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毅仁創辦中信集團，鄧小平囑咐：不要搞官僚主義企業，結果如何

1950年，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開幕前夕，來京參會的榮毅仁被通知出席毛主席招待部分黨外人士的宴會。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榮毅仁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年僅34歲的他，已經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

當時，毛主席握着榮毅仁的手，說：“榮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啊！”

周恩來也在一旁打趣道：“他是中國民族資本家中的‘少壯派’。”

榮毅仁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挺直高高的腰板，昂着頭顱。可這時的他，卻深深地彎下腰，謙虛地說：“哪裡，哪裡。”

看到榮毅仁謙虛恭敬的樣子，毛主席面帶微笑地補充了一句：“你來了，很好。”

此時，周圍的人都詫異了。

我們都知道，毛主席歷來是擅長開玩笑的，尤其是與人初次見面的時候。毛主席突然對面前的人說一句開心的玩笑話，有時又把別人的名字來一番考據式的“引伸”。

其實，這不僅是一種讓人感到親近的會客藝術，還是毛主席非凡才華的自然流露。

可是，今天毛主席怎麼了？他面對榮毅仁，言語不多，彷彿話裡有話，這種場面實在是少見。

有人說：只有把對方當成真正的對手看待，才會小心謹慎從事。難道毛主席把榮毅仁當成了“對手”？

答案是否定的，毛主席只是不明白：在解放戰爭時期，有那麼多的富豪大亨席捲而去，但這位中國的資本家首戶卻留了下來。

這其中有什麼“秘密”嗎？

或許，答案只有榮家人才知道。

圖 | 榮毅仁

榮老闆滯留之謎。宋子文賴賬：220萬元停止付款。

要解開榮老闆的滯留之謎，就不得不說說榮家的發跡和發展史。

榮家祖籍在無錫，榮德生和榮宗敬先生，是榮家親屬中開拓實業的先驅者。榮德生也就是榮毅仁的父親。他9歲進私塾，15歲就來到上海成通順錢莊學藝。

1896年2月，榮氏兄弟在上海鴻升碼頭開設了廣生錢莊，資本額3000元，這也是榮氏兄弟合作自營事業的開端。

那時候，兄弟倆在紛繁的錢莊業務和各項事務中密切配合，事業蒸蒸日上。然而，沒過多久，上海就發生了股票風潮。大部分錢莊倒閉關門。但榮氏兄弟的廣生錢莊卻沒有受到影響，這還多虧了他們謹言慎行，從不搞半點投機取巧。

廣生錢莊只是一個開端，榮氏家業真正“發跡”，是從經營麵粉業和紡織業開始的。

1902年，榮氏兄弟投資了第一家企業，名叫保興麵粉廠。那時候，場地有限，設備簡陋，但榮氏兄弟卻不管這些，他們歷經磨難，終於做強做大，在舊中國支撐起民族工商業的一片明朗天地。

不想風雲突變，抗日戰爭爆發了。日本侵略者攻佔上海，燒殺搶掠，榮氏企業也被日軍破壞，榮宗敬先生更是氣得老病複發，於1938年在香港病逝。

雖然屢次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和破壞，但榮德生大義凜然，公開表示：“不管什麼時候後，決不把中國的產業賣給外國人。”

