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經】
4月2日，特朗普宣布了“對等關稅”方案，按美國對所有國家的逆差計算加關稅幅度。其中對中國在現行稅率基礎上，再加34%的關稅。
瘋狂的舉動，動機如何？特朗普的真實意圖是什麼？中國強勢反擊後，形勢如何？了解美國歷史上的關稅起落，對這些問題會有幫助。
當地時間2025年4月2日，美國白宮，特朗普手持一份關於外貿壁壘的報告發表講話。
一、美國關稅史
美國的建國與關稅問題密切相關。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就是獨立戰爭的直接導火索之一。
英國取得對法國“七年戰爭”的勝利，但軍費負擔嚴重。1767年英國議會針對北美殖民地，通過了新的稅收法案《唐森德稅法》。北美殖民地大規模抵制英貨，英國派遣大量軍隊彈壓。1770年英軍以保護執行關稅條例的官員為由，開槍打死抗議民眾4人、打傷6人，製造了“波士頓慘案”。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頓8000多人集會抗議，晚上60名“自由之子”化裝成印第安人上了茶船，將英國東印度公司三條船上的342箱茶葉全部傾倒入海，這就是“波士頓傾茶事件”。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較北美私茶便宜50%，而且免繳高額進口關稅，打擊了當地茶葉生產銷售，因此成為反抗目標。
波士頓傾茶事件
之後英國封閉波士頓港、取消馬薩諸塞灣省的自治地位、英軍進民宅搜查，加強統治。1775年4月19日，北美獨立戰爭在萊剋星頓打響了第一槍，反抗的就是英國對殖民地徵稅和制定法律的權力。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和美國當時都有不少殖民者，只是加拿大選擇了繼續和英國一夥，並且在1812年戰爭中和英國一起燒了白宮。歷史上，加拿大多次面臨被美國吞併的說法，只是親美國的往往南下發展，削弱了支持吞併的力量。中國輿論場中對這些歷史不熟，才會對特朗普讓加拿大加入美國的說法感到詫異。
美國獨立之後，關稅是聯邦政府支配性的收入來源，遠超想象。19世紀上半葉，關稅占聯邦政府收入80%-95%，關稅就是美國政府的“支柱產業”。
美國最早的關稅法案於1789年由首任總統華盛頓簽署，是建國以來第二部法律，目的是為聯邦政府創造收入，同時保護國內行業。外國貨物抵達美國港口，由聯邦財政機構收取進口稅，各商品種類有5%-15%的詳細稅率。各州無權自行制定關稅，憲法規定各州之間商品流通免稅。此後美國歷史上有多個影響重大的關稅法案。
建國後，關稅對於美國聯邦政府來說作用很大，與其它國家顯著不同，可以說是“關稅立國”。與宣傳印象相反，歷史上美國極為重視關稅的保護主義作用，不支持“自由貿易”。根本原因在於，北美相對歐洲與英國製造業水平較低，美國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第一任財長，重要政治經濟學家，但沒當過總統）為代表的開國元勛們得出結論：製造業是國家安全問題，特別是戰爭物資的生產。
漢密爾頓在《製造業報告》中提出，保護性關稅是快速工業化的槓桿。當時全球焦點產業是紡織業，和現在的芯片業類似。英國對美國封鎖紡織技術，禁止出口紡織機器、機器模型，禁止紡織人才移民美國，試圖壟斷全球紡織工業。相比美國手工制服裝，英國紡織品便宜30倍以上。
但美國已經有些工業基礎，英國的封鎖必然失敗，只需要塞繆爾·斯萊特這樣一個懂紡織機器的人就解決了大問題。1789年，斯萊特從英國偷跑到美國找機會，建了13家紡織廠，讓新大陸進入了新型先進機器代表的工業時代，成為“美國工業革命的奠基者”。到1809年，美國有62家紡織廠。新機器讓美國紡織服裝生產力大幅提升，雖然比起英國產品成本仍高，但關稅政策在早期起到了保護作用。
關稅政策從很早就是美國工業發展的支柱性政策。如19世紀初，美國商船裝載的進口貨物有10%關稅優惠，用以支持美國商業海運。
