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到海外的中國“90後”，用魔法打敗魔法

“年輕一代藝術團隊的發聲

是對西方輿論展開一場‘奇襲’，

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作者：楊學義 隋坤

該如何介紹天府事變？

簡單點說，這是一個火到海外的中國說唱組合。

複雜點說，他們是個矛盾體——把“自己眼中的天府事變”描述為戴着大金鏈子、梳着臟辮的嘻哈歌手，把“同行眼中的天府事變”描述為雙手插兜、有板有眼的“五道杠青年”，而“外媒眼中的天府事變”被黑化成了“中國官方僱傭的匪幫”……

不久前，《環球人物》記者去成都與他們進行了兩次長談。

採訪結束後，他們專門為《環球人物》創作了一首歌《Who am I?》（《我是誰？》）來解釋自己：

“不為名利，我是頭野獸，一個民間發言人，不是泛泛之輩，我是國際輿論鬥士。”

兩度“事變”

《CDREV》是天府事變這個組合成立後的第一首歌，可以看作一首定位曲。

歌中唱道：

“要把他們統統剷除，讓我的孩子不會因為說唱再和毒品接觸。”

“只會撒錢的廢物冒充說唱領袖，眼裡只有錢和美女的loser不會長久。”

“誰來扣響，這事變的第一槍？”

組合成員羅錦輝說，那首歌代表着他們完成了第一次“事變”，針對說唱圈的，“我們與有害的價值觀正式決裂、割席”。

說唱音樂在西方的發端和蓬勃，伴隨着謾罵、鬥毆、濫交、毒品等負面現象，而這些一度被西方某些說唱人當成“酷”。

天府事變成立之初就不認同這些價值觀，“我們聽了很多歐美說唱大師的作品，雖然也有人很頹廢，但真正最厲害的，還是表達深刻思想、參與社會議題討論的。”

·天府事變向愛反串的“國際友人”開火。

後來，他們還有第二次“事變”。

2016年，中國台灣藝人周子瑜涉嫌“台獨”一事持續發酵，天府事變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創作了一首《紅色力量》，將蔡英文和海外反華勢力罵個狗血噴頭。

“我們選擇用英語演唱，因為國內民眾的情緒是一致的，我們就是要表達給外國人聽！”

在他們的印象里，這是最早一首在海外產生影響的作品，“有一些網友將這首歌搬到海外網絡上，甚至將這首歌當成‘出征’主題曲。”

不久後，他們又推出《This is China》（《這才是中國》）。

與《紅色力量》相比，這首歌最大不同，是出於善意的目的自我介紹。他們彙集了外國人最關心的一些話題，在歌中進行闡述——

“北京、天津這樣的大城市總是被霧霾籠罩着，這不是20世紀50年代那時的倫敦和洛杉磯很像嗎？看，飛速增長總是伴隨着痛苦的。”

“三聚氰胺牛奶已經影響了四萬嬰兒，他們正在被營養不良折磨着，更可怕的是疫苗事件，非法商業交易已經被停止，但也已經導致了全國範圍內的恐慌。這些商人都怎麼了？”

歌詞延續了天府事變犀利又潑辣的風格，直接回應海外網友最關注的敏感問題，隨後用最坦誠的態度告訴他們，這是中國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克服的問題，並且你們的國家或許也走過這樣的路。

《This is China》引發轟動，很多海外媒體找天府事變進行採訪。

“現在回過頭來想，絕大多數西方媒體都是在陰陽怪氣地嘲諷我們，儘管當著我們的面，並沒有表露出來。”

組成成員王梓鑫記得，BBC一名資深記者在採訪時彬彬有禮，後來卻在推特上竟直接辱罵他們：“試圖把盲目愛國包裝得很酷，什麼××（侮辱性詞語）玩意兒。”

接受西方媒體採訪多了，王梓鑫也總結出西方的採訪套路：預設立場。“採訪之前他們已經想好了寫什麼，採訪對象只是一個被利用的工具。”

有一次，美國《時代》周刊找到王梓鑫，採訪時追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王梓鑫說不是，記者只得作罷。過幾天，對方又打來電話：“那你是共青團員嗎？”王梓鑫說是。結果，這就成了天府事變又一次被定義為“官方歌手”的依據。

“那段時間外媒的頻繁採訪，讓我突然意識到：明明是善意坦誠地告訴西方人什麼是中國，但他們的媒體完全不接受。所以……”王梓鑫說到一半，羅錦輝接過話：“是的，我們那時候決定，換一個方向去戰鬥。”

借你家的事，說我家的理

更加自覺和專註的“出海”開始了。

天府事變不再介意別人對他們“唱紅歌”的diss（抨擊、諷刺）。“愛國並不是撈錢的工具，而是我們每個人的本分和發自內心的信仰。”

徹底跳出了這些恩恩怨怨後，他們就像一隻跳出枯井的青蛙。“我們的確失去了一些亞文化的聽眾，但迎來的是更開闊的世界。給我們音樂留言的網友，漸漸多了頭像是風景照的大爺大媽，他們鼓勵我們：小夥子真棒！”