圖 | 榮德生

抗戰勝利後，馬上又迎來解放戰爭。那時候的榮氏企業，隨時有可能被擠垮吞噬。國民黨政府對民族工商業一向採取欺壓排擠、強取豪奪的政策。

早在北伐時期，蔣介石就無端通緝榮毅仁的伯父榮宗敬，結果榮家被敲詐10萬銀元而不了了之。

1934年，榮氏企業申新集團在最困難的時候，以三、四千萬元的財產抵押給國民黨，簽訂借款500萬元的合同，結果宋子文只付了280元，就強行停止付款。

上面已經說了很多榮家遭受到的災難，其實，對榮家最大的打擊，莫過於1946年發生的“榮德生綁架案”。

榮德生被綁架時，已經是71歲高齡，他在匪巢中被困了34天。此案一出，震驚中外。

榮德生綁架案之所以震驚中外，我想有以下幾點是不容忽視的。

第一，受害者是中國最有實力的企業家。

第二，綁匪要求贖金100萬美元，然後以50萬美元成交。

第三，參與綁架的竟然是國民黨的軍統特務，他們和綁匪串通，演了一場戲。

第四，蔣介石下令限期破案，但破案之後，又下令從贖金中分出5萬美元獎賞有功人員，實在令人生疑。

這次綁架案，實在讓榮氏家族傷透了心，為了避避風頭，榮家人安排榮毅仁去美國讀書。

1949年解放前夕，在上海的資本家大多都跑了，有的甚至還跑到國外去，而榮毅仁父子卻沒有跑。那時候，榮德生對榮毅仁說：“不管發生什麼，我決不走。”

就這樣，上海解放了，榮家人留了下來。

解放軍戰士告訴榮毅仁：“前面有戰鬥，別過去。”

1949年5月25日，解放軍進入上海，當時的榮毅仁只有33歲。他開着一輛汽車行駛在馬路上，看到解放軍就在馬路邊上席地而卧，毫不擾民。

當榮毅仁來到一個路口時，被攔了下來，一名解放軍戰士告訴他：“前面有戰鬥，不安全，別過去。”

這位解放軍態度誠懇，語氣親和，讓榮毅仁感慨頗多：解放軍和國民黨領導的軍隊相比，真是完全不一樣啊！

6月初，上海市軍管會又通知榮毅仁去開會，會上，他見到了陳毅、曾山、潘漢年等領導人。陳毅同志在會上宣布說：“黨的政策是讓工商業安心復業，把工廠開起來，商店開起來，有什麼困難可以找黨，找政府。”

榮毅仁聽了，馬上回公司安排復工，不過，他還是遇到了重重困難，首先第一個就是原料進不來。

那時候，中央派來了陳雲同志，親自幫榮毅仁解決問題，還有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同志，非常關心榮毅仁遇到的困難。

在大家的關心和幫助下，生產終於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圖 | 榮毅仁

1950年四五月間，北京召開了全國稅務工作會議，工商界應邀派代表參加，由榮毅仁帶隊。關於稅務問題的會議，讓工商界參加，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

中央領導陳雲同志，薄一波同志主持會議。在會上，榮毅仁就改進稅收工作、調整稅率等問題反映了工商界的意見。

誰知，就這些意見，黨內開了一個晚上的談論會。可以看出，黨對榮毅仁和工商界的意見有多重視。

政治的昌明，社會的興盛，使榮毅仁受到了巨大的觸動，他非常慶幸自己和父親當初的選擇，他已經徹底成為新中國的“建設者”。

而這一切，都映在毛主席的眼裡，在一次與榮毅仁等人的聚會中，毛主席親切地說：“我們之間更熟悉，更靠攏了。”

1955年10月，全國工商聯召開執委會議，榮毅仁赴京參加，當時毛主席也來了，並親自主持了一次座談會。

毛主席對在座的“資本家”說：“大家的眼光要放遠一些，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要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接着，毛主席又講到了京劇《打漁殺家》中蕭桂英的故事，他說：“蕭桂英要去‘殺家’，參加‘革命’了，可還沒有忘記關門，怕人家偷了她的罈罈罐罐。工商界人士不要這樣，要把眼光放遠一些。”

圖 | 毛主席

毛主席的話，語重心長，發人深思，讓榮毅仁很受啟發。一回到上海，他就向上海市人代會保證：“我一定將所得的利潤，投資企業，購買公債，來支援國家的建設。”

1956年，全國範圍內出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在很短的時間內，要實現全面的全行公私合營。這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歷史性變革。

在這次變革中，榮毅仁十分痛快地交出了全部的生產資料——他所轄的工商企業。

陳毅到上海參加人代會，說：“我要以老共產黨員的身份，為這位紅色資本家競選。”

