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德國又要大選了。
就職時躊躇滿志的朔爾茨（olaf scholz）沒幹滿四年任期就被迫下台，“躋身”戰後在位時間最短的總理前三名（其他兩位分別是路德維希·艾哈德和庫爾特·喬治·基辛格）。在他的領導下，德國全方位的下行趨勢愈發明顯：社會矛盾加劇，經濟發展低迷，右翼勢力變強，外交政策“迷離”，國力自信殆盡。
2月23日，德國將舉行新一屆聯邦議會的選舉。目前，各黨正在自我打氣，相互撕咬，盡情許願，進行最後的衝刺。
每次大選前街頭隨處可見的政黨競選標語和各種許願：“凈收入肯定更多”（圖左/社民黨）、“是時候做些改變了”（圖中/基社盟）、“減少官僚主義，增加凈收入”（圖右/自民黨）
那麼，未來的政府是否能應對新的國際形勢，是否能恢復經濟元氣，是否能凝聚社會能量，是否能做到外交自主？這些都是德國民眾和國際社會非常關心的問題。
筆者將從“交通燈”聯合政府的失敗說起，進而分析各政黨目前的狀態和未來政府可能的組合。
“交通燈”為何瞎了？
2021年12月初，德國新一屆聯合政府，即所謂的“交通燈”政府，在經過艱難的磋商後正式問世。
這屆政府之所以被稱為“交通燈”，是因為社民黨（spd），自民黨（fdp）和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的代表色恰好是交通燈的三個顏色：紅黃綠。
雖然自民黨傳統上更多是代表富人和經濟利益，而紅綠兩黨則屬於偏左的政治派別，但當時三方對未來合作表現得還是相當躊躇滿志、信心十足的。它們自稱是“進步聯盟”，決心要在社會、衛健、家庭、住房、環保、數字化和養老金領域做出與時俱進的政績來。
其實，從新政府列數的這些改革領域來看，左派的手筆躍然紙上。自民黨在三黨中得票最少，黨魁林德納認為，只要抓住政府的“錢袋子”，施政綱領中經濟筆墨淡些就淡些吧。更何況，三黨在政府中的代表人物，總理朔爾茨（社民黨）、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綠黨）和財政部長林德納（自民黨）的私交一度還不錯。記得在新政府成立的記者招待會上，林德納露骨地恭維朔爾茨將會成為“德國最棒的總理”。
誰曾想，新政府開張才三個月，一場近在咫尺的“熱戰”不期而至。
2022年2月24日，俄軍從三個方向大舉突入烏克蘭。此舉不僅讓基輔政府慌了手腳，也徹底打亂了德國“交通燈”聯合政府的施政計劃，在不知具體該如何的情況下，柏林“匆忙”而“堅定”地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援烏大軍。
之所以說“匆忙”，是因為德國政府並未做好任何精神和物資準備，這點從它開始時大張旗鼓宣傳援烏“5000頂鋼盔”這件事上便可看出；之所以說“堅定”，是因為朔爾茨在烏克蘭問題上對美國拜登總統亦步亦趨，至今依然強調不會放棄對基輔的支持。
但是，無論是美國還是德國，很長時間內都低估了這場戰爭的“燒錢”能力以及帶來的政局變化。俄羅斯固然沒能速戰速決，因為莫斯科沒想到最後它面對的是整個北約軍事組織。同時，歐美政治、軍事、財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亦未能給戰事帶來有利於烏克蘭的根本性轉機，相反，烏軍在東線越來越吃緊，暗殺突襲、殺入俄境等行動均未能扭轉戰局。
這時，德國政府慢慢意識到，俄烏戰爭就是一個“無底洞”。可是，“與烏克蘭共進退，打多久就支持多久”這樣的話都已放出了，朔爾茨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
根據德國外交部提供的信息，俄烏戰爭兩周年時（2024年），德國採取的包括人道、資金和裝備等各類援烏措施，總價值已達370億歐元，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施援國。