關心國內外時事的網友，還有國外對中國感興趣的網友，哪怕不懂說唱音樂，也有可能變成他們的聽眾。

“這也是我們打破壁壘的過程，丟了芝麻、撿了西瓜。”

·天府事變在演出。

天府事變開始思考：與其他藝術形式相比，說唱音樂的優勢到底有哪些？

最明顯的一點，說唱音樂是舶來品，歐美聽眾對其認知度相對較高。

“由於長期聽歐美經典說唱音樂，我學會了他們的發音吐字技巧。”羅錦輝說，“我們並沒有‘殺到敵人內部’的主觀意識，但純正的發音確實客觀上幫助我們收到了這樣的效果。”

另外，說唱音樂歌詞密集，有衝擊力，“它表達的觀點、講述的故事是完整的”。

成功的歐美說唱人也捕捉到這個精髓，將說唱變成參與社會構建、表達態度的工具。“我經常聽到一些非洲裔的音樂家通過說唱與種族歧視作鬥爭，並且不停反思：除了鬥爭，我們自身要做出哪些改變？”聽得多了，羅錦輝深知說唱音樂可以承載更多使命。

經過不斷摸索，天府事變還達成一個共識：不能站在說教、上課的角度給人灌輸，說唱音樂第一位是愉悅身心，思想附着在音樂之上。

“我們的作品，首先必須是一首好歌，才能承載起思想的使命。”

在技巧和形式上考慮清楚了，思想的表達就是“靈魂問題”。

對於主打題材，他們是有考量的。幾個海外傳播較好的作品都有一個共性：借你家的事，說我家的理。

比如《I can’t breathe》（《我無法呼吸》）唱的是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示威遊行，但真正抨擊的是美國政客對香港暴徒的支持，他們在歌里唱道：“別再當什麼世界警察了，先管好你自己吧。”

再比如《說起種族滅絕，BBC哪來的臉？》這首歌，大聲控訴“看看那些快消失殆盡的原住民，在澳大利亞、美國、印度，你們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真正反擊的是西方媒體對中國新疆的污名化。

·天府事變組合的音樂MV截圖。

“雖然是‘出海’，但每一個作品的落腳點，都是為自己的祖國正名。”羅錦輝說。

“一個人愛媽媽，需要標榜嗎？”

天府事變有一條創作經驗：一定要直面自己國家的問題。

“為什麼海外網友不喜歡大肆的讚美？因為完美是不真實的。”

所以《This is China》里，天府事變主動唱到了海外網友關心的三聚氰胺、霧霾、腐敗等社會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自我闡述的好機會，你不闡述，別人就會替你闡述”。

唱這些社會問題的目的，當然不是揭短，而是要塑造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他們在歌里唱道：

“儘管這個國家確實要處理一些嚴重的事件，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我們也在儘力阻止這類事情發生。”

“這樣的一個中國，就是有血有肉的，就容易被海外網友接受。”

採訪間隙，天府事變去錄音棚錄了一首情歌，反差感極大。

“我們不想把路走窄，小情小愛，大國大愛，我們都想觸及，這些情感也並不矛盾。”

羅錦輝說：“我對於祖國的愛，並不僅僅由於大江大河，更多是由我身邊的生活點滴積累起來的。所以我們並不喜歡一些節目標榜我們為‘愛國組合’。一個人愛媽媽，需要標榜嗎？發自內心的熱愛，不能被當成一種噱頭。”

·2022年5月22日，天府事變說唱組合在錄音室錄製新歌。（李佩藺 / 攝）

“歐美說唱音樂里，也有很多不健康的內容。你作為發燒友，為什麼沒有被影響？”在採訪的最後，《環球人物》記者問羅錦輝。

羅錦輝的答案是：“他們坐在紐約和倫敦的高樓里，就不要和我探討小縣城的疾苦，就洗不了我的腦。”

羅錦輝出生在重慶城口縣，那裡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

“小時候，我從縣裡到重慶城區，要坐一天的車。而現在只需要4個小時，等幾年後通了高鐵，不用兩個小時就到了。

“我的舅舅是當地鄉鎮公務員，這幾年我親眼看到他和同事帶着大山裡的村民擺脫貧困。以前村民要走十幾里山路，才能把家養的雞賣掉，現在開啟了柴火雞的電商平台和餐飲供貨鏈條，生活是實實在在地變了。

“國家帶給老百姓生活的這些改變，才是外國人真正應該了解的。”

在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吳非看來，天府事變等藝術團體的成功“出海”，是對傳播中國聲音的“絕佳策應”。

“年輕一代藝術團隊的發聲是對西方輿論展開一場‘奇襲’，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當rap、CG漫畫等各國年輕人共通的藝術語言發出了中國聲音時，其效果就如同開枝散葉，是散點更是爆點，有力量更有未來。”

本文節選自第470期《環球人物》雜誌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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