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醫藥界最大犯罪活動
利用抗癌藥漏洞大舉詐騙
德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和德國癌症登記中心ZfKD每兩年會公布一次德國的癌癥狀況報告。據多次公布的報告稱，由於德國人的壽命越來越長，在德國每兩個人中就會有一個在其一生中被診斷患有癌症。
又據2019年公布的第12期報告(2015/2016)，目前在德國有約170萬人帶癌生存，他們都是最近5年被診斷出的患者，同時每年還新增約50萬名新的患者。這一數據相比40年前翻了一番。德國的法定醫療保險公司每年開銷70億歐元的治腫瘤葯，其中38億歐元用於針劑藥物。
由此看來，腫瘤藥物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那麼這一市場狀況又如何，本文舉例對這個市場給予詳細報道。
德國癌癥狀況報告
ZytoService應運為錢而生
在漢堡有三個藥劑師，他們是Enno Scheel、Thomas Detlef Boner和Thomas Hintz。2002年之時三人都在40歲上下，當時三人合作開設了一家名為“心宿二”(Antares Apotheke)的藥房。心宿二是銀行系的一顆紅超巨星，也是夜空中第14亮的星。
他們三人憑着敏銳的職業敏感，發現了抗腫瘤葯市場存在一個巨大的肥缺。作為化療使用的細胞抑製劑是一種昂貴的藥物，一個劑量的價格可從一百歐元至一萬歐元不等，一個周期的治療可達10萬歐元，它們在德國醫藥行業堪稱“黃金葯”。
只要滿足一定的專業條件，藥房便可以配製治療癌症的化療針劑。化療針劑是根據患者的體重、體表面積和驗血指標等數據，因人而異地在實驗室內使用藥粉與無菌溶液配製。
他們三人決定設立一家工廠，對化療藥品以工業化的規模化生產取代藥房實驗室的配製。三人說干就干，在漢堡成立了名為ZytoService的有限責任公司。Zyto取自細胞抑制針劑Zytostatika一詞的前四個字母，Service則是服務的意思，顧名思義就是該公司提供配製細胞抑製劑的服務，我們在下文稱它為Zyto服務公司。
2006年這家公司獲得製藥許可證，從而開始為其它藥房配製化療針劑。迄今為止，它擁有七個共3000平方米的實驗室、26張工作台，是歐洲最現代化的GMP無菌實驗室之一。該公司的主要產品有抗腫瘤藥物、抗生素、腸外營養葯和醫用輔助器材，2017年的營業收入達2.4億歐元。
公司入口處
2019年12月17日早晨9時，在Zyto服務公司所處的道路上，突然出現了大量閃着藍色警燈的警車。漢堡檢察院和警察局在這一天共出動6名檢察長和480名警察同時搜查了Zyto服務公司公司、開業醫生診所、藥房和嫌疑對象的私人住宅。這一行動堪稱漢堡城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案搜查行動。
據檢察院公布的消息，當天共搜查了58處地點，收走裝滿約1000個紙箱的書面文件、約100台手機和電腦及儲存卡，嫌疑人涉及9名醫生、3名藥劑師和醫藥公司兩位總經理，共14人。
警察魚貫而入公司
收集證物
事發原因是這家公司在細胞抑製劑藥品上賄賂醫生和藥劑師，向保險公司行騙，造成保險行業至少千萬歐元的損失，僅僅是TK一家保險公司便在2017年損失了至少860萬歐元。
德國的醫、葯分離制度由來已久
在德國生活過並看過病的華人都知道，除非夜間、周末及節假日急診和事故受傷，通常看病不是直接去醫院，而是去開業醫生診所。
如果對比中國的醫療體系，可以把德國無數的開業醫生診所比喻為一個巨大的門診網絡，他們構成了德國醫療供給系統中最重要的一環。就像把火車總站的大批人流分散到無數個小站加以分流處理的道理一樣，其工作效率比大家都擁擠在一起要高得多。
而在中國，醫療的工作量大約有70%是落在醫院的門診部。德國這樣的制度，避免了醫療供給中門診這一環節的擁堵現象。反觀中國的三級十等的醫院制度，醫療資源集中於高大頂端，難以實行“分級”就診。
在德國，如果需要配藥，醫生根據病情給患者開出處方，患者持處方到市場上的藥房取葯。患者取葯時向藥房支付一點手續費，藥房與保險公司結算藥品費。德國的這一醫療和藥品分離制度源自1241年。當年的5月23日，德國的首家藥房——獅子藥店，在特里爾市中心廣場開張了。據特里爾市檔案館的資料記載，該市大主教的管家Fridricus在這一天向這家藥房轉交了營業證。
