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林橋畔待車時,磊落英姿仔細思。血肉慾尋何處是,斑斑點點在紅旗。”這是同鄉好友、出版家汪原放先生緬懷陳延年、陳喬年兩位烈士的一首小詩。
90多年前,兄弟二人喋血上海,用青春熱血染紅了黨旗,用年輕的生命詮釋了信仰…
▲ 《覺醒年代》中的陳延年、陳喬年
陳延年(1898—1927),陳喬年(1902—1928),安徽安慶人,是陳獨秀的長子和次子。兄弟二人相差4歲,哥哥延年皮膚黝黑、性格倔強,像個“黑面武生”;弟弟喬年皮膚白皙、愛說愛笑,是個“白面書生”。雖然性格各異,二人的思想和志向卻非常一致。
從童年起兄弟二人便形影不離,1917年,雙雙考入震旦大學預科班,由此熟練地掌握了法語,打下了紮實的文化功底。受陳獨秀“自創前途”家風的影響,兩人生活上半工半讀,思想上獨立思考,對陳獨秀積極宣傳的馬克思主義不以為然,都崇拜無政府主義。1919年12月25日,兄弟二人乘坐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赴法求學。
▲ 陳延年(左)、陳喬年
上世紀20年代初,無政府主義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的影響較大,留法勤工儉學組織者李石曾就是無政府主義的代表,區聲白、華林、李卓等來到法國後,法國成為中國無政府主義分子的主要匯合地。1921年末,他們在法國成立了無政府主義的團體——工余社,1922年1月15日創辦了《工余》月刊宣傳無政府主義,作為勤工儉學生自己創辦的刊物,受到了勤工儉學生和華工的歡迎。兄弟二人加入工余社,陳延年還擔任了《工余》雜誌的編輯。
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兩人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
二人到法國後,深入地接觸了法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方面,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有了初步認識,感知了無政府主義在改造法國社會的無力與無望。他們摒棄無政府主義的偏見,開始閱讀《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法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有了較深的理解。
1922年,陳延年深有感觸地說:過去自己“對於無政府主義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做革命事業,在乎… 力求理解社會生活的實際關係…,馬克思很有先見之明,一生精力,全用在這個研究上”。
促使他們發生根本動搖的是發生在1921年的留法勤工儉學生的“二·二八”運動、拒款鬥爭和“爭回里昂中法大學”三次鬥爭,尤其在“爭回里大”鬥爭中,吳稚暉等無政府主義者不但不支持學生們的正義行動,反而聽任法國當局將蔡和森等104名學生遣送回國。這使兄弟二人幡然夢醒,清楚地認識到了無政府主義的欺騙性,從此與吳稚暉等無政府主義者一刀兩斷。
1923年初,我國國內的無政府主義刊物——《互助月刊》說:“法國之《工余》雜誌,為吾黨旅法之機關報。前為陳延年君編輯,近陳君因改變為共產黨,編輯事務改由李卓君擔任矣”。
這則消息說明陳延年兄弟二人已經由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的帶動下,不少無政府主義信徒加入到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隊伍中,無政府主義在華工和勤工儉學生中的影響逐漸衰落下去。
找到真理之路的兄弟二人迅速成長。
1922年6月3日,二人參加了在巴黎布隆涅森林中召開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
後來,陳延年被增補為少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宣傳部長,負責編輯和刻印機關刊物《少年》月刊。陳喬年白天做工,晚上協助哥哥油印《少年》雜誌。《少年》雜誌深受華工和勤工儉學生的喜愛,被稱為“巴黎的《新青年》”。
1922年8月,兄弟二人經胡志明介紹加入法國共產黨,後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3月18日,兄弟二人與趙世炎、王若飛等12人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期間,陳延年手不釋卷學習理論,被同志們戲稱為“小列寧”。
陳喬年與同學蕭三參考法文、俄文譯本共同翻譯了《國際歌》,這和身處北京的李大釗、廣州的瞿秋白幾乎不謀而合。因而,陳喬年、蕭三、李大釗和瞿秋白成為《國際歌》的第一批中文翻譯者。
從此,陳延年、陳喬年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回國後,陳延年先後擔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喬年先後擔任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27年4月27日,兄弟二人和父親陳獨秀被選為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這是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一時在黨內傳為佳話。
▲ 《覺醒年代》劇照,陳獨秀與陳延年、陳喬年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時隔不久,陳延年、陳喬年分別於 1927年7月4日、1928年6月16日英勇就義,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帶來的幸福吧”,陳喬年烈士的豪言壯語言猶在耳,是他們,用滿腔熱血書寫了璀璨芳華,用壯烈犧牲鑄就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一代英烈,兄弟雙雄。讓我們永遠銘記!
文字、圖片:留法紀念館、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