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遇刺案,這個讓無數美國人摸不着頭腦的歷史懸案,最近又一次被扒了出來。肯尼迪的侄子小羅伯特在採訪中指責中情局參與其中,並且這60年來一直在隱瞞真相。
這番言論倒也不出人意料,畢竟這麼長時間過去了,居然還有人會相信政府當年的“獨狼論”嗎?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總統在德克薩斯州遭遇暗殺,震驚全美。按理來說,總統遇刺應該是國家頭等大事,需要徹查清楚才對得起公眾。但事實上,政府的辦案效率可謂史上最快——僅70分鐘,嫌犯奧斯瓦爾德就被逮捕了;兩天後,又有人刺殺奧斯瓦爾德,隨後3年內相關人員死亡18人。案子就這樣破了,政府得出的結論是奧斯瓦爾德一個人乾的,沒有什麼陰謀。讓人咋舌的是,政府這種荒唐的說法居然拿得出來。
奧斯瓦爾德這樣的小人物,就能在密保森嚴的情況下擊斃總統?連續的詭異死亡令人深思,但政府機器似乎都在迫不及待地結束這個案子,掃乾淨一切跡象。官方報告完全無法令人信服,民眾的質疑也就此積壓了60年。隨着時間推移,各種研究與新證據都在放大這個案件的陰謀論色彩。一些學者和記者提出,中情局才是幕後真正的黑手。肯尼迪推行的政策影響了軍工複合體的利益,他對古巴的政策也遭到中情局的強烈反對。而奧斯瓦爾德有中情局背景,就被選中充當了替罪羊的角色。這種說法似乎也更合乎邏輯。
當然,我們無法完全判定這就是真相。但政府失去公信的處理方式,讓人們不得不猜測更陰暗的可能。中情局這樣的組織,其齷齪的一面已為人所知。如果它真與此案有關,那也不足為奇。許多年過去了,相關證據早就被毀盡滅跡,真相恐怕永遠也難有定論。這樁冷案或許只能在陰謀論的糾葛中迷離下去,永遠也無法給那段歷史畫上一個句號。或許,這也是美國社會一直無法擺脫的噩夢。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機構,若真能如此隨意地遮掩真相、漠視公眾,其後果實在太令人不安。如今中情局的聲勢依舊強大,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意識到,某些機構的權力似乎大到了不受控制的程度。以至於,它們為維護自身利益,可以隱瞞重大的歷史真相,而不會因此受到任何的制約和懲罰。這種失衡的現實,恰恰是美國社會內部矛盾不斷累積
事實上,肯尼迪案只是美國政府長期以來掩蓋真相和濫用權力的一個縮影。從水門事件到伊拉克戰爭,從政府監控項目到各種陰謀論,美國社會一直無法擺脫對政府的不信任感。這有時候讓人覺得,美國的民主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更像是一種形式,而真正掌握大權的,是那些獨立於選舉和公眾監督之外的龐大機構與集團。
中情局就是其中一個代表。它在冷戰期間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以“國家安全”為名行使各種超法權力。雖然時代變了,但它依舊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必對任何人負責。如果它真的參與了肯尼迪案,那也只會成為它漫長歷史上的一頁。而公眾的質疑與抗議,它們也許會理都不理。有人說,中情局已經成為一種“政府之內的政府”。
它幾乎不受約束,各種監督機制對它不起作用。它有自己的路子與規矩,並非總統或國會可以左右。更加荒謬的是,即使它犯下錯誤乃至濫用職權,公眾也很難追究它的責任。你能指望它自行調查自身錯誤嗎?它實際上掌握着巨大的權力,卻幾乎不需要為此承擔任何的責任。這就是中情局之類機構讓人覺得棘手的地方。它們處於美國法制框架之內,卻又高高在上,彷彿這套框架不適用於它們。如果說美國法治精神體現在公開與透明上,那麼中情局就是這個理念的對立面。它的運作更接近於黑社會,而非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機構。
然而,它依靠的正是美國政府的權力與資源,在為自己出謀劃策的同時,也讓政府的失信進一步加深。事實上,任何政權或社會制度都無法徹底避免濫用權力的情況出現。但一個民主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一旦形成並積累,會對社會穩定與發展產生潛在的危害。美國社會之所以一直無法完全擺脫疑慮,正是因為長期以來有太多的案例表明,某些機構似乎可以凌駕於公眾監督之上,它們的權利高人一等,責任卻模糊不清。對於中情局可能參與肯尼迪案一事,我們無法定論。但它過去的所作所為,已經足夠讓人懷疑它有這個能力與動機。它可以為了自身利益隱瞞重要歷史真相,操控輿論導向,它似乎可以為所欲為。這也許正是讓美國社會永遠無法擺脫噩夢的根源——政府機構的權力如果無法受到有效約束,民眾對它們的不信任就會無限膨脹,直至一觸即發。
這是整個社會的危機,而非任何個人或政黨所能完全控制或解決的。限制權力,還政於民,讓陽光成為最好的消毒劑——這或許是美國社會真得需正視的根本之策。然而,這道理簡單,要做卻艱難無比。美國民主制度的缺陷在於,政府權力來源於選舉,但選舉又無法確保那些掌權者對權力的合理運用。政治家的任期短暫,但龐大政府機構卻是永恆的。一屆政府可能還對公眾有所回應,但機構有自己的慣性,它更在意自身的利益與生存。它可以等待政治勢力的更替,但自己總是不會改變。如此一來,機構與集團便可以憑藉實力與影響力,左右政策走向,並限制政府權力的限制者——媒體與公民社會的作用。
信息不透明才會有猜疑,權力越大責任越模糊,公眾就越無法信任。而失去公眾信任的政府,其權威與合法性也將難以維持。這是危及民主社會穩定的重大因素。然而,怎樣才能推動機構與權力的限制與透明化,依然是一道難題。一方面,政府自身缺乏限制自身權力的動力;另一方面,公民社會的力量也難與龐大政府機構抗衡。一些人曾呼籲設立獨立的監督機構,但誰來監督監督機構,而它們又會不會重蹈覆轍,成為新的利益集團?許多擔憂與未知數,讓美國社會陷入權衡的迷局。或許最終,還是依靠公民社會的覺醒與行動,才是突破的希望。機構的權力來源於人民的信任與支持,只有人民意識到其危害並監督了這份支持,它們才有可能不再凌駕於所有人之上。
然而,這需要每個公民都對事件保持警醒,形成廣泛共識,並付諸行動,這是一個慢慢積累的過程。總的來說,美國社會之所以一再陷入對政府不信任的循環,是因為權力的運作一直無法達到讓人滿意的透明和責任。機構追求自身利益,政府又不能有效約束機構,這導致公眾的擔憂無休無止。肯尼迪案或許永遠無法水落石出,但它提醒人們,權力的運作需要一種平衡——平衡個人與社會,短期與長期,族群與整體。如果哪怕一邊失去控制,這個平衡就會被打破,社會就會陷入難以自拔的怪圈。這是每個社會都需不斷檢討的課題,而美國也不例外。無論過去如何,希望未來能有所改變——這也許是人們不斷探討這個案件的意義吧!但願有朝一日,政府的權力來源於公眾信任,並真正為公眾服務,社會也能排除種種陰影,更加向陽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