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非常道：中共大領導的牌經與麻將

正文史景：毛澤東與陳獨秀的牌經掩護術與麻將辯證法

原文：陳獨秀在上海指揮過多次罷工運動，每有重大決議，如應否罷工，什麼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等問題，都是工運幹部和他一起開會決定的。經常是夜裡到某同志家裡開會。向警予回憶說，有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時候才開完會出來，在弄堂里，陳獨秀一面走，一面說：“他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聽張了，七條一定有，但總不出來……”直到看弄堂的開了鐵門放大家出去之後，陳才不再談牌經以為掩護。

編者解讀：凡是過往，皆為序章。革命初期，打麻將、看牌經成為必要的遮掩，當然也是偶爾為之的娛樂。

從1923年7月至1924年6月，黨中央秘密辦公機構遷到如今位於上海靜安區的公興路與臨山路路口的三曾里。此前，在廣州召開的黨的三大，頒布了這個重要決定，其原因就是這裡產業工人更集中、交通更便利。

為此，中央局事先委派王荷波負責此事。他經過反覆勘察，發現地處隱蔽的公興路與香山路口有個小弄堂，裡面只有三個門牌，原住着三戶曾姓人家，俗稱“三曾里”，王荷波租下了其中一幢兩廂房的石庫門房屋，作為中央局機關秘密辦公地點，革命者們對外稱一家人大家合吃大鍋飯。

於是，當時的革命者及其家屬加起來足足十幾口人，都住在三曾里3號這幢普通二樓二底的房子里。包括毛澤東、楊開慧夫婦，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以及羅章龍一家。他們對外稱一家人，向警予是戶主，大家合吃大鍋飯。由於人員往來頻繁，這群年輕革命者約定了一些紀律：不準上餐館、不看戲、不看電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街上遊逛等。

“春申江畔話中興，西望長庚東啟明。”這兩句詩描寫的就是這個叫“三曾里”的地方 。1923年9月到1924年上半年，“三曾里”成為黨中央的決策中樞，從這裡發出的中央通告和文件數量，非常之多。從一份現存的1924年7月21日中共第十五號通告可以看到，這份通告由陳獨秀、毛澤東共同起草，指出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或明或暗的攻擊排擠日甚一日，告誡共產黨員既要對國民黨右派積極鬥爭，又要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

當時的中央局成員羅章龍用詩記述革命者在此地“靜思澄慮直至深夜”的工作熱情和豪情萬丈的革命理想：“亡秦主力依三戶，驅虜全憑子弟兵。誼結同心金石固，會當一舉靖夷氛”。

據早期共產黨人鄭超麟回憶，陳獨秀等人大多夜裡開會，並多以打麻將的名義舉行會議。因此半夜的三曾里常常出現這樣一個場景：幾個打麻將剛結束的人走出小弄堂，口中還大聊牌經，似乎麻將打得意猶未盡。看弄堂口的對這樣的牌友聚會習以為常，幫他們打開鐵門，這幾個打麻將者看起來“神經大條”其實就是陳獨秀、毛澤東等人在進行“秘密活動”。

那麼，陳獨秀是否喜歡打麻將呢？正史沒有明確的記載，常識推斷，在風雨如晦的革命初期，這種閒情逸緻，非陳獨秀這種職業革命者所樂有。陳獨秀在《聞光午之渝靜農及建功夫婦於屈原祭日聚飲大醉作此寄之建功兄》詩里寫道：“ 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凄涼。詩人枉向汨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

“除卻文章無嗜好”，這個自白可以基本判斷陳獨秀的嗜好決不在此（在北京的其他嗜好應屬守舊分子的攻擊）。他的文章既是寫作和欣賞，更可理解為黨建和革命。其自我寫照，如同在南京國民黨監獄一詩中所說：“自來亡國多妖孽，一世興衰過眼明。幸有艱難能煉骨，依然白髮老書生”。

除去上海弄堂的掩護需要之外，打麻將確實曾經是毛澤東所喜愛的一項娛樂活動。在延安時期，他經常和葉劍英及他的政治秘書師哲等人一起打麻將。別人打麻將是聚精會神，專心致志。毛澤東則不然，他從不把任何娛樂性活動視為單純的休息，他經常一邊打牌，一邊在腦海里思考着黨、國家和軍隊的大事，一旦他的問題思考成熟，即使是活動剛剛開始或大家玩興正濃，他也會立即起身，匆匆離席而去。

毛澤東說：打麻將裡邊有辯證法。有人一看到手上的“點數”不好，就搖頭嘆氣，這種態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打麻將也是這樣，就是最壞的“點數”，只要統籌調配，安排使用得當，也會以劣代優，以弱勝強。相反，胸無全局，調配失利，再好的“點數”拿在手裡，也會轉勝為敗。最好的可能轉變成最壞的，事在人為！

毛澤東還曾巧妙地藉助麻將的術語做統戰工作，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劉斐，原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曾代表國民黨到北平同共產黨人談判。和談失敗後，劉斐思想鬥爭十分激烈，是留北平呢？還是回南京？一次宴會上，他和毛澤東談話時，以麻將為題，試探着問道：“打麻將是清一色好還是平和好？”毛澤東想了想，笑着答道：“清一色難和，還是平和好。”劉斐豁然領悟：“平和好，那麼還有我一份。”就這樣，毛澤東的一席話終於使劉斐下決心留在了北京。

無論是牌經掩護術，還是麻將辯證法，都是革命的組成部分，都在歷史的大潮中，激起了漂亮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