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年底，我特地找中央黨校的郭強教授去專門學習了如何理解黨的二十大報告。郭強教授是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的副主任，也是黨校的王牌教授。他對黨的文件的領悟和理解有入木三分的功力。
二十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我特地找他深談過好幾次，就是想弄清楚二十大之後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和畫像。畢竟，任何經濟學都是政治經濟學。不懂政治邏輯的經濟預測，就像沒有羅盤的船一樣，容易失去方向。12月底，我將這些談話的筆記結合自己理解做了兩講課程，《新時期的中國經濟發展畫像（上下）》。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出爐後，我再重讀這兩講課程，越發覺得，對於高凈值家庭和企業來說，理解黨的二十大的底層邏輯，是規劃未來時最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2023年兩會期間的政府工作報告，作為黨的二十大以來的第一次重要的政府工作總結和展望，其思路是高度契合二十大定下的中國發展邏輯和方向的。
二十大報告中，最重要的一句話叫做“我國發展進入了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的時期”。這個判斷是未來所有政策的底層邏輯，也會決定我們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會是什麼樣的速度和形態。
這個判斷可以濃縮成兩個詞：變局與定局。
01
變局：國際與國內環境的變局
我們先回憶一下過去三十年：
鄧小平時代講的是“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到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判斷是“21世紀頭20年我國發展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幾個時期很明顯，“發展就是硬道理”，當時國際環境也比較溫和友好，所以中國悶頭搞發展。
2012年，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到“要準備進行許多有新時代特徵的偉大鬥爭”。事後看，這個偉大鬥爭主要是指全面從嚴治黨，包括系列反腐、反黑。五六年後，這個任務基本完成。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進入“高質量發展”，但碰上了2018年美國發起的中美貿易戰，接着是2020年的疫情。這個時期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出現了“風險”，內部風險和外部環境變化的風險都存在。
2020年秋天，我們的判斷是“風險挑戰前所未有”，但總體上機遇大於挑戰，所以結論是“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意味着發展仍然是首位的。
但2020-2022年這三年間情況發生了很多變化：
第一是拜登上台，中美關係發生質變。從特朗普時期的經濟競爭性關係，升級到了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成為制度型對手，尤其2022年8月佩洛西訪台讓這種“制度型對手”的局面徹底顯性化。
第二是俄烏戰爭爆發，歐美同盟重新回到蜜月期。我們之前聯歐制美的戰略部署受到一定的衝擊。
上面這兩件事，改變了我們對外部環境的判斷，不確定性和風險因素都大大增加，所以，2022年的二十大，我們的判斷變成了“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的時期”。“並存”這兩個字非常要緊，它意味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發展目標，以及經濟增速，都會隨之調整。
我們先看經濟發展模式和目標。
2020年4月，我們說雙循環，尤其要暢通國內經濟循環，是基於實際情況來制定的。因為中國外貿依存度已經沒有那麼高，開始逐漸轉向國內循環為主，但國內循環還不是大循環，它是一堆小循環、碎循環，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制度性交易成本比較高。
比如說，我們的物流成本是美國的1.83倍，物流成本占企業成本的近30%。所以暢通循環是必要條件，後來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文件，目標也是要落實暢通循環，其中大市場對應大循環是核心邏輯。
到了二十大，暢通循環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循環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韌性”。這意味着，在外部環境的“風險挑戰”之下，我們最大的目標是經濟循環不能有短板。要知道，經濟不安全是最大的國家不安全。
經濟不安全，從外部看，主要是三條，糧食不安全，能源資源不安全和重要產業供應鏈不安全。其中尤其是產業供應鏈的安全是最核心也最棘手的。那應該怎麼辦呢？
參考德國李斯特“封閉市場經濟”的理論：一個即使離開外循環也能自給自足，有序轉動的經濟體系，即使效率稍微低一點，也沒有關係。
換句話說，“安全”是我們這個新時期經濟發展的底牌，所有政策走向都會圍繞着這個核心來。順着這個思路去拓展，我們就會發現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機會和約束。
