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的一件假國寶，你看出來了嗎？

【黑老虎叢談】

在碑帖的考證中，有時僅僅一個字就能決定拓本的真假、優劣、先後。

勑[chì]——大致意思是帝王的詔書，命令。

在碑帖中，我們會經常看到這個字。

“奉 勑撰”，表明是奉皇上的命令來撰寫碑文。

“奉 勑書”，表明是奉皇上的命令來書丹，書寫碑文。

在刻帖中，有時也會把皇上親手寫的“勑”刻上，如《十七帖》。該字記載為唐太宗李世民所書。

由於先後版本不同，在摹刻的過程中，“勑”字外形和點畫上都發生了變化。

邢侗（1551-1612），齋名來禽館，他所刻的《十七帖》也叫“來禽館本”。

張伯英（1871－1949），齋名小來禽館，他所藏的《十七帖》一般稱為“張伯英本”。

另外還有馮氏快雪堂本、香港中文大學藏的岳雪樓本等十多種存世拓本，每本“勑”字皆不同。

《十七帖》版本眾多，學界一般分為兩種：

1、帖尾刻有“勑”字和“付直弘文館臣解無畏勒充館本 臣褚遂良校無失”、“僧權”押署的拓本，統稱為“勑字本”，也即館本系統。

2、帖尾沒有刻“勑”等的稱為南唐後主李煜刻的賀知章臨寫本系統。

其實水平極為低劣，跟賀知章、李煜沒有任何關係。

這兩種系統外，還有收入其他刻帖中的《十七帖》部分散帖，大都為拙劣的仿刻。

這兩種《十七帖》刻本系統，雖然面貌迥異，但以往的爭論主要集中在版本先後、優劣之分上而已，誰也沒有對“勑”字提出異議和新的看法。

容庚先生（1894-1983）在上個世紀，開始懷疑“勑”字是從唐玄宗的墨跡本《鶺鴒頌》中摹刻而來。

這下子，彷彿一個新的重大發現問世，熱鬧了許多。

很多專家學者對《十七帖》館本系統刻帖的時間，以及帖尾褚遂良等人題名和‘僧權’押署的真偽進行了一番重新考證。

上世紀八十年代，從事古典文學及文獻學研究的周篤文先生在《文物》雜誌撰文，認為“勑”字本十七帖是北宋人作假，“託名唐代以廣流傳”。

日本的一些書法碑帖學者也紛紛著文，對“勑”字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田勇次郎在《十七帖序說》一文中，指出：

“這個勑押與唐玄宗的《鶺鴒頌》真跡本所見勑押酷似，筆法幾乎相同......勑押卻與唐玄宗《鶺鴒頌》的勑押相同，此不能不疑。”

松井如流在《十七帖小考》一文中，這樣講：

”中田勇次郎.....指出此‘勑’字和玄宗之書法非常相似，我贊成此說。“

西林昭一在其所著的《十七帖》中，指出：

”曾經親眼見過台北故宮博物院現存的《鶺鴒頌》，也許是後世人所為，但”勑“字的確是玄宗時代的典型風采，與太宗的書法相去甚遠。“

鶺鴒頌中的“勑”和“余清齋本”、“三井本”的“勑”，對比之下，結體雖然略有差異，但從外形上看感覺像是同出一脈，容庚先生的說法看起來不無道理。

王玉池先生在《十七帖在王羲之書跡中的地位和重要版本述評》中，這樣寫到：

”（十七帖）當時並無唐太宗的‘勑“字。容庚先生推測‘勑“字是從唐玄宗《鶺鴒頌》上移來，也應是對的，否則二者不會相似如此。”

“勑”字引發的對《十七帖》的爭論，進而帶來的對其它問題的探討，持懷疑論的一派的大致觀點是這樣的，這也是研究王羲之的學者祁小春先生的結論——

1、“勑”字本末尾之“僧權”二字位置不對。

2、“勑”字本系北宋人託名唐刻唐拓，並偽造了‘勑'字、褚遂良等題名和‘僧權’押署。但王羲之的字卻非虛造，而應是王羲之原帖比較忠實的勾摹本。”