關稅政策分歧也是南北戰爭的重要根源。北方發展製造業，主張高關稅；而南方依靠種植業棉花出口，主張低關稅、自由貿易。1828年經過激烈爭議通過的《1828關稅法案》（俗稱為“醜陋關稅”）將平均稅率提高到25%，對鋼鐵、紡織品等關鍵工業品提升至25%，棉紡織工業的實際關稅高達71%。
這更多體現了北方鋼鐵與紡織工業的要求，針對的主要是歐洲和英國廉價商品競爭，而南方種植園主受到出口收入銳減、進口商品價格暴漲的嚴重打擊。南北矛盾由此爆發，如南卡羅來納州廢除了1828年關稅法案，並揚言退出聯邦。著名的南北戰爭也是各種矛盾累積的結果。
美國、英國、法國平均實際關稅，1830-2010
在北方的主導下，1830年代美國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關稅稅率，超過了50%。此後發生了有些戲劇性的變化，關稅降低至10%-20%了。
民主黨那時以南方為基地（南北戰爭後跑到北方發展，和共和黨換家），在國會佔據了優勢，1830年和1832年兩次降低關稅稅率。當時歐洲在拿破崙戰爭後有較長時間的和平，自由貿易理念興起，對美國也有影響。1837年美國發生嚴重經濟危機，也需要降低關稅促進貿易。降低關稅帶來的貿易增長還提升了關稅收入，如1855年關稅稅率降低到20%，關稅收入卻比十年前翻倍了，達到5300萬美元。新加入聯邦的中西部地區也受益於農產品出口，傾向自由貿易，支持降低關稅。
共和黨（1832-1852年叫輝格黨）仍然因工業自主發展需求支持高關稅，在1840年選舉勝利控制國會後，1842年法案又重新提升了關稅。1846年民主黨又控制了國會，再次降低關稅至25%。總體是拉鋸的節奏，但內戰前是民主黨控制更多。1857年，民主黨與無黨派聯盟將關稅降低到了15%。
轉折點是南北戰爭（1861-1865年）的到來。1861年部分南方州宣部脫離聯邦，南方來的參議員走了。北方控制的國會立刻提高關稅，後來通過了《1864年關稅法》，將平均關稅稅率提高到了47.56%。法案目的是支付戰爭費用、保護北方工業和鐵路補貼。林肯總統宣稱：“給我們保護性關稅，我們將擁有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南北戰爭，從經濟意義上說是美國工業與關稅發展方向的鬥爭。結果是主張保護主義的北方，戰勝了主張自由貿易的南方。此後美國與歐洲相比，有相當長的高關稅期，歐洲自由貿易理念與實踐繼續發展。
戰爭結束後美國關稅有所回落，但維持高位。此時共和黨控制着局面，部分民主黨人跑到東北發展，轉而支持高關稅，但民主黨總體上以“損害消費者利益”、“促進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為由支持自由貿易與低關稅。在1880-1900年美國內部的關稅鬥爭中，民主黨的克里夫蘭和共和黨的麥金萊是代表人物。
克利夫蘭在1884年和1892年兩次當選總統，間隔了一屆，在特朗普之前，他是唯一任期不連續的總統。在克利夫蘭力推之下，1890年代美國關稅降低了一些。
麥金萊1896年和1900年當選總統（1901年9月遇刺去世）。他繼承共和黨傳統，強烈支持貿易保護主義，以高關稅保護新興產業和製造業，免受外國競爭衝擊。保護主義是麥金萊的標誌性立場，他也因此成為美國歷史上著名的高關稅代言人。
因為這些歷史，特朗普對麥金萊非常推崇，2025年上任後立刻簽署法令，將阿拉斯加最高峰重新命名為“麥金萊山”。特朗普稱麥金萊為“關稅之王”，在就職演講中如此評價：“麥金萊總統通過關稅和才智讓我們的國家變得非常富有，他是天生的商人，為西奧多·羅斯福的許多偉大成就提供了資金”。
美國平均有效關稅，1890-2025
1900年之前的美國關稅史較為生僻，中國輿論對特朗普的關稅立場來源不太清楚，憑印象認為美國傳統上是支持低關稅自由貿易的。進入20世紀以後的美國確實如此，但也有一次明顯的加關稅行動。
