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5日，10歲的德國女孩烏蘇拉·赫爾曼從表哥家騎自行車回家，但她遲遲沒能回到家。這起案件成為德國最臭名昭著的刑事案件之一，至今仍存在爭議。《衛報》於2019年9月24日對這一事件進行了梳理。
只剩一輛紅色的小自行車
1981年9月15日，那是10歲的德國女孩烏蘇拉·赫爾曼新學期開學的第一天。烏蘇拉是四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下午和哥哥邁克爾一起練完鋼琴後，她又回到了學校上體操課。
下課後，烏蘇拉前往肖恩多夫村的堂兄家吃晚飯，隨後穿過一片雲杉林，回到自己家所在的埃辛阿姆阿默西村。那片雲杉林里常常會有一些獵人、慢跑愛好者和山地自行車手。
本來這段路程只需要短短的十分鐘，但直到晚上7點20分，烏蘇拉還沒有回到家。烏蘇拉的母親打電話到她的堂兄家，但對方說烏蘇拉25分鐘前就走了。半個小時又過去了，烏蘇拉還是沒回到家。
▲烏蘇拉·赫爾曼在新學期的第一天失蹤了
烏蘇拉的家人馬上意識到大事不妙了，他們衝進了那片森林，大聲地喊着這個小姑娘的名字。“烏蘇拉”三個字在黑暗的森林中此起彼伏的傳出來，但沒有任何迴音。
不到一個小時，鄰居、警察、消防隊員和嗅探犬也都加入了搜救行動。火把的光束掃過森林旁的湖面，穿過茂密的灌木叢。夜漸漸深了，還淅淅瀝瀝的下起了雨。那天夜裡，烏蘇拉的紅色小自行車被找到了，倒在森林小徑20米外的地方，但烏蘇拉不見了。
天亮之後，搜尋力度也加強了。數十名身穿雨衣和橡膠靴的軍官在茂密的森林中搜尋，直升機在森林上空盤旋，一艘警艇和潛水員也在湖裡搜索着。但始終沒有任何線索，這個身高1.43米，金色短髮，身穿灰色羊毛開衫和紅棕色涼鞋的小女孩就像憑空消失了一樣。
神秘來電
星期四早上，距離烏蘇拉失蹤已經超過了36個小時。
電話鈴聲打破了烏蘇拉家中悲傷的寂靜，烏蘇拉的父母急迫的接起電話，沒有人說話。電話那頭一片寂靜，接着響起了短促的叮噹聲，緊接着又是一片寂靜，鈴聲又響了起來，隨後電話才掛斷。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又有三個類似的電話打來——讓人非常困惑，又使人後背發涼。當地警察局的一個小組駐紮在了烏蘇拉的家裡，開始記錄這些神秘電話。
到了周五中午，郵遞員給烏蘇拉的父親寄了一個信封，上面寫着“緊急”。裡面是一張贖金紙條，用從小報上剪下的詞語貼起來組合而成。
▲綁匪送來一封信
“我們綁架了你的女兒，如果不想被撕票的話，拿45萬德國馬克（約合395萬元人民幣）贖金來。”這封信是綁匪在開始打電話之前就寄出的，因為信中說，會用叮噹聲給烏蘇拉一家打電話。“你只需要告訴我，你願不願意付錢……如果你報警或不付贖金，我們會殺了你的女兒。”
那天下午，電話鈴聲又響了，烏蘇拉的母親接起電話，叮噹聲響起，她表示同意支付贖金。烏蘇拉的媽媽想要確定女兒還活着，就提出要求說：“烏蘇拉的兩個毛絨玩具的叫什麼？”
但綁匪沒有回答，烏蘇拉的媽媽不淡定了，她朝着電話大聲喊道：“你說話呀，你說點什麼！烏蘇拉是不是還活着！”
第二封信
