了全新路徑和發展空間。
在此基礎上，方興東等提出“國內—國際融合傳播”框架，指出“互聯網元架構”下的全球信息空間已根本性改變了以地理邊界為基礎的傳統國家行為體內涵。信息傳播的開放一體化逐漸消弭了國內與國際傳播的界限，使兩者相互交融。韋路等提出的“協同傳播”概念，強調在國際傳播中通過多方協作，系統化地生產、分享與傳播信息，以實現整體效益的最大化。史安斌等則通過分析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傳播實踐，提出不同於“全球北方”的傳播模式，倡導傳播研究轉向“新世界主義”。
“建設全球文明倡議踐行機制”是全球文明倡議提出後的重要部署，研究由此逐漸聚焦“何以文明”與“文明何以互鑒”兩大核心議題。虞鑫等從“文明”概念出發，批判當前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的國際傳播秩序及其唯一性敘事，提出應從生產力發展、人的解放與和諧文化傳統出發，重塑全球文明觀。張傑等提出“認同間性”概念，主張通過平等協商實現國家間認同與共鳴，促進文明互鑒。周敏等則提出以“韌性”為中華文明國際傳播的核心概念，強調靈活適應、協同包容與變革創新，從過程性視角探索中華文明傳播的現實取向，為完善國際傳播理論範式提供參考。
國際傳播作為研究的“十字路口”，展現出愈發突出的跨學科特性，國際關係學與區域國別學逐漸成為其重要的理論源泉。任孟山分析了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與國際傳播研究的關係，指出國際關係為國際傳播提供了實踐背景和象徵意義。二者理論耦合，可為國際傳播提供多元視角，並推動其回歸國際關係的現實語境。姬德強、張毓強提出，中國國際傳播應經歷從“走出去”到“走進去”再到“走出來”的演進邏輯，在區域國別學的支持下深化理論與實踐結合，推動跨領域合作與創新。
機制之變：“共通”觀牽引國際傳播體制機制改革
深化國際傳播機制改革聚焦理論調整與實踐導向，探索多元平衡路徑，並深化對體制改革與機制轉換的研究。“體制”側重於國際傳播的“組織”和“結構”，即制度框架、結構安排和運作模式。這不僅包括政府部門、媒體機構、政策法規等配置與安排，還涉及國際傳播體系各個環節的協同與運作，以及國際傳播基礎設施所產生的型構。而“機制”則側重於“操作”和“執行”，主要指運作與實施的具體流程、互動關係及運行模式。例如，過境免簽時空的延長與拓展，不僅提升了中國旅遊(China_Travel_)的國際吸引力，也展現了中國在開放與合作中的積極姿態，便利化政策為“全球共通”提供製度性保障，為國際傳播體制機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國際傳播基礎設施的長期忽視引發學術反思，並為改革提供了重要啟示。研究指出，美西方主導的“卡特爾化”規則亟待突破，中國的“數智絲路”應超越霸權邏輯，引領全球傳播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電信基礎設施深度融入社會發展，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新平台，但南北資本不平等與技術競合帶來的挑戰不容忽視。這些研究為推動國際傳播體制機制創新提供理論視角，倡導合作共贏與技術共享，以構建更加公平、包容、共通的傳播體系。
國際傳播的“主力”下沉至地方成為重要趨勢。我國地方正逐步以“全球地方”的新姿態，在一個更大的空間範疇、文化範疇和政治經濟範疇內展開全球性交往。張志安等認為，不同城市通過產業化、區域化和數字化路徑，結合自身特色與全球敘事，形成獨特的國際傳播模式。同時，各地國際傳播中心的建立奠定了“萬船出海”的格局，組織體系持續升級。地方國際傳播中心通過平衡區位與全國、地方與全球關係，依託傳播能力升級與情感共鳴雙路徑，構建複合功能體系，推動國際傳播提質升級。
在國際傳播機制中，“精準傳播”已成為戰略核心關鍵詞。然而，正如王維佳等所指出，目前對精準傳播的理解存在偏差，研究多聚焦於數量統計層面的精準性，卻常忽視域外知識與實踐調研這一實現精準性與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基於此提出了“全球下鄉”概念，主張新興大國通過國家機制引導，採取規模化、建制化、長期化的方式向海外發展中地區輸送青年人才，以此積累與海外深度連接的知識與資源，破解國際傳播及人才培養面臨的困境。提升我國國際傳播效能，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機制，都應貼近目標國的敘事方式，實現精準“窄播”。
