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5日23:34:12 熱門 1816

6年前，徐旭明回鄉競聘村委會主任時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竟會成為整個光明村集體經濟的經營者。

2019年7月，作為杭州市首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有限公司，杭州臨安光明集體經濟發展有限公司正式掛牌成立。彼時身兼光明農場負責人和光明村村委會主任的徐旭明，當仁不讓地挑起了公司董事長的重任，帶領這個小村開始了一場傳統農村管理運營的全新變革。

一年過去了，鄉村的發展可謂蒸蒸日上：公司化轉型當年，光明村集體經濟收入就達到了124萬元，同比增長110%；其中經營性收入100萬元，比2018年增長100%，幾乎成為當地的一個傳奇。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做到的？鄉村集體資產在公司化經營的轉型中發生了什麼故事？又給其他鄉村發展提供了怎樣的啟示？這個盛夏，我們前往臨安，希望以光明村為窗口，去觀察記錄浙江在鄉村振興中的努力和變化。

融入市場

村集體自主“造血”

在臨安，光明村這些年來一直以一個“探路者”的形象存在。

它曾和很多鄉村一樣，遭遇日漸凋敝的窘境：人均耕地不到一畝，村裡半數以上勞動力外出務工，剩下的土地有的種雷竹、有的種水稻，也有的一直拋荒失管，每畝土地平均利潤僅剩三五百元。

轉機發生在2015年。作為全省12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試點之一，臨安開始了以前幾乎不敢想象的農村承包地確權登記工作，光明村也包括在內。儘管辛苦了好幾個月，但對於確權帶來的好處，村黨總支書記周潮濱深有感觸：“只有股權明確了，成員的資產和權益才能得到保障，村裡也可以通過土地流轉來謀發展。”

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就此拉開序幕。按照“村集體+農戶”模式，光明村223戶714位村民以土地入股光明股份經濟合作社，實現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

確權不是終點。確權後的權證只是確定了農戶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如何盤活它的金融屬性，提高經營權和流轉經營權的含金量，讓農民將土地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利益？2017年，由村集體全額出資，光明村將盤活的土地建造成一片光明農場，並播下種子開始種植水稻。2018年，通過光明農場，村集體總收入已從前一年的22.5萬元躍升至50.5萬元。

然而即便如此，光明村還是遇到了瓶頸——對於傳統型生產銷售農產品的合作社來說，一產的利潤已經飽和，沒有其他項目作為收入，經營性收入想要再提高難上加難。

光明村所在的於潛鎮黨委委員吳毅告訴記者，雖然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確立了集體經濟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可以獨立對外簽訂合同、開發票，平等參與市場競爭，但受限於法律，這一“特別法人”真正經營範圍卻較為局限，經營渠道也不夠順暢，難以適應新時期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的需求。

如何讓村集體順利自主“造血”？去年以來，臨安區農業農村局開始探索“公司化經營”模式，將試點放在光明村，嘗試將企業經營的理念與營運的方式用於村莊經營，引導村股份經濟合作社在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增強經營意識、拓展業務範圍，使集體能夠合理分享資源資本化的增值收益。

“改革要突破政策的限制，使得村股份經濟合作社這一特別法人，通過機制的設計，適應當前市場。”臨安區農業農村局副局長葉劍告訴記者，公司化經營改革的目標，是從政策層面上激活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機制，以符合市場經濟要求，讓村集體更好地對接市場、融入市場。

當年7月，臨安光明集體經濟發展有限公司掛牌成立。公司以光明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為股東，開展實體化運作。根據年終收益分配按當年利潤的60%留作公司發展基金，40%上交光明村股份經濟合作社，把市場機制和資本運作模式有效引入農村。

突破瓶頸

經營範圍大大拓寬

在公司化經營的總體框架之下，光明村的發展模式開始破局。

記者從光明集體經濟發展有限公司的營業執照上看到，現在公司的經營範圍除了傳統的種植養殖業，還新增了服務類、設計施工類、銷售和食品生產類。

這對光明村的意義不言而喻。過去以村集體為主體經營的產業，無非是各類農特產品的產和銷。業務類型的限制，一度使村集體經濟的壯大受阻。

而新成立的這個鄉村公司就不一樣了。除了原本經營農場，公司還可以將農戶手中零散土地，通過經營權流轉的方式，集中化連片，再統一發包或自行組織經營；公司可以向農戶租賃閑置住房，有償收回閑置宅基地及浮產；甚至還能夠承接200萬元以下6大類12項規定內的小型工程、開展物業管理等方面的經營工作，經營業務大大拓寬。

這給光明村帶來的變化無疑是顯著的。徐旭明跟記者算了一筆賬：去年公司承接工程16項，預計可獲得凈收益80萬元；經營水稻種植320畝，預計大米銷售收入150餘萬元，凈收益30餘萬元，兩項凈收益合計可達110餘萬元。

“市場化運作後，因為省去一些中間環節，有效降低了工程項目招標等費用。同時村民還會自己採購原料、監督工程，可以有效控制成本。”徐旭明說。

轉變的不僅僅是經營模式，更是經營理念。“既然成立了公司，就要有章可循，嚴格遵守公司的規章制度，通過股東代表大會授權、公司董事會執行的方式進行全面管理。”徐旭明說。

