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23:55:39 熱門 1406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披露，2013年至2019年3月，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對5876名被告人宣告無罪，確保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這一看似簡單的數字背後，蘊含著新中國司法改革的艱辛歷程；也用鮮活的數字，展示了新中國司法和法治建設的巨大進步；更加昭示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巨大成就。

法律人不會忘記，自1983年開展“嚴打”後，“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的“兩個基本”辦案原則，一度成為政法機關辦案的準則。眾多政法機關和幹警，運用這一準則辦理刑事案件，雖然出於“非常時期”社會治安治理的“非常狀態”需要，客觀上也起到了及時有效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維護社會治安的效果。

1997年9月，黨的第十五大報告提出：“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人權保障首次被寫入黨的正式文件。2004年3月，“人權保障”首次載入憲法，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明確規定了無罪推定原則：“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與此同時，相應的條文也明確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疑罪從無”作為無罪推定原則的一項重要內容，其重大意義在於：在既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證實被告人無罪的情形下，推定被告人無罪。這在根本上否定了有罪推定的制度和落後做法。

紙面的法律要求要變成實踐中的司法理念和信條，還有相當漫長的泥濘之路要走。尤其是有些案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之難。因為任何一個案件，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或被告人被提起公訴，或多或少有一些證據，如果只是定罪證據不足，人民法院要將其宣告無罪，必然給一些辦案人員帶來損害，錯捕、錯訴背後，必然有些辦案人員要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以及所在單位的追責，甚至嚴重損害辦案機關的形象和公信力。

尤其是在各級法院所宣告無罪的案件中，絕大多數的被告人是1996年開始的第二次“嚴打”期間所偵查、起訴、審判的案件。當時的刑事政策雖然比1983年的“嚴打”有所進步，但是此次“嚴打”仍然強調“從嚴”“從重”，仍然強調重刑和“懲辦”功能，容易帶來較為嚴重的消極後果；而一些地方在“從嚴從重”之外，仍然強調“從快”的要求，甚至對公安機關提出“限期破案”，對法院辦案人員提出“提前介入”“限期結案”，容易在程序上、證據上、事實上出現審查不嚴、不細等問題，法官在審判工作即便對重要證據重要事實提出“合理懷疑”，也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支持，在此種情形下，人民法院面臨的壓力巨大。

好在，法治的腳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黨和國家的積極推動下，在時代潮流的推趕下，因被指控故意殺妻領刑十五年的佘祥林，因為“亡妻”歸來，在2005年4月被湖北省京山縣人民法院重新開庭審理，宣判佘祥林無罪。2010年5月，被判處死刑，緩刑二年執行的河南農民趙作海也被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告無罪。正義雖然有時會遲到，但正義最終必定來到。

春江水暖鴨先知。黨的十八大以後，人權保障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無罪推定的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更好的落實。2013年3月，被指控故意殺人的浙江司機張輝、張高平被宣告無罪；同年8月，因“故意殺人罪”已經失去人身自由近十七年的於英生，被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宣告無罪釋放。而糾錯難度更大的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等重大冤錯案件的被告人也被宣告無罪。這些被告人被宣告無罪，並不是因為“亡者歸來”，而是因為證據不足，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此後，民營企業家張文中也在被關押多年後被宣告無罪。

據國新辦披露，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法院通過再審改判刑事案件8568件。其中，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嚴格依法的態度，勇於擔當的司法精神，近兩年來對被指控為故意殺人的金哲宏、劉忠林依法宣告無罪。這些案件，都是各級法院依法保護公民權利，依法貫徹落實無罪推定原則的生動實踐。

歷史的教訓、司法實踐的經驗反覆告訴我們，要做到無罪推定，防止冤錯案件，首先必須保障當事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如果沒有公正審判，如果庭審只是走過場，冤假錯案就會在所難免甚至大量發生。

其次，必須大力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無論是偵查機關、公訴機關的取證，還是辯護律師提供的證據，都必須在法庭上出示，都必須接受質證，真正做到“有證出在庭上，有話說在庭上，有理辯在庭上”，讓法庭成為刑事訴訟的真正中心和核心，讓法庭成為刑事訴訟的關鍵和有罪無罪的關鍵。

與此同時，必須嚴格貫徹罪刑法定、證據裁判、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完善證據收集、審查、運用制度，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機制，強化庭審功能；確保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第三，必須堅持疑罪從無原則，堅決防範和糾正冤假錯案。疑罪從無是由無罪推定製度引申出來的一項重要制度。我國刑事訴訟法在確立“排除合理懷疑”標準之後，大大提升了刑事證明的標準，標誌着刑事司法和國家法治建設的巨大進步。證據確實的“質量”、證據充分的“數量”和排除合理懷疑的“心證”得到廣大法官的高度認同，堅決守住法律底線也成為廣大法官的內心信念和實踐堅守。

第四，必須樹立確立正確的司法理念，勇于堅持原則，依法裁判。正是從一個個冤錯案件中，廣大法官深刻汲取教訓，不斷將刑事司法理念轉型升級，將“決不冤枉一個無辜者”的理念牢牢立於內心，努力保障被追訴人的訴訟人權，依法獨立行使司法職權，嚴格遵從法定程序理念，堅決落實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程序公正等原則，在審判工作中，勇于堅持原則，勇於擔當，依法裁判。

第五，必須依法充分發揮律師的作用，形成訴辯制約與制衡。在司法實踐中，相對於偵查機關公訴機關，辯護律師的訴訟地位無疑是較弱的。在法律上，偵查、起訴機關所擁有的偵查措施、調查手段等實質性權力也比律師強大得多。在強大的政法機關面前，任何個人被當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沒有辯護律師提供法律幫助，是很難自證清白，自證無罪的。

一則因為絕大多數的被告人不熟悉法律，無法提出針對性的辯護意見。二是絕大多數的被告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即便其被取保候審，亦存在行動不自由等情況，很難做到自我取證、自我救濟。而律師是經過專業訓練，具備法律知識的專業人士，有能力給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幫助。政法機關尊重律師的訴訟地位，充分發揮律師的專業作用，切實保障辯護律師的會見、閱卷、調查取證、質證和辯論辯護等各項訴訟權利，既有利於公正司法，又能有效提升訴訟效率，推動法治進步。

由此可見，短短几年，5876名被告人被法院宣告無罪，不是一件小事。其背後，涉及千千萬萬的被告人及被告人家屬，涉及公民合法權利的依法、充分保護。也正是如此，讓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讓“弱者”和“少數人”也得到國家法律、司法的依法保護，充分彰顯了我國家法治建設的巨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