實踐之變：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與文化的“共通故事”
故事是人類聯結的紐帶，人類因“共享故事”而實現團結與協作。在我國國際傳播中，通過展現中華文化與全球共通價值觀，並以生動的敘事激發情感共鳴，更能深化國際受眾的理解與認同。
其中，在“講什麼故事”與“如何講故事”兩者之間尋找平衡成為重點。研究顯示，國際社交媒體平台呈現各自特色：X(原推特)偏重軍事與負面情感，抖音國際版(TikTok)更關注城市旅行美食與正面情感。軟性議題更易引發情感共鳴，而硬性議題傳播相對困難。此外，研究還表明，中華文化短視頻的柔性傳播(泛生活類)與隱性傳播(泛知識類)是提升國際傳播效果的關鍵。這啟示我們，中國故事傳播需注重內容選擇與情感傳遞，同時在多樣化議題和受眾中尋找更有效的傳播路徑。
越來越多研究者開始聚焦氣候、生態、城市、體育、非遺等具備全球共識的議題。這些議題因其跨民族、跨國別、跨區域和跨代際的共通特性，天然具備傳播潛力。同時，新的傳播現象不斷湧現，例如2024年《黑神話·悟空》的爆火，作為現象級國際傳播案例，標誌着中國文化全球傳播的新起點。林升棟認為，語境轉換、敘述跨層、內容創新、技術賦能和主體沉浸是實現經典作品現代化與全球傳播的關鍵路徑，《西遊記》所衍生出的影視、動畫、遊戲正是成功經驗。李子柒的復出為中國國際傳播注入了新的信心與希望。以鄉村生活為載體，其內容成功展現了中國社會的溫度與人文關懷。有學者總結，跨文化傳播的“邊緣策略”可通過講述“三個故事”實現：物質富足與技術進步的故事、展示開放包容的中國社會生活的故事，以及挖掘中國歷史與鄉村生活的故事。
文化跨境傳播需關注民間力量崛起與傳統內容創新，並探索全球化語境下的傳播形式。在數字內容傳播中，美西方媒體巨頭通過調整保持優勢，而中國的新興參與為其注入多元化競爭元素。數字文化“出海”正成為拓展國際傳播的重要方向，遊戲、網文、電影、短劇等逐漸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載體。例如，海外玩家在接觸國產遊戲時，由於文化差異可能產生解碼衝突，林玉佳指出可以通過遊戲內外的“文化增值”策略，得以實現認同，並推動其在國際傳播中的意義共享。而網絡微短劇憑藉“微短化”“連集化”和中西文化融合的特點迅速發展，以“小成本”運營探索敘事與美學新路徑，展現出獨特的國際傳播潛力。通過共同感知、情感與價值的內容構建，中國數字文化進一步增強了國際受眾的認同與共鳴。
技術之變：智能國際傳播的共通面向、效能與治理
社交時代正處鼎盛，智能時代的曙光已悄然浮現。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崛起正在推動國際傳播邁入全新階段，科技創新逐漸成為傳播的關鍵變量，甚至是決定性力量。從國際傳播1.0(大眾傳播時代)到2.0(網絡與社交傳播時代)，如今，基於ChatGPT、Sora 等智能技術的應用，國際傳播正式進入3.0時代。智能傳播深度融入傳播體系，正在重塑國際傳播的格局與規則。在智能傳播的推動下，國際傳播的要素與流程發生了根本性變革。不僅在傳統“5W”框架中創新，更邁向人機融合的複雜系統模式，開闢了國際傳播的新生態與新格局。
智能技術發展對“共通”實踐的兩大面向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它加速了全球信息流通，顯著促進了不同文化、國家和地區間的交流與互動，強化了人類文明的互聯性與共同體意識。技術驅動的“數字共通”使跨國界、跨文化的對話與知識的“共—顯”成為可能。常江等指出，人工智能在提升國際傳播的適應性和精準性方面具有巨大潛力，並通過跨文化融合的“第三空間”釋放了基於共情體驗的文化流動;另一方面，技術的躍升也帶來了信息傳播的失控與濫用，“反共通”力量的崛起對“共通”實踐構成了嚴峻挑戰。算法歧視、虛假信息傳播、國際輿論操控等新型風險，不僅削弱了信息的可信度，還進一步加劇了意識形態衝突的可能性。這些問題凸顯了技術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對全球傳播生態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
與此同時，國際傳播的效能評估機制也需隨着數智化進程不斷升級。研究指出，評估體系正從傳統的“受眾爭奪”向更複雜的“認知爭奪”轉型。這一變化推動了國際傳播由效果評估向“認知匹配—情感匹配—渠道匹配”模式的精細化轉型。以“推力—拉力—錨定”(PPM)理論為基礎構建高層次、長期性的評估與管理路徑，不僅提升了傳播效能，還為推動中國故事的全球化傳播提供了更加科學的策略支持。