對《十七帖》“勑”字本的考證,真的蓋棺定論了嗎？

來，我們還是先看看這件《鶺鴒頌》吧。

《鶺鴒頌》據傳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作品，一直被視為他唯一存世的書法真跡。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並收入《精彩一百 國寶總動員》一書，作為國寶中的國寶，對外隆重推介。

《鶺鴒頌》墨跡本後面又有蔡京、蔡卞、王文治等人的題跋。

鈐有”宣和“、“政和”、“內府圖書之印”、“晉府圖書”、”石渠寶笈“、”寶笈三編“、”乾隆鑒賞“、”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等眾多藏印。

趙明誠《金石錄》記載：“唐鶺鴒頌，明皇撰並書。“

一切都看似流傳有序，真跡無疑。

這件墨跡本中“朕之兄弟，唯有五人”、“秋九月辛酉”之語，提供了一些線索，引起了一番對《鶺鴒頌》書寫年代的考證。

唐玄宗共有兄弟六人，“兄弟五人”到底有沒有包括唐玄宗自己，如果沒包括，誰先死了？什麼時候死的？期間，哪一年的九月有辛酉日？

徐邦達認為《鶺鴒頌》完成時間不會晚於開元二十年，是玄宗四十二歲之前的作品。

江兆申在《唐玄宗書鶺鴒頌完成年歲考》一文提出完成時間在“開元七年”，這個說法有相當廣泛且持續的影響，台北故宮的林柏亭、黃偉中、譚怡令等人也沿用“開元七年”之說。

曾任台北故宮副院長的何傳馨和方展里等人提出“開元五年”之說。

台北故宮的侯怡利提出“開元九年”一說，並對拖尾上的跋文本身的真偽提出疑問，認為蔡京、蔡卞二人跋文書寫質量稍差，並且有較多筆誤，因此並非真跡而是有根據的臨寫本，本卷是在宣和年間由冊頁改成手卷的。

徐邦達先生認為是墨跡本正文是雙鉤廓填，江兆申先生對此存疑。而侯怡利先生經過目鑒，又藉助高清數字設備看後，認為不是雙鉤廓填，而是寫本。

啟功先生則認為《鶺鴒頌》墨跡本為翰林院內學御書體的專職官員代書，書後由皇帝敕字。

啟功先生這個意思就是講，前面的正文是代筆，後面的“勑”字才是唐玄宗真跡。

無論是堅持認為《鶺鴒頌》是真跡的一派，還是認為是雙鉤摹寫或偽作的一派，都認為該卷書作承襲了王羲之的書風，同時又有盛唐的豐腴之美，具有唐玄宗時期的書風特點。

唐玄宗的書法面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除了墨跡本外，世上還唐玄宗的《鶺鴒頌》，一是北宋《汝帖》拓本。

首先從文字上來看，《鶺鴒頌》墨跡本的文字頗多，收入成書於清代的《全唐詩》、《全唐文》，附有前面的序言，而《汝帖》刻本的文字少了許多，文字則收於成書於南宋的《玉海》，無前面的序言。

《鶺鴒頌》的刻本除了《汝帖》外，還有收入《蘭亭續帖》的一件，這裡不再全部貼出。

兩件“刻本”中，很關鍵的“兄弟 □人”中該字全都泐損，無從判斷到底寫的是兄弟幾人。

《汝帖》和《蘭亭序帖》刻本文字相近，有添加，而《墨跡本》文字則添加許多，前後順序也大有不同。

“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雄白鳳，辯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召至軒楹，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襃贊成功，顧循虛昧，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雲。”——墨跡本

“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獻，揄揚德業，有負虛美，以其彬蔚，俯同頌雲。”——《汝帖》刻本