麥金萊遇刺後，副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接任，之後美國關稅不斷下降到6%了。根本原因是經過多年發展，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效率最高的製造業大國。廉價的美國製造業產品衝擊英國與歐洲大陸，在克利夫蘭時期就有體現，要求自由貿易也有相當道理，所以麥金萊才需要以激烈的保護主義主張與之對抗。1900年美國鋼鐵產量1140萬噸，佔全球43%，如今中國以超10億噸的巨大產能才能與之相比。
美國成為全球“製造業之王”之後，仍然有製造商和工會等利益團體要求高關稅。但降關稅更符合美國的競爭優勢，即使共和黨內部也分裂了。經過十多年拉扯，美國關稅在1920年降到了6%的低點。其中有個因素是美國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大發“戰爭財”，關稅收入反而顯得不太重要了。
1922年，共和黨重新贏得大選，關稅又開始上升。即使在美國擁有全球貿易優勢的時期，保護主義的傳統仍然極為深厚，無數次在大選中成為焦點議題。但在1929年大蕭條爆發之後，這個傳統出了大問題。
從現在的觀點看，美國大蕭條的原因很複雜，但怎麼也不可能是因為低關稅導致的外國產品衝擊。1929年4月大蕭條還沒爆發，斯姆特與霍利兩個參議員提議對歐洲農產品加稅，保護美國農業。就和現在一樣，許多政客也開始往裡面加保護條款，算是常規行為。
1929年10月24日美股崩盤，大蕭條正式開始，失業率暴增，社會氣氛慘淡，美國政客需要找替罪羊。國會通過法案後，1930年6月，胡佛總統不顧上千個經濟學家聯名勸阻，被政治氣氛裹挾，簽署了《斯姆特-霍利法案》，對上千項外國產品加高關稅。加拿大和歐洲多國報復，對美國產品加關稅。1933年美國出口只有21億美元，相比1929年的54億美元降低了61%。全球貿易額也因此暴跌，從1929年到1934年，全球貿易總量下降了約66%。
有的分析說，本來大蕭條沒這麼嚴重，道指跌得不算大，瘋狂的關稅法案出來後，道指才真正大崩，跌掉快90%，關稅政策被認為是導致大蕭條的原因之一。全球貿易與美國貿易大幅下降，到底是大蕭條的結果，還是大蕭條的原因，說不太清楚。筆者傾向於認為，當時全球貿易額並不算高，約佔全球gdp的9%，比現在的30%要低不少，不應該是大蕭條的原因。
《斯姆特-霍利法案》發起者威爾斯·c·霍利（左）和里德·斯姆特（右）
但無論如何，大幅加關稅為本國經濟危機甩鍋，肯定是錯誤行為。富蘭克林·羅斯福1932年當選總統，在1934年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法》（就是上圖中的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終止了《斯姆特-霍利法案》的惡劣影響。從此美國關稅開始了歷史最長的下降期，到21世紀平均有效關稅甚至降到了2%的極低水平。直到特朗普2025年大加關稅，才大幅上升。
羅斯福降低關稅，方向是正確的，與其它國家通過談判放開市場，而非設置障礙。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事件留下了一個行政程序傳統：國會向總統授權與外國協商關稅。關稅對美國政府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要國會審批，總統簽署，以法案的形式出現，前面都是如此。但羅斯福政府面對的事態緊急，需要將關稅決定權從國會轉移到行政部門，提高效率。
羅斯福無法預料的是，這給特朗普留下了一個大空子，他只要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就能隨意對別的國家發出關稅威脅。美國體制里，總統的權力可大可小，受限制太多，搞錢就很頭疼。關稅成為特朗普最愛使用的大招，是歷史的不幸。特朗普將reciprocal（對等、互惠）胡亂解釋，將別國對美國的順差說成是對美關稅，是經濟學的鬧劇。
二戰後，美國有效關稅一再降低，引領全球貿易大發展，是歷史正確的方向。自由貿易能讓國家之間雙贏、互惠，wto（以及其前身gatt）實踐中還加上對窮國的照顧，這都是不錯的原則。