2041年5月23日在Trier誕生的德國首家藥店 Löwen Apotheke（獅子藥店）
Löwen Apotheke（獅子藥店）的營業許可
據說，1231年，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k II，也譯為腓特烈二世)頒布了一項法規《Edikt von Salerno》，法規規定“醫、葯分離”，即醫生和藥劑師兩種職業必須分離，醫生不允許在給患者的藥品中賺錢，醫生的任務就是診斷和開出治病的藥方；而藥劑師則不允許給患者診治，藥品也只能按照法定的價格出售。
這一規定沿襲到700多年後的今日仍然有效，加上全民醫保制度，看病免費，醫患之間不論是在醫療和藥物方面都沒有直接的經濟聯繫(除牙醫的非保險項目)，醫患雙方不存在金錢關係，這裡的醫患關係是大家一起對付疾病的利益共同體。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k II）
對於治療癌症的化療藥物則是另一種情況。醫生開出的處方不直接給患者，而是給有資格配製化療針劑的藥房。藥房的藥劑師根據患者的體重、體表面積和驗血指標等自身情況在實驗室用粉劑和無菌溶液配出針劑。配製好的葯直接送到醫生那裡，醫生再給患者打點滴。
一家藥房是否具備配製化療藥物的資格，取決於它是否具備特殊的無菌實驗室。在全德國僅有約250家藥房具備這樣的資格，另外再加上一些藥廠。
藥房實驗室
Zyto服務公司有了行業的壟斷地位
Zyto服務公司成立之後沒多久，於2008年獲得投資基金組織Capiton的投資。憑藉投資基金的力量Zyto服務公司建立了價值740萬歐元巨大的實驗室，同時他們開展遊說，向聯邦議會和衛生部施加有利於自己的影響。2017年德國大選，各政黨發動選戰，期間現任衛生部長Jens Spahn參觀了Zyto服務公司。
公司創始人之一的Enno Scheel也成立了“全德處方葯配製企業聯合會”(BRH)，12家處方葯配製企業是該組織成員，Enno Scheel至今還是該組織的會長。該組織制定嚴格的文件和無菌實驗室標準，令一些普通藥房根本無法合格，隨後根據德國《藥品法》(AMG)第13條第1款的規定，癌症患者使用的化療針劑、人工營養液和抗生素只能由擁有生產許可證的“處方葯配製企業”配製，或者由合規的藥房及醫院自有藥房配製。
“全德處方葯配製企業聯合會”(BRH)會長Enno Scheel新聞發言人Katrin Kollex女士
從這一個角度來說，處方葯配製企業就在一定程度上壟斷了這一行業。Zyto服務公司發展迅速，自2011年至2017年期間，公司的產量翻了一番，共銷售了40萬套針劑; 營業收入幾乎翻了三番，達到2.4億歐元。2016年Capiton投資基金退出了Zyto服務公司，轉而由IK投資基金加入，目前還有紐約教師退休基金和曼切斯特公職人員公共基金投資了該公司。
如前所述，德國700多年以來實行醫療和藥品分離的制度。該公司一方面既然已經掌握住藥品這一環節，那如何去控制另一方面的醫療呢? 俗話說，肥水不外流，如果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醫療和藥品兩個環節都控制住，讓自家的醫生給自家的配藥工廠和藥房開出處方，豈不是更大的一盤棋。
在漢堡收購醫院建立大本營
在漢堡東面有一個繆么曼斯貝格社區(Mümmelmannsberg)，大約有一萬八千名居民生活在這個佔地2.8平方公里的社區內。
在這一社區，四分之一的人依靠低保生活(H4)，60%的住房是供給失業者或低收入家庭的社會福利廉租房。在該區有一座簡單的兩層樓建築，裡面有許多家執業醫師診所，在二樓有一家名叫SKH的社區醫院。1990年時，該醫院尚擁有82張床位，每年有約3000名住院病人。
可是，該醫院每況日下，至2012年全年就僅剩下不到1000名的住院病人。五年多前該院宣布關閉，Zyto服務公司卻來買下這家小醫院，此時該院僅存15張床位。但是，別小看了這家處於危難之際的小醫院，Zyto服務公司就將從這裡開始，展開了一場腫瘤醫療市場的“革命”。
德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其起源可追溯到俾斯麥1883年的《疾病保險法》。為長期有效地降低全民醫療保險費和人們薪資中的社會保險附加成本，德國政府在2003年推行醫療體制改革。