如果從文字本身來看，談點粗淺的看法，《汝帖》顯得更為簡潔，文詞更有古意，而《蘭亭續帖》刻本差一些，墨跡本則顯得用語拖沓，文詞的用法年代上更近一些。

我們還是從書法本身出發，挑選一些字出來對比分析一下，看清優劣，其他的都是旁證。

”魏光乘作“四字，先講些最直觀易看的地方——

墨跡本中，”魏“中左下”女“部的”丿“，過於尖細，刻本粗細合度。

”光“——汝帖中左下的”丿“尾部有損，而墨跡本該筆則僵硬難看。右邊的戈勾，墨跡本輕飄，汝帖刻本沉實。

”乘“——最上面的短”丿“，墨跡本明顯過小，細弱，右下的點拖沓無力。

”作“——墨跡本該字結體明顯醜陋，右邊的豎畫又太粗。

再仔細看下，墨跡本中很多筆畫的起筆處，總愛先繞個彎，如”魏“左邊第一個橫畫，”光“上面的豎畫，而汝帖刻本則線條幹凈利落。

這裡再貼出一些，不做詳細的分析，孰優孰劣，大家一眼即知，墨跡本實在慘不忍睹。

《鶺鴒頌》無論是結體上，還是點畫的力度上，說是唐玄宗的真跡，都是笑談。

這樣的書寫水平，不用談古人，就是今天的書家，寫上幾次就可以超越。

把墨跡本中的臃腫當成豐腴，粗率當成瀟洒，僵硬當成沉實，實在讓人無語。

如果連基本的審美水準都達不到的時候，就難免會把垃圾當成國寶。

墨跡本和《汝帖》刻本，從用筆的方法上來講，是截然不同、有着天壤之別的兩種方法。

墨跡本為中鋒提按，所以起筆的時候會繞個尖出來，提筆的時候線條會尖細許多。

而《汝帖》刻本，是側鋒用筆，沒有提按，筆鋒絞轉而行，自動收攏，線條沉實、圓勁。

《汝帖》刻本的用筆方法，跟唐太宗、唐高宗的用筆方法是一致的，在熟練程度上有差異。

這幾任皇帝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掌握筆法的大臣，還是學到很多東西，唐高宗、唐玄宗的側鋒用筆已經頗為成熟。

《汝帖》刻本更為接近唐玄宗書法的本貌。

《蘭亭序帖》所收《鶺鴒頌》刻本，是宋人摹刻，水平不及《汝帖》。

《汝帖》刻本的文本，也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鶺鴒頌》版本，用語簡練而饒有古意。

台北故宮的《鶺鴒頌》，這件東西，到底怎麼來的？

怎麼從垃圾變為國寶的呢？

這裡不再做詳細的分析，大概介紹一下。

唐玄宗《鶺鴒頌》在傳抄、流傳的過程中，增添、刪補，到了《蘭亭續帖》時，文詞已經有了較大改動，

清代的時候，原有的文本變成了另外一種面貌。

《鶺鴒頌》墨跡本，是對着《蘭亭序帖》中《鶺鴒頌》刻本臨摹而成，而不是雙鉤廓填，沒有的文字則揣摩着添加，所以導致卷中一部分字的外形像《蘭亭續帖》刻本，又有一部分變了個樣，整篇風格前後不統一。