二戰結束後的相當長時間內，美國製造業實力冠絕全球。美國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的最大鼓吹者，要求別國對等放開市場，幫助本國公司擴大市場。這段時期的美國，連共和黨都認為關稅不是大事了，美元、金融、軍事等全球事務更為重要。美國會對一些國家加關稅，但一般是出於政治原因，並非經濟考慮。
全球經濟的發展，大大超出了美國歷史上關稅實踐設想的情況。在2000年之後的黃金髮展期，全球化達到頂峰，關稅似乎已是歷史遺留問題，應該在wto原則下不斷降低。wto談判進行了很多輪，非常艱難，但主要是窮國抗爭想要保留高關稅權力，發達國家居高臨下大談自由貿易。
美國政府重新開始重視關稅有兩個因素：全球化導致的製造業外遷和中國崛起，後者更為重要。1980年代美國開始全面轉向金融、服務業，低利潤的製造業隨着全球化外遷，2000年後外遷加速，中國就承接了不少美國公司的製造業務。中國以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力度與速度，全力發展製造業，在2010年以後製造業產出超過了美國，並大幅拉開差距。
等到2016年特朗普上任時，開始面對這兩個問題，但沒想清楚怎麼干。最後只是對中國商品加了明顯的關稅，還有很多豁免。拜登上任後沒和中國打關稅戰，豁免繼續，貿易衝突沒有擴大，只是高科技領域較量多。2024年美國進口關稅有效稅率只有2.5%，雖然不是歷史最低，也是較低的數值。
二、特朗普的關稅戰心理
了解了美國的關稅歷史，特朗普的很多關稅動機就好理解了，基本都有歷史背景，再加上特朗普慣用的“極限施壓”戰術，他的目的就非常明確了。
從美國歷史上看，特朗普加關稅的一個大目的，就是增加政府收入。美國建國初期，關稅甚至是聯邦政府的主要收入。如果特朗普將平均有效關稅拉到20%以上，以2024年進口額4.11萬億美元估算，“毛利潤”應該有8000億美元。考慮到談判降低稅率、必須品豁免、利益集團豁免等多種因素，會減掉不少，但怎麼也有大幾千億美元關稅收入可以盤算。
如果僅憑直覺，我們會很容易以為美國關稅收入沒多少，那是因為美國政府已經有很多年不靠關稅過日子了。結合上節的歷史，可以看下美國政府收入演化史。19世紀上半葉，關稅是支柱性收入。1862年南北戰爭時期支出暴增，消費稅又成為重要來源，個人所得稅也開始徵收（圖中深藍色），但關稅仍是許多年的主力收入之一。
進入20世紀，個人所得稅逐漸成為美國政府收入最大來源。1935年又開始收社保，企業所得稅也開始增加。關稅稅率下降，在政府收入中的佔比逐漸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了。
1924年，美國政府收入中關稅的佔比還在16.8%，到1975年只有1.3%了，總額只有36.76億美元。2024年，美國政府關稅收入838億美元，佔比1.6%。比例固然不高，但是2017年美國關稅收入是330億美元，幾年來通過加關稅增加了不少關稅收入，似乎“有潛力”。
如果特朗普通過大幅加關稅，哪怕有效稅率達到對所有國家都加的10%，也能有個4000億美元的收入，對捉襟見肘的財政確實是個不錯的補充。
特朗普的另一個動機，可以說也是加關稅的最大目標，就是回到歷史上麥金萊代表的高關稅保護主義傳統，促進美國製造業發展。這並不是特朗普發明的，而是共和黨的歷史傳統。特朗普出於歷史直覺，認為加關稅既能增加財政收入，又能讓製造業回歸。包括減稅，幫助企業經營，都是美國歷史上的發展經驗。
特朗普還有一個戰術動機，用關稅作為“極限施壓”的武器。他在上一任就有嘗試，這次全面出擊了，剛上任就對加拿大、歐洲、金磚國家等多國發起了關稅威脅。
4月2日，特朗普公布了炮製的“對等關稅”表，以一國對美順差除以出口額，作為關稅的計算值。這是一個典型的“極限施壓”動作，這種算式讓經濟學家看不下去，偷換概念到開國際玩笑了，但特朗普本就是大搞霸凌，早就不要這種體面了，用來當訛詐工具。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計算公式（註：美方經過所謂核算，將ε、φ兩個係數分別給定為4和0.25，所以二者乘積為1，該公式可簡化表達為，綜合稅率=美方出口額-美方進口額/美方進口額。）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網站
