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朗普當選總統，標誌着美國右轉；到這次歐洲大選，右翼開始勝出；歐美的極右翼逐漸佔據上風，而這本就是脫鉤的信號。
作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安全顧問，奧布萊恩這次可謂是語出驚人。
6月18日，奧布萊恩發表於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的長文里，奧布萊恩認為美國應該和中國在經濟上完全脫鉤，並採取反擊。
作為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這個觀點可以說是透露了特朗普一旦當選後選擇的外交路徑。
而這種脫鉤論調，對我們來說無疑是致命性的打擊。
目前美國儘管處處針對我國，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至少還沒有表露出脫鉤的意願；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就曾多次強調，美國不尋求與中國進行全面脫鉤，因為全面脫鉤是“災難性”的，但是要“去風險”。
這次奧布萊恩的論調，顯然是非常極端的觀點，外界普遍預計，如果特朗普贏得今年美國的大選，那麼奧布萊恩很可能擔任重要的外交職務，而這一論點，很可能反映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方向。
對我們來說，一旦脫鉤，災難很可能無可避免。
按照奧布萊恩的說法，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開啟了對我國事實上的脫鉤策略，對大約一半的輸美商品徵收更高的關稅。
現在，奧布萊恩說，是時候採取更進一步措施的時候了。正如特朗普所主張的那樣，對中國商品徵收60%的關稅，並對任何可能有用的技術實施更嚴格的出口管制。
此外，奧布萊恩還認為美國應當加強印太地區盟友的關係以遏制我國。
“華盛頓應該保持和北京的溝通渠道，但美國也應該聚焦與太平洋盟友的外交，例如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韓國，以及新加坡這樣的傳統夥伴和印度尼西亞、越南這樣正在逐漸形成的夥伴。”奧布萊恩在文章中寫道。
根據一些專家的說法，如果特朗普在今年11月勝出的話，那麼奧布萊恩會在特朗普任內擔任重要外交職位，甚至可能會是國務卿的候選人之一。
而這樣一位高度反華的美國極右翼人士，一旦真的當選美國國務卿，其後果不堪設想。
對我們來說更關鍵的還在於，奧布萊恩的說法到底會在多大程度上被特朗普採取，尤其是經濟脫鉤這樣高度危險的論調。
美國前馬里蘭州州長高級顧問朗·古恩茲伯格在x上寫道：“這是目前我看到的最全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最簡明易懂的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策略，它的作者是特朗普的安全顧問，一個特朗普很喜歡的人。”
曾任特朗普國家安全委員會參謀長的艾利克斯·格雷也在x上表示，如果你想明白“美國第一”的外交策略到底是什麼意思，就讀奧布萊恩的這篇文章。
從一系列特朗普前任下屬的發言來看，這篇文章中的觀點似乎很契合特朗普的胃口，尤其是涉及到我們的堪比核武器的論調：經濟脫鉤。
如果特朗普真的要對我國發動經濟脫鉤，那麼後果無疑是災難性的。
首先我們離不開的就是美元結算體系。
這個東西說起來簡單，美元無非就是紙罷了，每張的成本才幾毛甚至幾分錢，但貨幣的背後，其實是一個國家的主權信用。
每個經濟體幾乎都有自己的貨幣，但在全球貨物結算中，排名前幾的始終是美元、歐元、英鎊，這是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就是信用。
信用的背後，不是簡單的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這麼簡單，信用還需要有一種忍住放水的勇氣。
以俄的盧布為例，從歷史來看，盧布在40年時間裡貶值了幾萬倍。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貨幣當然需要槓桿需要放水，但它一定是建立在一定的機制之上的，當貨幣總量太多，商品價格就會通脹，貨幣的購買力就會被稀釋；而當貨幣流動的貨幣總量太少，商品就會通縮，貨幣的購買力就會增強。
而不管是過高的通脹還是過高的通縮，對一個經濟體來說，都不是好事情。
因此，貨幣是否被國際結算所認可，不僅僅要看貨幣背後的主權信用，更需要看它的貶值率。
所以，和美國脫鉤的災難性是非常沉重的，僅僅是美元這一項，我們就受不了。
當然，黃金是個好辦法；但這是很早採用的落後的“金本位”體系了，黃金是好，但缺點是必須錨定黃金，例如金價是600元一克，那麼人們每拿600元，就可以到銀行兌換一克黃金，這樣國內的貨幣體系是可以良好運轉的。
但黃金不適用於國際貿易結算。