這件東西，從書寫水平、紙張來看，作偽的時間在清晚期。

從《鶺鴒頌》墨跡本中看不到唐玄宗書風的清勁圓渾，而是不堪入目的萎弱荒率。

有朋友講了，上面不是有清代幾任皇帝的大印嗎？

不但“宣和”、“政和”的印是偽造，清晚期以前的印也是偽造”。後面蔡京、蔡卞、王文治的題跋也是偽造的。

類似這樣的“石渠寶笈藏品”，在今天的拍賣會上還會時不時看到，也能查到相對應的著錄情況，就看有沒有人敢認敢買了。

侯怡利先生看出了二蔡的題跋是偽造的，正文本身的真偽，不知道他又是怎麼看待的。

唐玄宗在《鶺鴒頌》中到底寫的是“兄弟幾人”？

《鶺鴒頌》的書寫時間到底是哪一年？

讓專家們再去考證吧。

好了，繞了這麼大一個彎，無非是說明台北故宮藏的《鶺鴒頌》墨跡本是假的，而且水平極差。

回到前面《十七帖》中的問題上來。

《鶺鴒頌》墨跡本既然是假的，那麼後面的”勑“字又是怎麼來的？

對照《十七帖》拓本後面的”勑“字，臨摹而來。

《鶺鴒頌》墨跡本上的“勑”是蛋，而《十七帖》中的“勑”才是雞！

不少專家把誰是雞，誰是蛋，搞混了。

那麼《十七帖》“勑”字本館本系統，到底是不是宋代人作假，託名唐刻唐拓，並偽造勑字、褚遂良等題名和“僧權”押署嗎？

顯然不是！

可是，南朝時期的藏書家、書法家徐僧權的“僧權”押署在帖尾的位置，反而在唐朝的皇帝後面，這個位置是不對的啊？這怎麼解釋？

“僧權”押署，在《十七帖》墨跡真跡本上，應該是有的，而且就在帖尾後面，其具體位置，不好猜測。

但唐太宗李世民的“勑”字，不是寫在裝裱好的《十七帖》真跡上的。

如果在真跡上寫一個孤零零的“勑”，是什麼意思？

難道是皇上的題跋嗎？不能準確代表任何含義。

再回頭看看《鶺鴒頌》墨跡本，後面那個孤零零的“勑”顯得好傻啊。

這個“勑”字是唐太宗寫好後，在刻帖的時候，勾摹背朱，刻上去的，在“勑”字的下面，再刻上“付直弘文館臣解無畏勒充館本 臣褚遂良校無失”這樣才能顯示一個完整的意思，奉皇帝的命令刻十七帖，誰又在其中幹了什麼比較重要的事。

“僧權”押署在真跡中的位置，在刻帖時又該放到帖中什麼地方，不一定非要像刻《十七帖》中前面王羲之墨跡那樣一絲不苟，一點都不能移位。

個人的看法，把“僧權”押署放到“勑”字的左下邊，主要目的是為了彰顯大唐皇帝至高無上的皇威。

如果“僧權”押署在真跡後面稍遠的位置呢？刻帖的時候怎麼刻呢？還要先空出來一大段後再刻嗎？

《十七帖》”勑“字本也就是館本系統，存世十多種版本，到底哪一種是《十七帖》的原刻原拓？哪些又不是？或者都不是？為什麼？

怎樣徹底搞清楚這些問題，這才是研究《十七帖》的首要之舉。

其餘的問題，再大也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中田勇次郎談到“勑”字時，講館本和《鶺鴒頌》的“勑”字，“筆法幾乎相同”。

拿張伯英本中的“勑”和《鶺鴒頌》墨跡本中的“勑”對比看看。無論外形結體還是點畫的力度，墨跡本都是無法與拓本相比的。

臨像了，就是“筆法幾乎相同”嗎？

把王羲之的法帖都臨像了，就得到王羲之的筆法了嗎？

這是今天典型的形同於法、以形求法的錯誤學書理念。

日本人懂筆法嗎？筆法傳到日本去過嗎？

隋唐時期從公元630到894年，兩百多年的時間裡，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也從來沒有真正接觸到筆法，也只是參加了類似的漢字書寫培訓班，僅僅掌握大致的執筆方法而已。

智永、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陸柬之、陸彥遠、張旭、李邕、顏真卿、懷素、柳公權等真正掌握筆法的人，日本人都沒有真正接觸和交往過。

日本人連“聞法”都無緣，就更別想得到他們的“口傳手授”。

一千三百多年來，日本的書法始終在“法外”徘徊。

筆法，今後也永遠不會傳到日本去。

——2016年5月31日於深圳瞻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