問題是，誓言誠可貴，金錢卻有限。援烏負擔於是便為“交通燈”聯合政府的最終破裂埋下了伏筆。
從左至右分別為德國財長林德納、經濟部長哈貝克、總理朔爾茨 資料圖：德媒
作為財政部長，自民黨主席林德納必須想辦法“開源節流”。可是，如何“開源”？
戰爭開始後，德國政府不得不積極加入制裁俄羅斯的行列。這首先意味着，長期依賴俄羅斯能源的德國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能源獨立”。結果是，柏林一方面在國際能源市場高價搶購本來已被其他國家訂購的油氣，或高價從第三方（如印度）買入俄羅斯能源，另一方面國內民用和工業用能源價格大幅增長，國家不得不出資減緩百姓和企業的能源費用壓力，而這還只是財政負擔的一個方面。
俄烏開戰後，德國接納了大量的烏克蘭難民。根據2024年的數據，德國共接納了124萬烏克蘭難民。這些難民直接進入德國的社保體系：每一位單身難民每月可獲得563歐元的“公民津貼”（bürgergeld），其伴侶每人每月506歐，此外還要承擔他們的租金、供暖、醫保等補貼。
按理說，出現像俄烏戰爭這樣的突發事件，聯合執政的三黨應儘快重新商討，修改戰前制定的聯合執政協議中的財政預算部分。可惜，這麼重要的彌補措施居然一直都沒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不得不說是整個精英層的失誤，因為即便執政黨沒顧上，在野黨不提醒（畢竟它沒這個義務），那執政黨在各部的專家團隊為何沒提醒政府？
屋漏偏逢連夜雨。俄烏戰爭打亂了德國政府的步伐的確不假，可它自身的政策也很成問題，常常帶有太強的意識形態色彩。
譬如，能源轉型沒有因勢利導，而是按照綠黨的理念強行貫徹。
在經濟方面，政府急於扭轉所謂依賴中國市場的尷尬局面，等於再斷自己的一條胳膊。德國不少龍頭企業過於短視，未及時完成長遠布局，導致在國際競爭中嚴重落伍。
從2015/16年至今，政府沒有捋順“難民”和“移民”的區別及關係，只顧承擔人道義務而忽略現實需求。
在外交領域，主政的綠黨將“價值觀和女權主義”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外行領導內行”的局面讓德國的國際形象變得非常“迷離”而“矛盾”。
國防安全方面，德國的軍事裝備本就捉襟見肘，不算上乘，卻還要派一兩艘軍艦去遠東遊弋，以示捍衛“民主”和“國際航道自由”的決心。
好，既然開源不成，那就節流吧。
就是在“如何節”和“在哪節”的問題上，執政三黨內部出現了分歧，到最後，分歧達到了不可調和、一地雞毛的地步，原本和諧的信任關係最後恨不得也成了“敵我矛盾”。
三黨面對俄烏戰爭新局面，不思重新商討和調整預算策略，而是死抱各自的理念和原計劃不放。受制於憲法規定的“債務剎車”（schuldenbremse）條款，自民黨的林德納認為只能從社會支出方面入手，而社民黨和綠黨則無法接受。他們主張放開債務閘門，加大政府投資。
自民黨眼看本黨的威望在民調中迅速下滑，於是開始和在野的“聯盟黨”（union）眉來眼去、暗通款曲，試圖用“消極態度”來人為加速“交通燈”的失靈。總理朔爾茨眼看林德納去意已定，最後不得不公開攤牌。
毫不誇張地說，俄烏戰爭是德國政府破裂的直接原因。受這場地緣危機影響的不光是柏林，美國民主黨哈里斯的敗選，以及法國前不久出現的政府危機，多少都與這場“消耗戰”有關。
政黨的歷史使命和擔當
其實，每個政黨都有各自的歷史使命和角色。如若沒有這些，黨也就不成其為黨。一個黨在一個社會中的輕重和成敗，與它的歷史使命和角色定位密不可分。
德國聯邦議院 資料圖：dbt/julia nowak
以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為例：該黨在二戰後不得不承擔起將成千上萬的納粹分子重新納入西德社會、並引領年輕聯邦共和國入盟北約的使命。在國家存亡和民族統一的關頭，基民盟每次都扛起了這個歷史重擔，最終也成就了該黨的偉大。它最後成為不可或缺的“大眾黨”實至名歸，是歷史的必然。