智能時代的權力彌散與再中心化推動了國際傳播規則與框架的重塑，全球治理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用愈加凸顯。這要求未來的全球傳播治理應依託多元主體的協作，打破技術與文化的權力壟斷，確保各方在全球傳播中實現平等參與。2024年，《全球數字契約》(GDC)的通過被視為全球網絡治理的里程碑，標誌着在聯合國框架下全球數字秩序的重塑，重新協調了多方與多邊模式。鍾祥銘等指出，GDC應對了數字鴻溝等全球性挑戰，推動了開放、共識與自下而上的治理範式轉變。儘管多方與多邊模式之間仍存在衝突與協調難題，GDC為兩者的協同互補提供了契機，並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創造機遇。
餘論：呼喚國際傳播自主知識體系的到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伍德羅· 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信息自由流通”理念，藉此傳播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並強化其國際主導地位。“通”既是美國崛起為霸主的階梯，也是其維持霸權的核心策略。鄭永年認為，國家間競爭的本質在於制度，關鍵在於誰更“開放”。他主張中國應加快體制改革，通過“單邊開放”策略為改革提供外部動力，推動國家向更具活力與開放性的方向發展。
知識體系的自主更新是實現戰略驅動國際傳播的關鍵。中國提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實質是提倡“本土化”和“內生化”研究，同時體現了“去西方化”與“去殖民化”的發展方向。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包括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概念與話語是觀念的外衣，話語體系的構建是全球對話的基礎，也是實現國際認同的關鍵。黃典林等認為，國際傳播話語權的缺失源於知識生產主體性不足，應以反思性與主體間性思維，構建兼具本土解釋力與跨文化溝通潛能的傳媒規範理論，藉助歷史傳統、媒介角色與技術變革推動傳播秩序重塑與話語權超越。馬立明指出了概念的交流與競爭在國際傳播中的重要性，當前中國學界正通過文化覺醒與概念供給，探索如何通過知識再造推動中國概念“出海”，為國際傳播實踐提供助力。話語體系的建構融合了學術概念與地方性知識，其普遍化過程體現區域經驗與全球敘事的交融。這表明，當前中國國際傳播的核心任務在於對“全球共通”等理論的再創新與再深化，通過理論構建提升中國方案的說服力與適應性。
隨着數字文明興起，中國從“搭車”轉為“發車”，不再是工業文明的被動追隨者，而是平等交流互鑒，甚至在發展與治理中獲得領先的戰略機遇。這一轉變使中國在理論研究中，不僅與西方學術屆並駕齊驅，甚至在部分領域呈現引領態勢。“中國社會科學”應理解為“social sciences in China”，而非“Chinese social sciences”。中國國際傳播的自主知識體系，雖以服務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戰略需求為目標，但其根本仍植根於人類文明進步進程，是全球知識體系的一部分，而非獨立或對抗性的系統。其核心意圖在於構建包容性知識生態，而非取代西方體系。真正的自主是深層次的全球融入，尤其在國際傳播領域，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成為這一融入的關鍵任務。
本文系202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互聯網環境下新聞理論範式創新研究”(21&ZD318)階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何可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方興東系浙江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浙江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林宇陽系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