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後，它忙不迭地更換了個母女下廚房的新版本，結果最高贊又是憤怒的評論：“什麼玩意兒，你還女孩時間上了。難道廚房就只是女性的場地嗎？這是默認女孩一定得做飯？真不知道設計者三觀何在，以後再也不喝可口可樂了，認準百事。”
被沖的是可口可樂，但談到此事，絕大多數人揶揄的是女性，言下之意，“現在的女人可太難搞了，不管怎樣她們都不滿意，到底要怎樣啊？”
在群里談到這個話題，我說，這個廣告文案其實可以改成這樣：媽媽下廚房時，爸爸說：“平日都是你做飯，今天我來。”
有男性群友說：“一樣的，極端女權仍然會攻擊說，365天里有364天都是女性在做飯。爭議性話題很難避免，哪怕是客觀現實。但憤怒的評論會自行找到可被攻擊的點。”
要說“365天里有364天都是女性在做飯”，那在很多中國家庭里也只是描述事實，談不上極端，如果說這是“憤怒”，那就去理解對方為什麼憤怒。
儘管乍看起來似乎怎麼措辭都不討好，但我們的重點不應該只是去嘲諷女權主義者“極端”，而要看到這憤怒情緒的背後，是女性長久以來的家務勞動不被看見、得不到重視。
中國男性在家務上的無能、懶惰，一直都是女性吐槽無力的熱點話題。有一回，群里有女性偶然談及自家老公下廚房搞得一團糟，一群女人頓時炸了鍋：
“本來就是不想做飯，才讓老公3塊錢買碗稀飯拎回家，從進門一直漏到餐桌上。每次幹個家務，都要在後面收拾半天。”
“不能讓老公幫忙幹家務，純屬幫倒忙….昨天敲衣服手很累，就讓老公幫我敲，結果半分鐘敲好了，我一看衣服敲破了。”
“男人有時確實沒用。出力吧懶得很，辦事吧拙得很……一件事都不能讓他做。”
“我跟我老公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你別動，老娘養你都成，你別幹活了。”
“我老公跟我說，大家都一樣，要我認命。”
“說得在理。關鍵我這做得多的人還要被做得少的人批評……而且他還喜歡號召我一起幹活，然後他干看着或者指點我幹活……這種日子他也只能找我這種不記仇的人一起過。”
男性主動做好家務是指望不上的，能作為幫手分擔一部分，別幫倒忙，那都謝天謝地了，男人們不僅樂得清閑，甚至連口頭上承認女性的付出都做不到——這恐怕就是大部分中國家庭的現實。
幾乎任何一個女人，在婚姻生活中都有大量這樣的抱怨，有時她們甚至都談不上“憤怒”，更多是恨鐵不成鋼的無奈，乃至哭笑不得。都這樣了，難道連情緒都還不能有？
有女性詫異地問：“男人做家務為什麼那麼笨？他們的班是怎麼上的？”答案是：他們認為職場才是男性的活動空間，而默認家務事是女性的空間，他們大不了幫個手，但既沒想過要把自己精力放在這上面，更沒想過要花心思把它做好。從這一意義上說，這種現狀無疑與社會文化默認的家庭內部性別分工息息相關。
在一線城市，不少家庭的日用開支遠超過房貸，但由於“女主內”的傳統慣習，日用開支往往由女性來承擔。有的女性因此半是自嘲半是苦笑地說：“以後不如換換，我來承擔房貸，一個月給一次錢就夠了，錢不多，還可以在外吹噓說家是我養的，有名有利，還不用做家務，真是好。”
現在，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意識到，她們的困境與社會文化默認的家庭內部性別分工息息相關，且這種模式是相當不公平的。然而，當她們發出這樣的憤怒聲音時，卻很可能發現男性根本聽而不聞。
每次談到這一話題，群里往往男女的立場截然不同：女性在憤怒控訴結構性不平等，但男性則大多輕描淡寫地認為這和性別無關，只不過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罷了，何況，“男人也有男人的苦”。
日前談起此事，我們在群里有一番論戰。專欄作家劉遠舉就說，他相信現在“男女平等”至少在一線城市早已深入人心了：
在中國當下家庭內部的家務問題，是具體的夫妻兩人之間的問題，而不是什麼性別問題。男女平等的觀念足夠了，老公不做，是自己老公個人的問題，不是性別問題。
現在的社會觀念，對於一個大城市、有文化的男人，足夠了。他知道對錯。所謂觀念夠，不是說觀念達到洗碗成為男人的自覺需求；而是說，這個男人知道，老婆讓自己洗碗，自己也該洗。至於他洗不洗，就是兩個人的感情問題，而不是社會觀念問題。
總之，對於高學歷、大城市群體，觀念已經足夠了，不願意做，老婆要求還是不願意做，那就是不夠愛老婆。家庭的負擔，從來都是因為愛。這都是個體問題，沒必要外化為一個全社會的性別問題。