特朗普2018年開始和中國打貿易戰、關稅戰，他自認為是成功的操作。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美簽署，在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金融服務市場放開等方面，中國答應了一些條件，還承諾在兩年內額外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和服務。中方的意圖是靠經貿領域加深合作的方式穩定預期，和以前對美的辦法是一致的，只是金額比較大。特朗普會認為，極限施壓起作用了，是個成功經驗。
本來特朗普是準備拿着大成果，連任成功，再擴大對全球打關稅戰的。但人算不如天算，疫情讓特朗普非常狼狽、惱羞成怒、走向瘋狂，連任也泡湯了。
2025年，特朗普捲土重來，再次祭出“極限施壓”的法寶，對許多國家威脅加關稅。這種施壓對小國得手了多次，巴拿馬、哥倫比亞等小國服軟。這次越南被加46%關稅，連忙溝通說要對美零關稅，特朗普發推宣布勝利，都算是極限施壓的成功案例。
在與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關稅內戰”中，特朗普大體上能控場，但打得要複雜一些。加拿大歷史上和美國糾葛很深，鬥爭經驗並不少，不容易對付，特朗普也說很難搞。特朗普借口打擊芬太尼、非法移民，宣布對加拿大、墨西哥加25%關稅，後來又推遲、取消加關稅、給時間協商。經過反覆操作，特朗普逐漸換到了一些加拿大與墨西哥的妥協，算是“贏了”。
特朗普借口芬太尼問題，對中國兩次加10%關稅，但都沒有引發太大反應，中方僅對美國部分產品加關稅反制，主要是對毒品問題闡明立場。
資本市場對這些操作的反應都不大，美股還在2月中創了歷史新高。
通過一系列關稅操作實踐，特朗普認為自己是“天生贏家”。身邊人也無腦吹捧，50天50場勝利，贏麻了。於是特朗普無比自信，在4月2日搞了個“解放日”，拿出了很極端的關稅方案，對全球所有國家展開訛詐！
特朗普認為，接下來的劇本，就如美國財長貝森特說的，各國要爭相儘早找美國政府妥協，然後特朗普會減少一些施壓，觀察如何榨出更多油水。不少國家確實就是這樣打算的。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讓特朗普出乎預料。美股接連兩天大跌，指數都跌了約10%，市值跌掉6.4萬億美元。中國政府在4月4日宣布了力度極大的反制措施，11箭齊發，對美國所有商品加征34%的關稅，美股當天再次大跌。
在筆者看來，這正是中國一直在等的反制機會，時機已到。
三、中國關稅反擊
從美國關稅歷史中，也能分析出中國這次對美進行大力度反擊的底氣。
特朗普在關稅上打出了所有底牌，瘋狂地訛詐全球。這時，就是他最虛弱的時候，也是最佳的反擊時機。
筆者認為，特朗普在“關稅戰一直贏”的節奏中，犯下了冒進的大錯。胡佛成為美國歷史最差總統，是因為趕上了大蕭條運氣不好。但胡佛在1930年簽署法案，同意對全球猛加關稅，被國內政治壓力逼得做出了錯誤選擇。而特朗普2025年一手炮製了全球經濟的黑天鵝事件，冒進到主動對全球開打貿易戰，膨脹到瘋狂了。
中國從2018年起，一直在認真準備與美國鬥爭。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不斷出牌，中國也基本摸清套路了。而特朗普2025年4月2日的“解放日”行動，並無認真的後續動作準備，只想按以前的套路，等別國來妥協。中方的大力度反制，絕對出乎特朗普預料，也是美國難以應付的絕殺。
美國虛弱最根本的原因是製造業衰落了。加關稅能促進美國製造業發展，只是不懂企業實際運營的空洞想法。特朗普沒有發展美國製造業的成套措施，還不如拜登有智庫支持的成熟體系。
balaji srinivasan是著名的印度裔硅谷投資人、連續創業者、技術專家和未來學家，思想和觀點對科技行業影響力不小。他評論說，美國去工業化的一個癥狀是，許多評論者從未真正管理過實體企業。