同一天晚上，綁匪寄出了第二封信。9月21日，也就是星期一，烏蘇拉的家人收到了這封信。
信中提了一些奇怪的要求，綁匪要求烏蘇拉的家人用100張舊鈔票，裝在一個手提箱里。然後要烏蘇拉的父親獨自一人，把手提箱送到一個指定的地點。
烏蘇拉一家並不富裕，她的爸爸是一名教師，媽媽是一名家庭主婦，養育他們兄弟姐妹四人。鄰居們為他們籌了一些錢，當地政府表示願意支付其餘部分。赫爾曼一家準備好錢之後，就焦急地等待更多的指示。但他們再也沒有收到信，也沒有再接到過電話。
警方仍然沒有線索，兩周過去了，警察決定再次在森林進行搜尋。警方出動了一百多名警察和10隻嗅探犬，將森林劃分成一片一片，逐一進行搜索，並用金屬棒探測地面。
沒有受傷，是活埋
到了搜尋的第四天，那是一個陰蒙蒙的的星期天，警方的搜尋範圍已經覆蓋了森林的大部分。這也是烏蘇拉失蹤的19天。
▲木箱構造示意圖
那天上午9點半，一聲尖叫傳出森林。在離湖邊小徑大約800米遠的一個空地上，一名軍官在探測土壤時，碰到了堅硬的東西。另一名警察衝過去，掃開樹葉，鏟掉一層粘土，發現一條棕色的毯子。
警察把毯子取下來後，發現一塊木板，似乎是一個箱子的蓋子。這個木板長72厘米，寬60厘米，有一張小咖啡桌那麼大，被塗成了綠色。警察撬開固定在上面的七個滑動螺栓，取下木板，出現了觸目驚心的一幕——烏蘇拉在裡面，她的身體冰冷，毫無生氣。
警官把小烏蘇拉抬出來時，都忍不住哭了起來。
兩名警察慌忙跑到烏蘇拉家裡，告訴了他們這個消息。烏蘇拉的母親愣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烏蘇拉的父親則是在反覆的詢問：“我女兒死之前受傷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烏蘇拉在死之前並沒有受傷，更準確的說，她是被活埋的。屍檢結果顯示，烏蘇拉在被埋後30分鐘到5小時內死亡。木箱子里沒有掙扎的跡象，甚至沒有移動的跡象，醫生們認為，烏蘇拉是被下了葯，很可能是二氧化氮，之後才被放進了箱子里。
木箱里有什麼？
這個木箱的結構很是奇怪，深1.40米，裡面裝有一個架子和一個馬桶，馬桶蓋放下就是一個座位。裡面有三瓶水，12罐飲料，六個大巧克力棒，四包餅乾和兩包口香糖。裡面甚至還有一個書架，放了21本書，唐老鴨漫畫、西部小說、浪漫小說和驚悚小說等。
▲木箱模型
除了這些東西，裡面還有一盞檯燈，一台便攜式收音機，這個收音機的頻道所在的電台，正是會播放烏蘇拉的父母在電話中聽到的鈴聲的電台。
為了讓烏蘇拉能夠呼吸，這個木箱還設計了一個由塑料管道製成的通風系統，延伸到地面。但這個設計並不能起到通風的作用，木箱內的氧氣很快就會耗盡。
這個木箱重60千克，警方因此揣測，肯定不止一名綁匪，可能至少需要兩個人才能把它運到樹林里。行兇者一定很了解這片森林，因為他們選擇了森林裡的一個偏遠地點，並且在挖洞和穿過茂密灌木叢時避開了人們的注意。
附近的村莊里人心惶惶，家長們不敢讓孩子離開自己的視線半步。離奇的作案手法是的這宗案件被廣泛的傳播開來，甚至在這個可憐的小女孩的葬禮上，都來了很多的記者。
“他讓我在森林裡挖了一個洞”
為了找到兇手，警方開始懸賞獲得線索。很快一個叫做沃納·馬祖雷克的31歲男子走入了警方的視線。