由於黃金是稀缺的戰略儲備，如果讓黃金成為結算本幣，就會出現一方把另一方買空的情況，要麼買空對方的資產，要麼套空對方手裡的黃金。
當年的鴉片戰爭就是如此，由於清廷和英國之間的貿易差額太大，導致英國國內白銀不足，英國於是倒逼清廷放開更多貿易限制，由此產生了分歧，並最終演變成戰爭。
儘管我們這幾年瘋狂增持黃金，從6月的數據來看，央行的黃金儲備已經高達2264噸，接近全球黃金總量的10%，很多人把這視為信號，但從實際的情況來看，更多是國內資產荒，從而造成熱錢不斷進入金市，尋求保值的一種市場行為。
在人民幣存款利率走低，美元走強的前提條件下，為了避免資產貶值，更多人開始囤積黃金，尋求資產保值。
因此放棄美元結算國際貿易，這無疑是行不通的，其實換個方向思考這個問題：如果可以放棄美元的話，難道我們不會放棄美元不用嗎？
這是明擺着的。
之所以我們還用美元結算，還有外匯儲備，究其根源就是離不開它。
除了貨幣之外，貿易上的脫鉤，對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來說，也是災難性的。
歐美兩個經濟體加起來，一年和我國之間的貿易額高達萬億美元，這個體量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經濟體都無法替代的，更不用這其中我們還佔據着相對優勢的貿易順差。
哪怕是我們的近鄰大俄，一年的貿易額也不過兩千多億美元，這意味着我們要想擺脫影響，至少得找五個大俄才行，但令人遺憾的是，大俄只有一個。
全球化客觀上作為歐美一手建立起來的國際貿易體系，一定程度上是催動了全球的貿易興盛乃至和平。
如果我們要自己一手建立新的國際貿易體系，以我們四十多年的底蘊，真正意義上能夠說服多少經濟體參與，這件事本身也是一個問號。
脫鉤當然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背後關乎着上千萬人的就業、gdp和收入問題，對美國自己來說，損失同樣也會相當大，對全球經濟都是一場災難。
如今特朗普揚言要經濟脫鉤，我想更多的也是為了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僅此而已。
脫鉤的代價是兩國都無法承受的，但既然美國敢第一個喊出來，這說明美國吃定了我們受到的損失更大，因此才會向外界釋放信號，增加談判的籌碼。
如果11月的大選，特朗普真的再次成為美國總統的話，那麼這場談判上的博弈，我更好奇美國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所謂“公平競爭”。
今天國內還在討論應不應該以及脫鉤好壞的問題，其實歐美那邊已經愈發有想要主動脫鉤的跡象了。
除了特朗普這個高度不穩定因素之外，這次的歐洲議會大選也出現了一波右翼浪潮，不僅僅德國、法國這樣的資深左翼被反轉了，哪怕是希臘、意大利這樣的國家，也出現了越來越強硬的領導人。
當歐美開始右轉，這就是強硬的信號。
如果說左派更關注普世價值和全球一體化等宏大的人類命題的話，那麼右派往往更務實一些，更注重維護歐美自己的利益，同時對外表現也更保守、強硬。
幾十年前的美蘇爭霸就是如此，不管是極端保守主義還是麥卡錫主義，都是非常典型的極右思潮，這也說明歷史從來不是線性發展的，它往往會重新回到過去的起點，卻又不重疊過去的位置。
一定程度上，全球化下的貿易逆差、新冠病毒以及俄烏衝突，這三大因素共同促成了今天歐美的右轉，貿易逆差促使特朗普上台、而新冠和俄烏則導致了整個歐洲的極右翼。
現在隨着全球局勢的愈發不確定和危險，這通常都會加速歐美右翼的崛起，因為選民愈發需要一個強硬和保守的領導人來給他們安全感，因此理論上這個世界越亂越複雜，對特朗普這樣的人物來說，獲勝的幾率也就越大，因此這次美國大選，這位不靠譜的川普，很有可能要再次登頂。
對我們來說，我們其實也已經在做一些準備了，尤其是外交上的努力。
例如剛剛和澳大利亞簽署了戰略經濟對話備忘錄，同時單方面給澳洲人免簽待遇，早前還和日本、韓國搞了一個合作國際論壇，此前還去歐洲訪問。
這些外交上的努力，雖然看似和美國本身無關，但只要儘可能拉近和美國盟友的距離，那麼就能夠增加美國單方面想要脫鉤的成本，美國自身面臨的阻力自然也就更大。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歷史性訪華，這次訪華拉開了我國加入國際貿易體系的序幕，由此開啟了我國引入市場經濟高速騰飛的時代。
什麼是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不是簡單的開放就行了，開放真正開的是思維、是認知、更是環境，後來我們不斷進行的一系列革新措施，不僅僅借鑒了國外的豐富經驗，更優化了我們的經商環境，這些的本質都是和國際接軌。
到今天，“國際”這條軌開始隱隱鬆動，接軌四十多年，現在到了考驗它的時刻。
接下來的每一步每一個選擇，可能都是至關重要的決定，它有可能決定未來我國幾十年的整體走向。
是時候做出選擇的時候了。
end.
作者：羅sir，關心經濟、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