上圖為美國汽車生產零部件來源，大部分汽車極為依賴外國供給。一個美國企業進口100萬美元零件，生產出產品賣120萬美元，毛利潤20萬美元。面對30%的進口關稅，它不會到本地生產零部件，因為“這等於只需要一點楓糖漿，卻被要求相當於種一棵楓樹”、“建立螺絲廠比為外國螺絲支付高額關稅要貴得多”。
這種情況下，企業只會以兩種方式應對，第一種是選用75萬美元的低價零部件，產品還是賣120萬美元，希望用戶接受；第二種是交30萬美元關稅，但產品賣150萬美元，希望能賣出去，在此之前，還得先借錢交關稅。
麥金萊時期，美國有全球效率最高的工人與工業發展體系，鼓吹高關稅發展製造業的道理還說得通。現在美國工人效率極低，加關稅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特朗普以為自己能和麥金萊一樣，是刻舟求劍、東施效顰。
而中國的反擊，也以全球最強大的製造業實力為基礎，加稅硬剛有底氣，而且商家不妥協、人民幣不貶值。
經過多輪美國關稅衝擊，中國本土商家已經形成了一致預期：加價應對美國關稅。美國買家要求中國賣家承擔額外關稅，但中國商家要分擔多少，就漲價多少，沒有承擔餘地了。特朗普加54%的關稅，美國買家讓中國賣家分擔一半，那賣家就漲價27%，全承擔也行，漲價54%。中國製造業在全球沒有對手，都是自己人在打。美國買家愛找誰都行，能到外國找到供應商早去了。就算取消訂單也沒辦法，賠本生意不能做。
還有很多美資和外資企業在中國生產，出口美國，業務會受關稅衝擊，如蘋果受影響最大。這些企業只是在中國生產，如何支付額外關稅，如何討價還價搞豁免，都和中國沒關係。如果這些企業想轉移生產線，經過這些年實踐，情況也清楚了，沒那麼好轉。即使下定決心轉移，也需要中國供應鏈配合。特朗普肯定等不及了，現在就得給說法。
2018年特朗普對中國加關稅，人民幣出現貶值，相當於所有商品對美國降價，買家賣家商量關稅的壓力就小了。這次特朗普加稅後，人民幣並未大貶，還有一次1000個基點的拉升，穩匯率的目標明顯。一些人說要人民幣貶值20%-40%應對，是胡言亂語。人民幣不會因為美國威脅大加關稅就貶值，現在已經是大幅低估了，會將價格壓力傳導出去。
2024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有1435億美元，中國對所有美國商品加稅，對美國公司衝擊也不小。美股因為ai泡沫吹不動了，已經在牛熊邊緣，壓力很大。股市對中美經濟的影響很不一樣，美國經濟和特朗普都無法接受股市崩盤、低迷。
近期黃金價格突破3000美元，對美元長期信譽是沉重打擊。全球央行已經對美元有了判斷，紛紛增持黃金。美債壓力也不小，2025財年前5個月（從2024年10月起）利息支出就有4800億美元。接下來10個月，美國政府每個月要賣超過1萬億美元的國債，才能應付歸還本金、償還利息、財政赤字的要求。4月4日大跌後，納斯達克指數已經從高點跌了23%，進入熊市了。這些情況，都對美國經濟有很大壓力。
在這樣的時間點上，特朗普卻對全球所有國家搞關稅訛詐。實力最強的中國已經強硬反擊了，別的有實力、有經驗的的對手也紛紛在行動，加拿大、歐盟都不會像小國那樣容易對付。
經濟學家都不看好特朗普的關稅行動，這個判斷不需要多高的水平。美國製造業積重難返，不是加關稅就能解決問題的，需要精細的產業規劃、耐心的戰略執行，也就是學習中國。
特朗普的本意，不是真想發起不可控的全球關稅大戰，他沒有這樣的預案。美國這屆政府草台班子作風明顯，已經出了不少錯漏。特朗普只是想極限施壓，然後對手被迫妥協，按他預想的方式談條件給好處，搞所謂“交易的藝術”。
我方有準備，對方無準備；我方耐心等待時機，對手瘋狂四面出擊。中國的關稅反擊已經痛擊了美國股市，在最合適的時機直擊特朗普的弱點，必將取得振奮人心的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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