再看“百年老鋪”社會民主黨（spd）：它誕生於19世紀資本和勞工衝突尖銳、市民中產階級崛起的動蕩歲月。該黨響應時代的召喚，在強權面前為弱者和底層發聲。這也是了不起的歷史使命和擔當。它發出的最後強音是該黨施羅德總理對美國入侵伊拉克說“不”，在國際舞台上維護“公平和正義”，也算是社民黨的“初心”之一。
那麼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的使命又是什麼呢？在風起雲湧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批反潮流的叛逆者看不慣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狂熱，不忍心環境被恣意破壞，不接受少數群體在社會中備受冷漠，他們走上街頭，開始用激進、之後用理性的手段與權力機構斗，與陳舊陋習斗，以萬丈激情來推廣和捍衛自己的政治理念，也確實在許多方面改變了德國社會。這是那一代人的歷史使命。
“左翼黨”（die linke）是唯一一個打着當年“民主德國”（東德）烙印的政黨，這也就決定了該黨的使命及角色與德國東部地區密切相關。它繼承了東德共產黨（“德國統一工人黨”）的衣缽（當然更多的是罵名），想要捍衛的或許是“東德人”（ossis）在統一後被淪為“二等公民”時的最後尊嚴，亦或是為了用自己的存在去證明“東德體制”並非一無是處。
一如當年綠黨必須面對基民盟、社民黨這樣的“建制派”一樣，年輕的選項黨（afd）如今也必須面對包括綠黨在內的一眾“老黨”的盤根錯節和權令智昏。它的使命是什麼？或許，它在做的就是要逆主流而動，用極端的言行去衝擊和糾正舊權力的慣性思維和操作方式，特別是“政治正確”這個西方社會的左傾“肌瘤”。
但是，隨着環境和地位的改變，人會變，政黨也在變。
選前德國各政黨的現狀和態勢
2025年申請參選的共有56個政黨和組織，其中15個沒有通過資格審查，進入最后角逐的僅剩41個，比2021年大選少了12個。
但值得關注的其實就是目前在議會佔有席位的社民黨、綠黨、自民黨、聯盟黨、選項黨、左翼黨和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 – vernunft und gerechtigkeit，縮寫bsw）。
從黨的社會定位上分的話，這些政黨可劃分為“大眾黨”（volkspartei）和“小眾黨”（interessenpartei或klientelpartei）。前者雖然也有“中偏左”和“中偏右”之別，但均宣稱自己“居中”，即不服務於某個特定階層，而是面向全社會。
社民黨是“中偏左”的政黨，而由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聯袂參選的“聯盟黨”（union）則將自己定位為“中偏右”。兩黨在戰後歷史上輪流組閣執政，因而在德國政治光譜中一直領銜“左右”兩大陣營。其他進入聯邦議會的政黨均為“小眾黨”。唯一例外的是自民黨，它雖然被稱為是“富人和企業”的階級代言者，卻也樂意居中，稱自己是“中偏右”的政黨。
“左右”陣營的說法則是根據意識形態來劃分政黨屬性的結果。
社民黨、綠黨、左翼黨屬於“左營”；成立不久的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sw）嚴格意義上說也應該歸於這類。聯盟黨和自民黨則屬於“右營”。最近比較火、被很多華人所熟知的“選項黨”雖被劃為“右翼”，但由於其黨內排外思潮比較突出，所以被扣上“極右”、甚至是“新納粹”的帽子。
下面，讓我們再來看看這些政黨的現狀和態勢。
“交通燈”聯合政府破裂後，三黨的聲望曾一度集體下滑。最近綠黨的支持率似乎稍有回升，但“紅黃”兩黨的選情卻依然低迷。這是為什麼呢？原因恐怕與它們各自的選民結構有關。