解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榮毅仁都居住在上海。但是，這個中國金融都市的“行情”，幾乎每天都可以反應到北京的中南海。

1957年的1月，上海市召開了市人大二屆一次會議。在會議開幕時，已經調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前上海市市長陳毅專程來到上海，在會上作了一篇轟動的發言。

當時，陳毅元帥用四川話說：“我這次到上海來，有一個特殊的任務，就是請大家投榮毅仁一票，將他選為副市長。”

在上海人民心中，陳毅老市長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人們對他很尊敬，也很敬佩。

陳毅說：“毛主席說，榮家是我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榮家現在把全部企業都拿出來和國家合營，在國內外有很大的影響，他既愛國，又有本領，堪當重任。”

陳毅接着又風趣地說：“實不相瞞，榮毅仁已經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今天我要以老共產黨員的身份，為這位紅色資本家競選。”

說完這句話的時候，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最後，人代會表決，選舉榮毅仁為上海市副市長。

這件事和陳毅的這段話，給榮毅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產黨對朋友坦誠相待，唯誠相處，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風範，也深深地烙印在榮家人的心裡。

鄧小平對榮毅仁說：“事情由你負責，不要搞官僚主義企業。”

1979年，鄧小平找到榮毅仁，共同探討在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一些問題，鄧小平要榮毅仁在引進外資方面多出謀劃策。

鄧小平說：“你來牽頭辦實體，搞對外開放窗口。人由你選，業務由你管，事情由你負責，不要搞成官僚主義企業。”

在那次促膝長談之後，榮毅仁便陷入了沉思。不久後，他果斷拿出“方案”，建議走國際慣例路線，建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

這個建議馬上拿到中南海，得到了鄧小平等領導人的全力支持。很快的時間內，榮毅仁領銜出台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了。

“信託公司”對於一些人來說可能很陌生，但它在舊中國也出現過類似的機構。

舊中國也曾開辦過“信託公司”之類的機構，其主要業務就是：代管財產、執行遺囑、代發股票和公司債券等信託任務。

解放後，信託公司開始部分停業，有些於1952年12月同私營銀行、錢莊一起被合併成“公司合營銀行”。

榮毅仁創辦的“中信公司”，繼承了過去的傳統，又肩負起推動在中國尚屬新興事業的引進外資工作的重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繼往開來”、“任重道遠”。

這可見榮毅仁當時的心裡壓力有多大。

然而，榮毅仁並沒有辜負歷史的重託。創業以來，“中信”發奮圖強，勇於創新，業務得到了迅速發展。

到1986年，“中信公司”已與海外建立起了廣泛的聯繫，在日本、美國、西歐等地設立了分支機構，同6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了業務往來，也與國內各省、市、自治區進行了多種形式的經濟合作，樹立了良好的聲譽。

隨着“中信”公司規模的逐漸擴大，它已經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窗口。

1986年年底，美國著名大型經濟刊物《幸福》半月刊公布了該刊組織專家評選出來的世界五十名知名企業家的名單。

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赫然榜上有名，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企業家，躋身世界知名企業家行列的第一人。

榮毅仁對這個結果表現地十分平靜，他說：“當選為世界知名企業家當然感到高興，但是，這主要是1979年以來對外開放政策的正確，沒有這個正確的政策，要干也干不起來。另外，具體的工作是靠幹部和工作人員的努力，沒有這些人的努力，一個人幹不了什麼事情，我只是在中間起到了推動的作用。”

說出這段話的時候，我們不難看出榮毅仁的謙虛態度。其實，他的成功靠的是他獨特的經營之道和為人哲學。

早在榮毅仁父親那一代，就開始了中國工商業信息收集的先河。那時候，為了提高產品銷路，榮氏兄弟每次從無錫到上海，都要多方收集關於麵粉生產的各種雜誌樣本，只要是可用的，都會悉數買下，回來後仔細研究，從中發掘出企業經營的新路。