馬祖雷克和妻子以及兩個孩子住在離烏蘇拉家只有幾百米的地方，他是一名汽車修理工。他身材魁梧，脾氣暴躁，還有一些外債，欠一家銀行超過14萬馬克，所以他有動機。
在烏蘇拉屍體被發現一周後，警方對他進行了審問。
最初，馬祖雷克無法回憶起烏蘇拉失蹤當晚的行蹤。24小時之後，他才說自己一直在和妻子和兩個朋友玩棋盤遊戲。警方對他的家和修理店進行了搜查，並沒有發現任何與犯罪有關的線索。
當月晚些時候，鑒證小組在檢查木箱時，發現在一塊膠帶上有指紋。警方再次燃起了希望，但該指紋與馬祖雷克對比並不匹配，與數千名當地人的指紋也不匹配。
但警方仍懷疑馬祖雷克與此事有關。1982年1月底，他和兩個朋友再次被警方審問，幾天之後才被釋放。
一個月後，馬祖雷克的另一個朋友克勞斯·菲芬格被審問，他是一名因酗酒而失業的技工。菲芬格的房東說，案發前幾周，他看見菲芬格把鐵鍬和拖把綁在一起。
菲芬格最初表示他是清白的。但在審訊的第二天，當審訊人員休息時，他和警察局長單獨談話，他說了一句令人吃驚的話：“如果我知道什麼呢？”
當審訊人員回來時，菲芬格告訴他們，1981年9月初，馬祖雷克讓他在森林裡挖一個洞，承諾支付1000馬克（約合4390元人民幣）和一台彩電。菲芬格說他已經挖了這個洞，後來看到裡面埋着一個箱子。
破案？不！
聽了菲芬格的供述之後，警方確信他們已經破獲了這起案件。但當警方把菲芬格帶到那個森林要他指認挖洞的地方時，菲芬格完全找不到，甚至連方向都不知道。
回到派出所後，菲芬格說：“我要撤銷這一證詞，我說的不是真的。”在隨後的10個月的審訊里，菲芬格都拒絕重複供詞，最終他被被無罪釋放。
到了1982年夏天，這起案件的負責人被撤換了，警方展開了更大範圍的搜查。在整個德國範圍內請求協助調查，通過電視節目向人們獲取線索，但調查毫無結果。
到20世紀80年代末，調查已經不再繼續了。但在德國各地，大多數人仍然記得這個10歲女孩被活埋的懸案。
案件重查，發現相符基因，是他嗎？
轉眼間到了2006年，當地的刑事調查辦公室開始調查積壓案件。這一曾轟動全國的烏蘇拉·赫爾曼綁架案被重新擺在了檯面上。警方將希望寄託於在過去20年迅速發展的DNA分析技術上。
通過對當初證據的重新審查，警方在木箱的螺絲上提取到了基因樣本。這個基因樣本與2006年5月，慕尼黑頂樓上的一起殘忍殺害富婆的嫌疑人的基因樣本相符。警方感到非常興奮，未解之謎馬上就要解開了。
但這一突破帶來的興奮是短暫的。因慕尼黑謀殺案的嫌疑人是受害者的侄子，烏蘇拉被綁架時，他才幾歲。
經過再次調查，法官們裁定，這兩起刑事案件之間沒有聯繫，至於為什麼這兩個基因樣本相匹配，現在仍然是個謎。
時間已經不多了
對於審理烏蘇拉案的檢察官來說，時間不多了。這個女孩的死並沒有被視為謀殺，而是被認為是具有致命後果的綁架，這一罪行有30年的時效。再過五年，這起案件就過了訴訟期。
2007年，檢察官們回顧了之前的案件檔案，再次鎖定了沃納·馬祖雷克。菲芬格已經死了，他的話到底是真是假，再也無從得知。但馬祖雷克還活着，警方開始對他進行監視，並安排了一名便衣警察到他身邊做卧底。