綠黨的基本盤（大中城市的知識階層，中產階級，部分年輕人和女性選民）絕大多數是“信念選民”（Überzeugungswähler）。他們對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有着近乎宗教般的執着，所以，不管外界對該黨的看法如何變化，黨的“信眾們”都會不忘初心。當然，綠黨眼下的“穩定”局面並不代表大選的結果，畢竟，它在過去三年多里給德國民生和本國形象帶來的“創傷”還是很明顯的。
社民黨這個百年老黨原本也有相當穩定的群眾基礎，但成為“大眾黨”後流動性增大。這也不難理解：既然是“大眾黨”，就必須兼顧各方，很自然就會忽略、甚至損及傳統“粉圈”（勞工、低收入群體等）的利益。再加上它自己的政績乏善可陳，總理候選人朔爾茨又不具個人魅力光環；還有，其左邊的綠黨和左翼黨，甚至還包括右翼的選項黨，都在爭取和分化它的基本盤，所以，社民黨“失血”嚴重，顯得一蹶不振。
人們在德國首都柏林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舉行的競選集會。 資料圖：新華社
目前最慘的要數自民黨，所以在此有必要多花點筆墨。
根據一段時間以來的民調，它極有可能從一個舉足輕重的執政黨淪為無足輕重的院外黨。也就是說，它連5%的門檻都跨不過，能否進入聯邦議會的大門還是個很大的問號。真可謂：“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該黨落到這般地步，的確也與其自身的所作所為密不可分。
為了挽救自身式微的民望，自民黨不是通過堅守自己的政治底線或乾脆以“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理由光明正大地退出聯合政府，而是先琢磨如何給政府內的合作夥伴“使絆兒”。
在聯合執政的後期，自民黨內部擬定了一份計劃，非常細緻地說明“在何時、以何種方式”來確保自己“成功”（規避損失）退出聯合政府。最讓輿論嘩然的是，“捉刀手”居然用二戰盟軍諾曼底登陸時的代號“d-day”給自己的計劃冠名。“東窗事發”後，黨主席林德納在危機公關中的表現又很拙劣，他聲稱自己事先對此毫不知情，最後以黨總幹事長和若干直接參与者來背“黑鍋”的方式狼狽收場。
事情搞到這一步，大家又把該黨的“舊賬”翻出來說事，稱其一貫就是“牆頭草”。筆者卻更傾向於這種說法：它既是“造王黨”，亦是“弒王者”。
在戰後的西德，政黨架構在較長時間內相對簡單：基民盟和社民黨長期分別位居最大黨的地位，但同時又沒強大到各自能單獨組閣的程度，於是，自民黨這個小黨便成了炙手可熱的“香餑餑”。從某種意義上說，兩大黨誰執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民黨的選擇，它是“造王黨”還是“弒王者”，往往就在其翻手之間。
譬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自民黨外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率眾“火線起義”，背棄社民黨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投靠另一大黨基民盟，這才有了後來長達16年的“科爾時代”（Ära kohl）。
直到綠黨成軍，並進入議會後，這個“小黨撬動大黨”的局面方告結束。從此，聯盟黨和社民黨不再需要“巴結”自民黨，相反，自民黨和綠黨這兩個“小黨”開始為爭當“政治點綴”和“組閣對象”而相互撕咬。
2014年以來，這個“四黨主政”的架構被選項黨這個“半路殺出的程咬金”撼動了。選項黨以“反歐”起家，以“排外”壯大。去年在東部地區的數個州選中，它幾近完勝，最近又得益於特朗普-馬斯克“全球右翼化運動”的加持和站隊，它在聯邦議會中的“第二黨”地位進一步得到加強。