父親的這些方法自然很好地繼承到榮毅仁身上。每天，他都會了解公司的運營情況和國內外市場行情，然後有條不紊地處理各項事物。

經歷十多年的風雨，中信公司迅速崛起，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一個衝鋒陷陣的角色。

榮毅仁待人處事的新哲學，“巧克力大廈”中的秘密

說到榮毅仁在經營業務方面的具體做法，有人說他始終把信譽看成企業之本。

對於已有的成就，榮毅仁自然是高興的，但他更高興的，是看到他的公司在國內外信譽的上升。

1989年的10月，北京接待了一批來自西方的貴賓。美國前國務卿黑格、日本經濟協會會長河谷良一、英國太谷集團公司董事長施雅迪等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的160名要人，參加了北京一家公司舉辦的“中外經濟合作研討會”。

客人們和鄧小平、李鵬等中國領導人會見，場面十分隆重，此事也在全球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圖 | 鄧小平

那個公司便是馳名中外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那個在海內外都極有臉面的人士，便是大名鼎鼎的榮毅仁先生。所有這一切，靠的就是信譽，良好的信譽。

為了樹立企業信譽，榮毅仁對下屬提出“積極、穩妥，主動”的要求，也就是在與外界接觸時，對對方的要求反應積極，但處理起來則要穩妥，為對方服務應主動。

中信公司的員工按照這些要求，果然辦事效率大大提高。

榮毅仁在任何時候，都是從容不迫的。當他闡述艱深的難題時，也是一口吳儂軟語，娓娓道來。他主持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不計其數，而每次均是記者擠滿了會場。

原因很簡單：榮毅仁對每個問題都能回答，每次答記者問，都能轟動一時。

另外，榮毅仁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巧克力大廈”里那間一塵不染的董事長辦公室。

辦公室正中大室後面就是主人的座位，自動升降俯仰的發沙發後，是一部大屏幕的電子顯示器，屏幕上各種數據、信息，變化不停，令人應接不暇。

屏幕的上方，掛着一幅巨大的彩照，那是榮毅仁和鄧小平親切握手的照片。看得出，榮毅仁很喜歡這張照片。

辦公桌是一個大檯子，又寬又長，上面放滿了各種辦公用具和材料。大台左側有一個工藝品架隔出的小間，一圈暗紅色的瑞士沙發圍着一張咖啡色的茶几。這裡是榮毅仁和幕僚或者摯友小憩的地方。

工作中，榮毅仁是全公司的表率，他常常最後一個走出“巧克力大廈”，回家時還要帶些文件回去辦。工作已經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以致於他沒有什麼特殊的愛好。

中信公司成立之前，看電視可能是榮毅仁唯一的嗜好。他看電視也只是看看體育運動錄像片，尤其是足球比賽的轉播。

在足球比賽中，榮毅仁尤愛女子足球。有一次他和別人交談，就談到了中國女子足球隊，他竟一口氣說出了中國隊幾個名將的名字和號碼，讓一些球迷都暗暗稱奇。

不過，看歸看，榮毅仁是從不下場踢球的。他不僅不踢球，甚至和許多體育運動都無緣。有一次，記者問榮毅仁：“您有什麼娛樂活動嗎？”為什麼身體那麼好？始終精力充沛。”

這個時候，榮毅仁會笑笑說：“我比較樂觀。”

是的，榮毅仁一向很樂觀，人們幾乎從未見到他焦頭爛額的樣子，每次見到他，都是邁着幅度極大的步子，來去匆匆，瀟洒自如。

2002年，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進行體制改革，更名為中國中信集團公司。

縱觀榮毅仁先生的一生，我想用毛主席對其的一句評價來說最為合適。毛主席曾送給榮毅仁一句話：“順應時代發展，把握自己命運。”

這句話，榮毅仁一直親身踐行。不管是解放初期的建設，還是後來的對外開放，榮毅仁都十分敏銳地察覺到時代的發展，因為有了這種認識，他把握住了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