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富士康員工為何逃離？“動態清零派”VS“躺平放開派”

在2020年的疫情初期，英國第一個提出“群體免疫”，結果被包括英美科學家在內的國際輿論罵了一個狗血淋頭。當時，中國有個別媒體認為英國“群體免疫說”才是正確的，是一種“更高級的人道主義”。當然也同樣遭遇了國內輿論的批評否決。

然而，事情總是會起變化的，輿論風向的變化更快。疫情進入了第三年，如果我們只看網絡輿論的話，似乎支持“躺平放開”的人數已經佔據了上風。“中國應該採用什麼防疫政策？”，一些大V只要暗示“躺平放開”就能獲得大量支持者的流量，輿論似乎已經發生了翻轉。

鄭州富士康出現疫情，員工逃離，“動態清零派”VS“躺平放開派”的觀點再一次針鋒相對起來。

“動態清零派”認為：一旦“躺平放開”，富士康員工的逃離行為就是整個中國社會面對疫情擴散時的縮影。“躺平放開”之後，會有不害怕病毒的人，也會有很害怕病毒的人，疫情大規模擴散之後，會對社會人心造成難以想象的衝擊，逃離的人連工作、薪水都不在乎了，經濟會比“動態清零”時糟糕得多。

“躺平放開派”認為：逃離富士康的人，是因為聽信了過度的“疫情危害論”。富士康員工整體教育背景偏低，實際上“疫情根本不可怕”。總嚇唬他們，他們就會跑，不嚇唬他們，他們當然不會跑。

兩派又一次進入了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局面。

在我看來，討論“鄭州富士康員工為何逃離”或許並不能證明“動態清零派”和“躺平放開派”到底誰對誰錯。因為人心是複雜的，鄭州富士康這個個案可能也說明不了問題。

有人說：“發生在別人身上，那就高喊着躺平共存，發生在自己身邊，那是一定要清零的。人性而已”。這句話有一定道理。

我舉個真實發生過的事情。某城市封控靜默，某小區某棟樓有不少人就天天吵着“躺平放開”，在全小區保持核酸全陰的情況下，他們在靜默期天天跑到小區里聊天曬太陽。然而有一天這棟樓有人陽了，整棟樓的人從“躺平放開”變成了“嚴格清零”。他們甚至聯合起來逼着那一戶沒有陽的癱瘓在床的老爺子轉移去醫院。

人心就是這麼複雜和自我矛盾的。

鄭州富士康出現員工逃離是和疫情有關，但更多的是反映出富士康本身的各種問題。在我看來，鄭州富士康員工逃離一是因為信息不透明導致恐慌，二是因為員工有更好的選擇，對富士康的防疫和管理沒信心。

這兩天看了幾篇採訪報道，逃離富士康的人說：“選擇離開是因為人心惶惶，別人走了自己也走”。留守的人和富士康的管理層說：“本來沒什麼人走，某短視頻app上有人造謠“富士康是躺平試驗區”後，就有人走了”。

要我來說，當富士康員工看到每天沒幾個新增病例的河南疫情通報，對比身邊每天一大群被拉走隔離的陽性病例，是個人都會感到不安。河南、乃至於各路媒體在鄭州富士康出現疫情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沒什麼報道，如果我們是富士康員工，看到某短視頻app上有人說“富士康是躺平試驗區”，我們會怎麼想？

信息不透明、看到的信息和身邊的信息完全是兩回事，鄭州富士康員工不出現恐慌情緒才怪。

另外，超過10萬人、人員高密度集中的大型製造業企業很多，為什麼別的企業沒有出現規模性的疫情，為什麼別的企業出現疫情之後能很快控制住，也沒出現大量員工逃離的事情？

鄭州富士康大量員工逃離，只能說明富士康本身管理能力差、企業缺乏凝聚力，鄭州富士康就像散裝的一樣。鄭州富士康大量員工逃離，因為他們有更好的選擇，回了老家、去其他地方的公司上班，也一樣不影響收入和生活。

鄭州疫情通報上每天都沒幾個人，媒體又報道鄭州富士康出現疫情出現大量員工逃離，我們同時面對這樣彼此矛盾的信息，這像話嗎？

說白了，鄭州富士康員工逃離事件，這事情是一個社會事件，由疫情引發，惡劣程度又遠高於防疫不力的一個社會事件。富士康本身問題嚴重，對富士康疫情沉默的媒體問題嚴重，需要富士康提供出口數據、經濟數據的當地政府，對富士康的監管也有很大問題。

鄭州富士康員工逃離事件，大家在討論防疫政策對經濟的影響，這也是“動態清零派”和“躺平放開派”爭論的焦點問題。

說個數據或許能更好的說清事實：

2021年下半年至今，全球貿易順差國只剩21個了。出口額大於進口額的這21個國家順差額匯總在一起，中國佔了總額的62.8%；執行“動態清零”的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搞“躺平放開”的西方，經濟不僅沒有好轉，反過來還要被不堪忍受經濟下滑的美國用升息來剪羊毛，搞得貿易逆差越來越大。

所以，截止目前為止，“動態清零”和“躺平放開”，從宏觀面來看究竟那個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更大是很顯而易見。

我們所有人都希望，因為病毒進化的更溫和，因為增加了醫療資源，因為其他有利因素，我們能回到疫情前那樣的生活，可以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大促進作用。但就目前來看，所有的數據和例子都不還支撐“躺平放開派”的觀點。

我們中國來說，現在就“躺平放開”對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傷害很小，但由於醫療資源匱乏等原因，對社會整體的傷害確是很大的。這是目前一個還沒辦法解決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