警察在他的車和房子里安裝了錄音設備，竊聽了他的電話。同年10月，他家被搜查，警方也提取了馬祖雷克的基因樣本，但和木箱上的提取到的基因圖譜都不匹配。
▲在馬祖雷克家中發現一台舊的錄音機
但檢察官還有一個希望——搜尋過程中，他們從馬祖雷克家中發現一台舊的錄音機。在烏蘇拉失蹤後的幾天里，綁匪給她的父母打了電話，電話里有叮噹聲。或許這個錄音機就是當年用來放叮噹聲的設備。
一位聲音專家獲得了1981年通話的原始錄音，他花了幾個月時間對錄音機進行測試，得出結論認為，這台錄音機確實是綁架者放叮噹聲的錄音機。
開庭審理
2008年5月28日，在烏蘇拉去世近27年後，馬祖雷克被逮捕。根據規定，死者的親屬可以參與審判，作為共同原告，這使得他們有權查看證據。
但烏蘇拉的父母並不願意到法庭上去，撕開這個將近30年前的傷口，面對那些可怕的細節。這個任務落在了烏蘇拉的哥哥邁克爾頭上。案發時，邁克爾18歲，他下午才和妹妹一起彈了琴，晚上妹妹就失蹤了。
▲烏蘇拉的哥哥邁克爾
40多歲邁克爾想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有一種深深的正義感，驅使着他。
2009年2月，審判在奧格斯堡一個法庭開庭。馬祖雷克用一份長達20頁的聲明堅稱自己是無辜的。
檢方提供了對馬祖雷克不利的間接證據——他有動機，他需要錢，作為修理工，他可以秘密建造箱子。烏蘇拉失蹤時，有人看到他在聽警察的廣播。2007年，在警方監聽到他和一位來自老朋友的電話，他們在電話中討論了烏蘇拉·赫爾曼案的訴訟時效。
除此之外，檢察官堅信菲芬格的話是真的，警方的舊檔案顯示，菲芬格的供詞在幾個方面都是準確的：森林空地的大小、洞的大小，土壤條件，以及洞的地點。警方認為，他後來無法指認挖洞位置的行為，是在迷惑警方，使自己無罪釋放。
還有錄音機，2007年，馬祖雷克在接受警方詢問時說，他是幾周前和妻子在一個跳蚤市場買的。但他無法證明是誰賣給他的，市場上也沒有人能回憶起那天出售的情景。聲音專家說，在馬祖雷克家發現的錄音機“很可能”就是綁架者的錄音機。
結合上述證據，2010年3月，馬祖雷克被判處無期徒刑。大家都很高興，這個案子終於真相大白了，兇手被抓起來了。
有異議的人居然是他
法庭上，每個人都很高興殺害烏蘇拉的兇手終於被抓起來了。除了他——烏蘇拉的哥哥邁克爾·赫爾曼。
這麼多年來，作為大哥，妹妹的死一隻是他心中的結。他並沒有想過自己去找兇手，這是警察的工作。但在這次審判中，作為共同原告，他決定要認真對待這個角色。邁克爾在審判開始之前，查閱了案件的數萬頁檔案。每到晚上，他把自己鎖在書房裡，眉頭緊鎖的看着這些案宗。
邁克爾覺得，有很多跡象表明，馬祖雷克可能犯了罪，但仍有一些疑點困擾着他。他不明白，為什麼菲芬格撤銷的供詞，現在被視為真的。菲芬格有嚴重的酗酒問題，他的前妻稱他為“懶惰的人”，絕不會同意挖一個大洞。
更奇怪的是，菲芬格的供詞甚至沒有署名；據稱是幾周後調查員根據記憶記錄下來的。除了這些，在木盒子上提取的基因樣本與菲芬格和馬祖雷克都不相匹配。
還有錄音機，邁克爾自己就是音樂老師，對聲學和音響工程有些了解。他不明白多年前錄音機是如何與贖金聯繫在一起的。綁匪是把錄音機拿到電話亭？電話亭周圍就沒有一些聲音環境了嗎？
