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年齡只有18歲的加沙，是全球人口最年輕的城市。這個年齡之輕並非因為他們能夠長久地保持青春，而是因為太多的孩子們無法成長，只能夭折。當一位加沙少年被問及長大後的願望時，他回答道：“我們在巴勒斯坦長不大。”
這個令人心酸的回答揭示了加沙的慘痛現實。與此同時，在巴勒斯坦的另一邊，約旦河西岸卻展現出了不同的景象。約旦河西岸的人均GDP曾一度突破了5000美元，即使在疫情期間，人均GDP也超過了4000美元，而加沙地帶的人均GDP最高也未超過1500美元。
儘管約旦河西岸的經濟水平在中東眾多石油富國的包圍下並不突出，只能勉強維持生活，但在巴勒斯坦獨特的戰亂背景下，這樣的經濟成就仍然顯得亮眼。那麼，為什麼法塔赫統治下的約旦河西岸能夠保持穩定的發展呢？
事實上，約旦河西岸的實際控制權並不在法塔赫手中，而是在以色列手中。雖然法塔赫領導人阿巴斯自稱為巴勒斯坦總統，將法塔赫視為巴勒斯坦唯一合法政府，但法塔赫對約旦河西岸並沒有完全獨立的主權。
約旦河西岸的經濟完全依賴於以色列。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修建了隔離牆，將猶太人定居點和巴勒斯坦人定居點隔離開來。每年，約旦河西岸可獲得22萬個工作崗位，允許22萬巴勒斯坦人進入以色列工作。他們白天在以色列工作，晚上返回約旦河西岸。
要想進入以色列工作，他們必須獲得以色列的簽證。這一簽證制度類似於過去日本頒發的“良民證”。只有獲得這張“良民證”，他們才能在以色列工作，獲得高額工資，年薪約為1.5萬美元，相當於約11萬元人民幣，高於大多數中國打工者的收入。看起來這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但與以色列人相比仍然相形見絀。以色列的人均GDP高達5.4萬美元，人均年薪約為30萬元人民幣。
這些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主要從事一些臟活、累活，甚至連二等公民的地位都無法得到，只能算是低賤的外籍勞工。
22萬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一年大約能夠賺取33億美元，為法塔赫政府帶來約5-6億美元的個人所得稅。這個個人所得稅並不由法塔赫政府直接收取，而是由以色列政府代為收取，然後再轉交給法塔赫。換句話說，法塔赫沒有自己的稅收權。獨立的稅收權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基本象徵，但法塔赫卻沒有這一權力。
法塔赫的主要稅收來源有兩個，一個是個人所得稅，另一個是進出口關稅。約旦河西岸是一個內陸地區，人員和貨物的進出都受到以色列的控制。法塔赫也沒有關稅權，進出口關稅由以色列代為收取，然後再轉交給法塔赫。看到了嗎？雖然約旦河西岸名義上是法塔赫的管轄區，名義上是巴勒斯坦的領土，但實際上卻更像是以色列的半殖民地。
有人可能會說，這樣不是挺好嗎？去以色列工作，一年能夠賺取11萬元，總比在加沙貧困死去好吧？對此，我無法評價。有些人選擇跪着活着，而有些人選擇站着死去。誰對誰錯，讓歷史去評判吧，我不做評判。我想說的是，我們今天所擁有的生活，是因為我們的先輩沒有跪下，而是選擇站起來戰鬥。
當哈馬斯襲擊以色列時，法塔赫保持了沉默；當加沙平民被無差別屠殺時，法塔赫也沒有作出反應。直到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男人們站起來，呼籲支持哈馬斯，反對阿巴斯，法塔赫才感到不安。他們派出軍警，對站起來的人群使用催淚瓦斯和震爆彈，要求他們重新跪下！
法塔赫費儘力氣爭取到的和平生活，又怎能因為一小撮人選擇站起來而付之東流呢？沒有以色列，法塔赫連自己都無法養活。財政命脈和稅收大權都牢牢掌握在以色列手中，法塔赫如何能夠挺直腰桿？
正因為法塔赫放下了武器，所以西方世界對他們比較友好，每年還能推動聯合國和其他慈善組織向法塔赫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在這種金錢的安撫下，法塔赫失去了鬥志，只想苟活於世。其中包括貪污腐敗問題，更是不言而喻。
法塔赫前領導人阿拉法特是一個財務高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揭露他的一個秘密賬戶里存有9億美元。巴勒斯坦立法機構稱，阿拉法特的存款高達10億美元。他去世後，這筆巨額財富全部留給了比他小33歲的妻子和他們的孩子。
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當時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阿拉法特的10億美元從何而來？除了國際捐款，主要還來自於巴勒斯坦的稅收。為什麼這些錢會變成阿拉法特的個人資產？一個終生為巴勒斯坦奮鬥的人，為什麼會操縱數十個銀行賬戶，積累起億萬美元的財富？這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謎。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是加沙還是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