從2004年開始，除了執業醫生的診所和兩名及兩名以上醫生聯合診所外，與社保體系有合同的執業醫生可以開設綜合性多科別的醫療中心（德語全稱: Medizinisches Versorgungszentrum，簡稱MVZ），也即多個不同科別的與社保體系有合同的醫師可以湊在一起合作開設醫療中心，醫療中心還可僱用與社保體系沒有合同的醫生。
在德國，牙醫可以直接與保險公司結算病人的治療費用，其他科別的醫生則是與執業醫師協會結算病人的治療費用，協會再與保險公司結算。MVZ醫療中心表面上看起來像一所醫院，但其在體制上與醫院是完全不同的。
SKH社區醫院被Zyto服務公司收購後，它作為母公司，再在本市和全國其它城市開始建立醫療中心。至目前為止，它已經擁有分布在德國各地的共15家醫療中心，據稱今後幾年內還將擴展到30家。
在德國，除了醫療和藥品兩個行業分離之外，2012年德國也頒發了一項法規，即藥房和醫藥工廠(如Zyto服務公司)是不允許建立醫療中心的，醫療中心只允許由與社保有合同關係的執業醫師及醫院成立(見《社會法》第5冊)。但誰是醫療中心真正的幕後老闆，德國法律和衛生部並沒有明文規定。這裡顯然存在着一個法律漏洞，而Zyto服務公司則利用了這個漏洞。
德廣聯的北德廣播電視台NDR和德國《時代周報》網絡版(Die Zeit online)的記者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資金對Zyto服務公司如何鑽法律漏洞進行了調查。據媒體報道，他們投入的調查費用相當於一輛中高檔汽車的價格。
在德國，醫生要想自立門戶開設個人診所，需要一種專門的執照，這相當於能與患者投保的保險公司結賬的合同。各地對這種執照的發放數量有所控制，一則防止某地出現太多的醫生診所，二則保障醫生穩定的收入。如果一個診所的執業醫生臨近退休年齡，他可以有價轉讓執照，通常轉讓價格約為六萬歐元。
Zyto服務公司在全德國布局
與Zyto服務公司背景有關的神秘人員會在德國各地尋找即將退休的腫瘤科醫生診所，然後登門拜訪，開出一筆數十萬歐元的報價(約80萬歐元)，要買下診所，同時讓執業醫生將執照出讓給他們。
診所轉讓後將改為醫療中心，讓出執照的醫生可以在未來的醫療中心受聘就職。受聘的醫生工資不會很高，但隨着醫療中心業務收入的擴大，醫生可得到更多的錢。
醫療中心的收入如何擴大呢？那就是靠多多地開出治療腫瘤藥物的處方。有些醫生會接受他們的條件，將執照轉讓，將診所出售。原來的診所搖身一變，成為上文中說到的SKH社區醫院的一家分支機構——即醫療中心。
醫療中心開出的腫瘤葯處方，就會飛到Zyto服務公司，配製出來的葯再返回到醫療中心，供患者使用。通過這樣的手段Zyto服務公司就又壟斷了腫瘤醫生的處方。迄今為止，在全德國已經有15家這種醫療中心具有Zyto服務公司的背景。
當然，這個背景是要隱蔽起來的，是不能公開的。那又如何隱蔽呢?
根據本文筆者的調查，2017年第一季度，在漢堡有一家名為ZytoService Investment投資公司註冊成立，公司註冊資金為25000歐元。文章開頭提及的Enno Scheel和Thomas Detlef Boner家族各佔11.6%的股份，74%的股份由盧森堡的一家國際投資公司擁有，另有2.5%的股份為Zyto服務公司和SKH社區醫院的高管人員持有。
大約9個月後，這家新成立不久的公司更名為阿蘭塔投資公司(Alanta Investment)，隨後這家投資公司再在德國成立一家名為阿蘭塔健康集團的公司(Alanta Health Group)，Zyto服務公司和SKH社區醫院都100%地屬於阿蘭塔健康集團公司。15家分布在全德國的醫療中心又是100%的屬於SKH社區醫院。
由此，人們不會輕易看出Zyto服務公司與15家醫療中心的關係。通過上述公司幾次撲簌迷離的“拐彎”，令Zyto服務公司和15家醫療中心的關聯變得不再透明。
SKH社區醫院所在的樓房
如果說，上述事態的發展對患者並沒有帶來不利的影響，患者依舊得到了應有的治療。但事情可能並不像普通診所與藥房毫無關係那樣的簡單。因為醫療中心的醫生會想到，他給患者開的葯越多、越貴，得到的回扣也就越多。因此患者會得到超劑量的用藥，這對患者的健康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更陰險的是，患者因用藥超劑量而死亡令他人無法查出真正的死亡原因。一方面患者因接受化療而痛苦不堪，患者會脫髮、嘔吐、手腳腫脹或麻木、全身瘙癢、精疲力盡、出汗、口乾舌燥; 另一方面醫生們卻暗地裡賺得盆滿缽盈。德國醫生行業醫藥委員會會長、腫瘤科醫生Wolf-Dieter Ludwig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到: “醫生為了提高企業的利潤，開出並非治病所需的昂貴藥物，對患者是危險的。只有超出實際所需劑量的細胞抑製劑、抗生素，才會給企業帶來利潤。”