先說機會，比如說新能源，新能源是自主可供的能源，在自己國土上，是可控的。比如說產業鏈、供應鏈這套東西盡量自主可控。要盡量縮短產業鏈供應鏈，更多在國內進行配置。
2023年開始，任何在產業鏈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企業，都會迎來一段高光時刻，尤其是像蘋果、特斯拉這樣的企業，政策上我們會對它們盡量友好，給予國民待遇，以及給予法治保護。
上面說的是產業鏈，值得關注的還有科技創新。其實科技創新的真實含義是“科技自主”，是不被卡脖子，是有，而不一定是高精尖。比如北斗衛星、大飛機，這些東西不一定是高精尖，但你必須有。俄烏戰爭期間，俄羅斯買家電拆裡面的芯片來用，確實很讓人震撼。真的是讓人警鐘長鳴，所以在芯片上面，我們不一定追求1納米、3納米，老老實實、認認真真做成28納米、14納米的芯片都很好。
所以在這個邏輯下，你再去理解“專精特新”，也會發現不一樣的地方。“專精特新”不一定像微軟、谷歌那樣去探索科技無人區的邊界，而是補短板。誰能補上短板，誰能保衛國家安全，政策和資源就會有相應的傾斜。
總結起來，凡是卡脖子的地方，都可能是機會。在我看來，產業鏈獨立和科技自主，這是未來十年的最大亮點。我們不是追求高精尖的原創，而是要求踏踏實實拿出可用的產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科技工作者，確實迎來一個比較好的時期。
說完了機會，再說約束。
機會來自安全，約束同樣來自安全的考慮。剛才說的是外部風險，但還有內部風險，對內有社會風險。
社會風險是企業非常需要關注的一件事。因為這是“風險”，是涉及到安全的問題，所以一旦這個線沒有把握好，就容易觸發紅燈。當年社區團購被整頓的點在哪裡？因為認為平台賣菜可能引起數以千萬計的小商小販失業，這是潛在的社會風險。這就是安全問題了。
同樣，螞蟻金融是金融安全問題，滴滴是信息安全問題。任何涉及“安全”的問題，就是紅線問題。雖然2023年平台經濟重新迎來較為寬鬆和鼓勵的政策環境，但切記，在“安全”問題上，沒有任何條件可講。所以企業一定要關注輿情，任何可能引起“社會風險”的輿情，都可能變成自己的阿克琉斯之踵。
除了社會風險，還有經濟風險，有幾個點是領導層比較關注的，財政風險（比如地方債），金融風險（比如民間借貸、銀行壞賬、資本市場波動等），和房地產風險。
我們先不討論這些風險多大程度上存在（我認為有些是觀念問題，所以未來是有機會得到修正的），但這些風險控制在當下是約束條件。這意味着什麼呢？
意味着經濟刺激政策需要“大處看政治”。在今天的環境下，安全發展就是最大的政治。從這點上來說，政府和市場的角度和效用函數不一樣：市場是要賺錢的，猛搞基建，猛搞房地產，就能賺錢。市場賺了錢可以選擇套現走人，長期風險影響可能不大；但政府不行啊，政府不可能套現走人，需要考慮長期風險，這是最高原則和目標，不可撼動。
所以，2023年以及後面的很多年，經濟刺激政策都會在大的政治邏輯下展開。這樣的政策具體實施起來，可能會像“高峰期開車”，油門剎車交替着踩，車上的人可能會暈車。所以，這些都是約束條件。
剛才說了，“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並存”的判斷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變化，它意味着，在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安全”是我們發展的首要目標。所以從經濟層面來說，自主獨立穩定的經濟循環體系，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會是下一個階段發展的關鍵，政策、資源大概率都會朝着這裡傾斜。
自主獨立的經濟循環體系，換個角度思考，其實是和過去幾十年的國際產業分工有不自洽的地方有關。換句話說，相對封閉的循環體系可能要犧牲一定的效率。這也意味着，我們要對之前的經濟增速做些預期上的微調。按照2020年定下的目標，2035年經濟總量要翻一番，這意味着2021年到2035年的平均經濟增速要在4.73%左右。2022年之後的新時期，我們需要將這個預期略微放低。相應的，對於未來的項目收益、資本收益和資產回報，都需要做相應的調整。
所以安全將是中國發展的底牌，可持續的經濟內循環體系，獨立自主的產業鏈和科技自主，都是下個階段經濟發展的重點。
02
定局：國內經濟發展的定局
面對上面談到的國內外環境“變局”時，那怎麼應對呢？
結論也是二十大報告里的原話：“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堅持發揚鬥爭精神”。堅持改革開放應對戰略機遇，堅持鬥爭精神來應對風險挑戰——這兩個原則定下了後面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整體的經濟發展的基調，也就是“定局”。
重新強調改革開放
我們如果仔細對比二十大和十九大報告，就會發現，二十大明顯對“改革開放”更加強調和突出，語氣也要強烈得多。比如說，要“堅持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
與此同時，202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再次強調，要堅定不移地搞市場經濟，尤其強調從輿論上反擊計劃經濟言論，保護民營經濟。這是繼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召開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之後，最高層釋放的對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的強烈正面信號。
有人認為“文件報告”里都是虛詞，但很多真正的內行人士告訴我，實際上黨的重大會議文件從來是“不著一字空”，遣詞用句都是無數次推敲之後定下來的。所以，用語的力度，用詞的準度都是政策方向的風向標。所以，從二十大報告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些用語都預示着，2023年新班子上任後，施政的方針政策會更市場化和開放，民營經濟和外資都會迎來一個相對寬鬆的時期。