在公司成立時，臨安區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確保公司化經營得以順利實施——突破村集體公司化經營准入機制，允許其承接經營政府轉移性支付項目工程；根據村集體公司化經營需要，修訂完善小額工程招標管理制度，拓寬村集體公司承接小型工程項目建設範圍，並簡化招標程序；建立村集體公司管理人員薪資報酬與激勵機制，激發管理人員經營工作積極性等。光明村內部還制定了《物資出入庫管理制度》《物資採購制度》《農場務工管理制度》等7項配套制度。

這些制度的制定並非一蹴而就。周潮濱回憶，由於沒有前例可循，每個制度中的每項條款，都是大家一個字一個字討論敲定下來的。

去年8月，公司承接了第一個關於美麗鄉村建設的工程項目，涉及到人員管理、物料採購、保存管理等。

周潮濱至今都記得，頭頂的風扇葉片嗡嗡在轉，董事會成員與於潛鎮相關負責人、農經總站的工作人員們聚在一起，討論可能遇到的每一個細節問題。從原材料由誰採購，到怎麼入庫、登記、出庫、由誰來管理，全部列出來，硬是給從未做過的工程定下了一套規範化管理的流程。

但身份的轉變，還是讓徐旭明有些不適應。公司化經營改革後，人員如何妥當安排、財務如何規範管理、如何處理集體與村民發展利益糾紛等，都成了新的考題。“管理公司和管理村莊的方式不一樣了。”徐旭明說。

招才引智

人才機制亟待完善

從閑置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房使用權的流轉，到農村產權交易進入市場，再到股份經濟合作社進入市場，也就是建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有限公司——激活產權，已成為臨安整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

試點的一系列成效，也推動臨安多地根據實際，探索這種鄉村公司化經營的新模式。“單村獨資”“多村合作”“整鎮抱團”“跨鎮聯合”等形式陸續出現，大家的目的很明確，即提高運營效率、拓展業務範圍。過程中，幹部激勵、民主決策等機制也逐漸完善起來。

湍口鎮是典型的山多地少、地廣人稀的山區鎮。單村產業不足，或村兩委班子不夠強，怎麼辦？“‘眾人拾柴火焰高’，既然各村單打獨鬥行不通，那就試試抱團發展。”湍口鎮相關負責人說。

杭州臨安湍口泉鄉集體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就是該鎮首家由全鎮13個行政村股份經濟合作社共同出資成立的合營試點公司。

其中，雪山、童家、二聯、迎豐、湍源、涼溪、石室、塘秀、桐坑等9個村利用原政策扶持資金加自籌資金，各村以84.1萬元投資青山湖科技城9萬方人才公寓項目，每年各村能獲股份分紅4.54萬元。以“借雞生蛋”，達到投資股份分利，促進了集體經濟逐年穩定創收。

雖然收益等正向效益已逐漸顯現，不過公司化經營的這條路，走起來也沒有想象中輕鬆。

高虹鎮黨委副書記張科良對此深有感觸。去年，為了配合發展龍門秘境村落景區，石門、龍上、大山三個村股份經濟合作社與高虹實業公司共同出資600萬元成立杭州臨安龍門秘境集體經濟發展有限公司，承接一些小型項目建設，並參與龍門秘境的運營。

“村幹部缺少市場化的運營思路。而通過旅行社把遊客引入，並不是鄉村旅遊該有的樣子。”張科良說。為了補齊人才短板，高虹鎮簽約金諾傳媒有限公司，引進運營商並探索“城鄉合伙人”的運營機制，嘗試通過村集體經濟有限公司簽約城市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開展全域綜合開發，拉長產業品牌鏈。

“鄉村的公司化經營要走的路還很長。”葉劍說，目前以村為主體成立的公司還缺乏前瞻性的經營理念，種植大米、房屋出租等同質化經營較多，而懂市場會經營的人才極度缺乏，能盈利的項目開發不夠。

這並不僅僅是臨安遇到的問題。浙江農林大學浙江省鄉村振興研究院專職研究員劉傳磊認為，人才短缺是鄉村的一個共性問題。

一方面，基層農村經營管理體系不健全、隊伍不穩定，鄉鎮農經幹部身兼多職、代理會計配備不足、村報賬員專業較弱等，不能有效服務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同時，絕大部分村股份經濟合作社董事長都是由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兼任，不一定具有經營能力和潛力。

鄉村振興，招才引智是關鍵。

劉傳磊建議，對於集體經濟比較發達的村莊，可以嘗試聘請職業經理人來經營村莊資源。對於集體經濟比較薄弱，但擁有優質的生態資源、傳統文化資源的村莊，也可以嘗試請專業的運營公司來經營村莊，合作盤活村莊閑置資源，根據貢獻大小確定分成比例。通過“兩進兩回”，促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向“社會企業”轉型，激發鄉村發展活力。

鄉村振興是一項長期課題。相信隨着人才機制和政策的完善，鄉村創新創業的隊伍將會越來越大、層次會越來越高、領域越來越廣，廣袤鄉村將迎來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