他進而認為，性別分工是“正常”的，女權只談文化構建，迴避了生理基礎的差異，“老公不洗碗，我不和老公吵，我呼籲社會來改造他，把家庭問題，外化到社會，呼籲觀念改造，達到強製程度，這肯定是不對的”，因為人性無法改造。最終，這隻能是“一個具體的人去解決一個家庭中具體的問題”，要說女性的勞動沒被看見，那也只是她老公看不見，僅此而已。
他說了這番話後，群里另一位男性立刻表示“同意”，還舉了一個身邊的例子：一個上海家庭，妻子四十多歲，從沒下過廚房，兒子是阿斯伯格綜合征，多年來當媽的只陪着去過一次醫院，當爹的不但每周帶着去，平日還要掙錢、做飯、接送兩個孩子，“你猜這家結局怎樣？女的出軌了。他老丈人對女婿說：我要是你，早把我女兒趕出門了，啥事也不幹。所以你看，每家都不一樣，幹嘛啥事都歸結為性別問題？”
另一位財經作家關不羽也贊同，認為“在技術解決方案出來前，家務勞動就是個合理分工問題”，而當下男女基於生理特點分工挺合理的，沒什麼問題：
任何勞動的價值，都不可能有一個客觀公正、置於四海皆準的客觀評價標準。家務勞動更是如此，其勞動價值由於缺少價格工具，主觀性更強，無法客觀衡量。具體到每個個體，還涉及到興趣偏好，就更不好說了。非要用先進思想去改正，挺荒唐的。最終只有婚姻解體，才能解決，家庭問題被外化為性別問題。性別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無數家庭的婚姻問題的外化。
他強調：“根本解決肯定是技術解決方案，而不是先進思想。”反過來，劉遠舉則相信：“家務機器人也解決不了，還會有新問題。因為個體問題，會不斷外化成社會問題。”
我可並不覺得“觀念已經足夠了”，相反還差遠了。我們這個社會的觀念之保守頑固，現在只不過稍有觸動而已。如果去問問女性，有多少人覺得“男女平等已經深入人心”？男性才覺得“夠了”，甚至有不少人叫嚷都“過了”。
很多男性的立論，都否認了家務勞動分工的不平等，主張那不是一個性別問題，而是家庭內部的個人問題，也就是說，女性能否找到一個老公來分擔家務，取決於對方的人品，有時是生理差異的自然分工，和社會文化的性別規範無關。
按照劉遠舉的觀點，男性承擔家務，並不是他應盡的責任，而是因為他愛老婆。照此推論，男性一個人生活，他可以不做家務，何必呢？他不需要為了表現愛另一個人而去做家務。
沒有哪一種分工是“自然”和“正常”的，除非我們的社會文化使之“自然”和“正常”。這在人類學上有足夠多的案例，女性也可以生完孩子把孩子扔給老公帶，只要當地社會文化認為這天經地義。所謂“愛”，恰恰意味着男性內心覺得“這原本不是我應該做的，我只是因為愛老婆才這樣做”。
我也不認為技術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問題的關鍵是女性在家務勞動分工中處於一種結構性不平等的困境，其付出恰恰因為我們社會文化的合理化機制而被視為理所當然，因而不被看見、得不到承認。
說到這一點，關不羽反唇相譏：
那怎麼叫“得到承認”？天天發小紅花？評五一勞動獎？這還是勞動價值論作祟。勞動的價值體現在收益，打工的勞動價值體現在收入，家務勞動的勞動價值體現在生活質量，“勞動崇高”“勞動光榮”，這不是啥先進觀念，而是語言賄賂，無論是哪種勞動，都不是靠語言賄賂體現價值的。家務勞動分工、家務勞動的價值體現，外化為性別問題，才是離題萬里，因為這個題，用這個方式根本無解。
僅僅承認女性家務勞動的價值，當然不足以解決問題，因為那有可能出現一種狀況：女性得到了小紅花，但活仍然是她在干。也就是說，沒有帶來改變的反思，確有可能淪為“語言賄賂”。然而，看見女性的困境，難道就只是誇幾句？當然不是，那是為了反思不合理、不平等的結構。
這裡最關鍵的一點，不是哪個細節，當然更不是個案，而是對現狀是否持有批判性態度。如果已經認可性別分工是“合理”的、“正常”的，那勢必就無法理解女性因此而來的憤怒——實際上，讓女權主義者最憤怒的，就是這種接受文化的合理化而不自知的固執，因為那根本沒有在傾聽。
女權主義經常被看作是“挑刺”和“難搞”，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不被傾聽，也無法認可社會現實的“合理”和“正常”。從這一意義上說，女權主義之所以是女權主義，就在於它首先是批判現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