我們如果回頭看，這個調整不是偶然，其實在疫情之前，高層就有很大動力重新推動改革開放。
1. 一個是經歷2018年中美貿易戰後，確實有壓力，但高層很快達成一致意見，我們還是要以改革開放的方式來應對挑戰，首先還是要辦好自己的事情；
2. 另一方面，在總結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取得偉大成績的同時，也檢討了基層存在的形式主義、不作為和低效率問題。而且也認為要用改革的方式，來對這些問題進行調整；
3. 然後就是2019年10月的四中全會講改革，說要梳理央地關係，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理論上這些都要在2020年落實的，但疫情一來，就被擱置了。而且抗疫期間的經濟模式，其實更接近“戰時狀態”，和一般狀態有很大區別，所以過去三年的整體環境似乎沒有那麼“市場導向”。但二十大之後，疫情慢慢接近尾聲，新班子定下來，這就開始重啟2019年被中斷的歷史任務，也就是重新強調改革開放。
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注意到，本屆最高層新團隊的履歷有兩個顯著特徵：
都是在浙江、上海、福建等南方地區長期工作的幹部。
都是從地方基層幹上來的，擔任過地方主政一把手。
這兩個特徵非常要緊。南方，尤其是東南沿海出來的幹部，從20多歲當公務員開始就是搞市場經濟，底層價值觀就是市場派的。
另外，從地方基層幹上來，當過地方主政官員也很重要。因為長期工作在第一線，他們理解政策執行中會有變形和走形，也懂紙面文件和落地政策之間的彈性空間，也更容易站在地方角度思考問題。所以，接下來的政策，起碼在經濟層面，大體上我覺得我們可以期待三個特徵：第一個是市場導向；第二個會對地方有一定放權；第三是少教條主義，更接地氣。
這是我看到的未來發展的第一個“定局”，強市場導向。所以，我跟民營企業家聊天也總是說，到2023年二季度後，日子應該有較大起色，而且會迎來一個較長的寬鬆期，是一個可以幹事兒的時期。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這裡我要稍微轉折一下。說到這裡的時候，很多人會預期一個力度超大的結構性改革。
但這樣的預期，我認為不會發生。因為在“以改革開放應對戰略機遇”後面，還有下半句“以偉大鬥爭應對風險挑戰”，這是上半句的約束條件，不要忘記上一講說過的，現在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是“並存”的，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和目標。
其實，比較了解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的同學可能知道，過去幾年，我們一直說政策上總是在權衡，比如說房地產政策，既要保證房住不炒，又要讓房地產發揮支柱產業的作用，就是要將相對矛盾對立的兩面想辦法融合和協同。未來這種風格會持續存在，而且可能會更顯著。比如我剛才說了，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和目標，就是安全也要，發展也要。
那具體怎麼辦呢？根據現在的提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我們可以預見兩個趨勢。
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會更多體現在具體層面的政策，而不是結構性原則性變化。為什麼？因為保持政策的持續性也是“安全”的一個重要維度。
政策會對外部環境高度敏感，容易出現波動。比如說，2022年底開始恢復對民辦教育的鼓勵支持。但如果我們真的能夠領會安全和發展都要兼顧的思路的話，我們會發現，這樣的政策其實是有內在不穩定性的。為什麼呢？因為教育平權這是涉及廣大基層群眾根本利益的問題。一旦有某個偶然事件觸發社會情緒，引發輿論風險，政策未必就不會有收縮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國際環境的惡劣遠非當年可比。當年我們和全球共識高度一致，就是要增長，歐美也抱着中國會從經濟西方化到政治西方化的期待。但走到2022年，我們已經非常清晰地宣示了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是要建設一個非西方價值體系的現代化國家。
對於美國來說，一個制度型的對手，經濟實力越強，對自己形成的挑戰就越大。所以，美國並不希望我們堅持市場路線，改革開放，反而會想方設法刺激中國不斷退回到戰時經濟、計劃經濟的坑裡。這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
這一點，拜登政府確實稱得上老謀深算。他們非常理解中國對“安全”的認知和界定，用“擦槍走火”的方式來試探中國的安全底線，希望刺激中國政府往回收縮外向、開明的政策。
2022年，佩洛西訪台就是個特別明顯的例子。故意製造風險事件，希望讓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發酵，進而把中國政府也推到一個很被動的局面中。如果這樣的事件不斷出現的話，這時候不管是從國家安全出發，還是從社會安全出發，我們在政策面要想保持很強的“開放性、開明性和兼容性”就會很難。
這是我看到的未來發展的第二個“定局”，非穩態結構，政策的波動幅度可能會比較大。
所以，不管是個人還是企業，可能都要有點心理預期，否則會經常在半途就感到迷惘，不知道方向是什麼。方向是既定的，強市場導向，沒有極端外部事件這個方向不會變，但可能需要忍受一些“顛簸”。
本文根據
得到app課程《香帥中國財富報告》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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