邁克爾的律師勸他不要把這事鬧大了，但他還是給法庭寫了一封信，稱聲音專家關於錄音機的報告是片面的。當宣布對馬祖雷克的判決時，邁克爾在法庭上發表了一項聲明：“我不相信他有罪，但我也不相信他是清白的。”
“我要追求真理”
2010年底，在審訊六個月後，邁克爾左耳中有一種奇怪嘶嘶聲，日日夜夜的折磨着他。他認為這可能與案件審判帶來的壓力有關。
他仍然沉迷於這個案件中，不停地翻看卷宗，甚至使得他的妻子在2012年和他分居。
▲嫌疑犯馬祖雷克
但邁克爾認為他不能放棄。他覺得自己應該對父母，對自己，甚至對德國公眾，要去追求真理。“這件案子就這樣結束是不對的。”邁克爾堅持道。
所以他想出了一個計劃——2013年，邁克爾向馬祖雷克提出民事索賠，要求馬祖雷克賠償2萬歐元，因為他審判後嚴重耳鳴。他認為，馬祖雷克將會提出自己是被錯誤定罪，不予賠償，這樣法院必須重新考慮妹妹的案件的事實。邁克爾相信，這將是一個“接近真相”的機會。
直到2016年，邁克爾民事索賠案才得以受理。這一次，媒體又爭相報道。大家很疑惑，他為什麼不肯停止，是看案件着魔了么？除了赫爾曼的親朋好友，很少有人知道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操作。
隨着民事審判的進行，一些對原判有懷疑的人出現了。馬祖雷克的辯護律師是一位退休的物理學家和業餘聲音專家，名叫伯納德·海德爾。他清楚地記得1981年的犯罪報道，也關注了2009年的審判。
和邁克爾一樣，他對錄音機的證據高度懷疑。後來，他借了一台類似的機器，拿到了贖金電話錄音，並試圖看看是否有可能證實語音專家的發現。經過一年的測試，他斷定不是，並向馬祖雷克的律師提供了幫助。
在民事案件接近尾聲時，邁克爾又獲得了另一個盟友。在倫敦的一位德國學者齊普瑟，在網上了解到這一案件。她的專業是語言分析，她使用現代分析技術得出結論——寫贖金條的人一定受過良好的教育。“我肯定不是馬祖雷克，”齊普瑟表示。
到了2018年8月，民事案件結束了。法院下令馬祖雷克向邁克爾支付7000歐元的耳鳴費。雖然勝訴了，但這場勝利對邁克爾來說是一個損失，因為法官們仍然馬祖雷克確實是綁架烏蘇拉的人。
這個案件結束了，這個案件從未結束
在刑事審判後的幾年裡，邁克爾認為馬祖雷克仍然有50%的可能性是綁架者。現在他認為，這種可能性只有1%。
在德國北部的監獄裡，馬祖雷克仍在試圖洗清自己的罪名。他雇了一個私家偵探來追查2007年賣給他錄音機的那個人。
邁克爾對案件材料了如指掌——他花在研究上的時間比任何辯護或起訴的律師都要長得多。
去年年底，為了重審此案，邁克爾向奧格斯堡州檢察官辦公室提交了一份所有新證據和理論的卷宗。
2019年4月，公訴人發言人馬蒂亞斯·尼科萊表示，他承認許多人對刑事審判的判決仍有疑問，但堅稱法官在2010年作出了正確的判決，而且這是“最終的和絕對的”。今年8月，檢察官辦公室宣布不會再重審此案。
馬祖雷克到底是不是兇手？還是另有其人？無從可知。
這個案件已經結束了，這個案件從未結束。
（耿聰）
*本文文字與圖片來源於衛報2019年9月24日的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