另一個比它更年輕的政黨——“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2023年年初才成立，由於黨魁頗有個人魅力，黨的路線除明確“反戰”和“親俄”之外，走的基本上是“亦左亦右”或“時左時右”的路線，目標或許是為了“左右逢源”吧，因此，它去年在東部地區的州選中“小試牛刀”，結果給朝野帶來不小的震動，來勢相當猛烈。
莎拉·瓦根克內希特 資料圖：德媒
結語
德國大選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單打比賽”，即政黨各自為戰，選前不確定自己中意的聯合執政夥伴，投票結束後再“談婚論嫁”；第二種是“團體比賽”，就是在選前就聯袂出戰，演繹“奉子成婚”的狗血劇。
德國的選舉制度比較別緻：選民一人兩票，一票投給選區的某位候選人本人，一票投給某個政黨。這樣，選民的選擇餘地比較大。譬如，誰希望“紅綠”執政，那麼就可以把第一票投給社民黨的某個候選人，同時把第二票投給綠黨，以此來加大“紅綠”上位的可能性。
但這個“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選法也有個很複雜的弊端：傳統政黨，特別是大黨佔便宜，小黨吃虧。因為，有名望的候選人多出自傳統政黨，這些人贏得選區最多票後直接進入議會，他們所屬的政黨也容易獲得第二票，這等於是“雙贏”。
為了體現民主，避免失衡，議會以往會根據第二票的結果，按比例給跨過5%門檻的小黨補席位，即所謂的“補償席次”（Überhang- und ausgleichsmandate）。這麼一來，聯邦議會這輛大車嚴重“超載”，原本設計的598個席位，最多時擴大至736個。
為了糾正這個局面，2013年出台了新的《選舉法》，規定自2025年起，聯邦議院的席位將被限制在630個。至於這個改革具體會帶來什麼後果，還要看今年大選的實踐情況。
根據德國電視二台1月10公布的最新“政治晴雨表”（politbarometer）結果，呼聲很高的聯盟黨有些疲軟，支持率比上月下降了一個點；下降率相同的還有社民黨（14%）和bsw（4%）。綠黨首次超過社民黨，獲15%（原因之前已有所述）；同樣增長一個百分點的還有自民黨，只可惜仍未跨過5%這條“生死線”。唯一增長了2%、而且支持率首次達到二位數（21%）的就是被稱為“極右”的選項黨。
如果這個結果在大選中得到證實，那就意味着進入下屆聯邦議會的只有聯盟黨、選項黨、綠黨、社民黨這四家。
眾所周知，入圍政黨數越少，各黨的議席佔比就越大，反之則越小。如果，下屆聯邦議會出現“四黨主政”局面，那麼聯合政府大概率不會超出“黑紅”或“黑綠”這兩個選項。
根據最新消息，朔爾茨已明確表示不會在可能的默茨總理麾下就職。但是，他不會入別人的內閣，不等於他所在的社民黨不願意。另一方面，“黑綠”組合其實也有阻力，基民盟的姐妹黨“基社盟”（csu）主席索德爾（markus söder）就堅決反對與綠黨為伍。
如果下屆聯邦議會真能再添黃色（自民黨）和紫色（bsw），那麼，未來德國政府就有可能增加以下兩個選項：黑黃綠的“牙買加模式”和黑紅綠的“肯尼亞模式”。
由於其他政黨已明確宣布拒絕與選項黨合作，所以魏德爾（alice weidel）女士雖然被該黨推舉為“總理候選人”，但她恐怕只能“候選”，而無望“當選”，最起碼在這次大選中是這樣的。至於未來會如何？德國是否會出現極右政黨組閣的“奧地利現象”？目前去作這種猜測，意義不大。
重要的觀察結果是，每次選舉基本上都是“一場遊戲一場夢”：政客在遊戲演戲，選民在做夢碎夢。大選猶如一場“政治實驗”或“政治彩票”，結果不錯的話，政客們可以說自己治國有方；結果不好的話，那就是選民自己投票不慎。
從各黨的選舉綱領看，德國下屆政府的作為和成效大概率不會有大的起色。除非特朗普和馬斯克加大發功力度，把選項党進一步做大，大到它可以獨立組閣。問題是，這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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