隨着與Zyto服務公司有關聯的醫療中心出現後，醫療中心所在地區的其它藥房便會在一夜之間再也得不到醫療中心醫生的處方了，即使那些出售診所的醫生已經與當地藥房合作了多年，那些醫生的處方全都飛到漢堡的Zyto服務公司去了。那些藥房也曾因要取得配製化療葯的資質，投資建立了昂貴的無菌實驗室，卻最終面臨竹籃打水一場空的局面。
就在幾周之前，德國聯邦議會針對私人投資建立醫療中心的話題進行了辯論。當聯邦政府無奈地表示，對全德約3200所醫療中心的幕後背景不知情後，左黨提出建議，對醫療中心要建立透明的登記制度。聯邦參議會也倡議，今後只能由醫院在它所在的地區建立醫療中心，並且醫療中心裡擁有的各個科目也是醫院本來就具備的。德國醫生大會在一條決議中也提出要求，對醫療中心要制定嚴格的規則，醫生對患者的治療決定必須與經濟利益脫鉤。
筆者於2019年12月20日前往Zyto服務公司，該公司入口處已有兩位保安公司的人把關，對陌生人非請莫入。也就是在12月20日，Zyto服務公司的母公司阿蘭塔健康集團在其官網上表態，“對我們而言，第一要務是為所有的患者提供高質量的服務，這是我們始終保證的，並在將來繼續得到保證。我們珍視所有腫瘤科醫生擁有的治療自由權利，我們從未乾涉過，也未阻止過這種治療的自由權。與SKH社區醫院相關聯的醫療中心在醫學上是完全獨立的，我們堅信，醫師和醫務人員會根據當前有效的治療指南為患者提供最佳的服務”。他們繼續表態，“ 阿蘭塔健康集團的商業模式完全符合適用法律，特別是，所有的醫療中心均通過法律程序得到批准。因此，我們認為，所有的指控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將與檢察官和主管部門進行溝通。我們堅信，所有的指控都會給予撤銷。”
公司網頁上的照片
中國葯企大規模賄賂醫生
因為是華文媒體，所以讀者或多或少地都有中國背景。讀到這裡，讀者若是將德國醫藥的這一醜聞與中國醫藥界對比，得出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結論，則是不全面的。Zyto服務公司事件還處於調查階段，它究竟是否違法了，還有待檢察院的調查和法院的裁決。而在中國國內則是另一種狀況。
在中國國內，醫藥代表賄賂醫生已有二十年歷史，多年來一直大行其道，是業界人人耳熟能詳的售藥方式。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興起了一個新興職業——“醫藥代表”。這在當時是個熱門職業，許多醫藥專業畢業生應徵入行，掙得盆滿缽滿。錢怎麼來的？就是今天在中國被奮力聲討的所謂賄賂。
醫藥代表們每天需要去各大醫院和醫生們溝通，介紹自家新產品，醫生每向病人開出一相應藥品，醫藥代表就能得到相應回扣，醫生本人也能得到一定回扣。這聽起來簡直就是雙贏之事。醫藥代表介紹的葯被醫生用得越多，醫生和醫藥代表入袋的錢就越多。
當然，羊毛出在患者身上，所以長久以來，藥品價格越抬越高，特別是進口葯。因為葯價本身不單代表了研發、製造、物流和管理等各項基本成本，還包括了醫生和醫藥代表的回扣。這樣的一種醫藥代表與醫生之間的互利文化持續了二十餘年，混在中國行行業業各色各樣的賄賂場中，不過是和其它行業看齊，因為同樣腐敗，並不覺得有多壞，並且時間長了，倒覺得這就是醫藥業的正常習氣。
直到2017年2月7日，國務院的一紙公文讓醫藥代表這個始終存在爭議的職業面臨考驗。國務院辦公廳公布《關於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見》(業內稱 “醫藥國17條”)，明確要求醫藥代表只能從事學術推廣、技術諮詢等活動，不得承擔藥品銷售任務，其失信行為將記入個人信用記錄。醫藥國17條的發布，意味着醫藥代表將與銷售分離。國內“以葯養醫”的機制已經深入醫療體系，藥品收入成為醫院資金最重要的來源。
轉自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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