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讚大師｜施蟄存：“萬水千山來小坐”

【窗開四面的北山樓】

◆施蟄存說自己一生推開四面窗。東窗是文學創作，南窗是古典文學研究，西窗是外國文學翻譯，北窗為金石碑版整理。1941至1944年，施蟄存任教的廈門大學在福建長汀一座山下，這山名“北山”，他便開始用北山樓作齋名，且《文選·北山移文》里正有一座隱士所居的北山，雖然那是位假隱士，但北山避千金萬乘的寓意不差。

【百川匯海，不設限】

◆施蟄存上舞廳、抽雪茄、讀時髦書，能寫新舊各種文體，編百家爭鳴的刊物，也能一頭鑽進玩古之癖。真正的百川匯海，不設限。孫康宜分析施蟄存向西逃難的舊體詩主題，腹瀉和臭蟲及引發的神經質似的反應都悍然在列，完全是以現代人的心理情況裝入古典詩歌；比之傳統亂離詩的家國之痛多出一重現代人的苦楚。

【為“龍門”筆法而旅行】

◆雖然長年在書齋生活，但施蟄存一直很愛旅行。動機則是想要學“太史公”的文章——他愛讀的林譯小說正是“龍門”筆法，而這筆法得力於游名山大川。直到1983年大病前，他還度過了一個“旅遊年”。“不論是騎馬、乘船或徒步，每一次旅行都引起我一些感情。我也做過幾十首詩，自己讀一遍，覺得頗有唐宋人的風格和情調，因為我的行旅之感和古人一致了。”

【“他的趣味是剝奪不完的”】

◆“他是完全憑着趣味生活的。你剝奪了他的趣味，就等於剝奪了他的生命。但他的趣味是剝奪不完的，你不讓他教書，他就作研究；不許他寫文章，他就去搞碑帖。……儘管周圍向他投過來的大都是白眼，但他心中自有溫暖；目光所及，也不乏佳麗山水，錦繡人物。所以他雖難免時有寂寞之感，卻也頗能優遊自在、自得其樂。”2003年端午節，錢穀融寫下祝賀，送給馬上就要步入一百歲的施蟄存。

沈建中 攝

【學術檔案】

施蟄存（1905—2003），現代派作家、文學翻譯家、學者。生於浙江杭州，後遷居上海松江。原名施德普。1926年起，陸續發表《上元燈》《鳩摩羅什》 《將軍底頭》等小說，1932年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現代》。1937年起，赴雲南大學、廈門大學等地任教，1952年後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學、文物考古的研究及外國文學譯介。八十年代出版多部詩文集與研究著作。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學藝術傑出貢獻獎”。

“施蟄存完全是一個飄飄蕩蕩的大少爺。”錢穀融聽同事徐震堮這樣介紹道。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做“亭子間作家”的施蟄存因勸文學青年為語文修養讀《莊子》《文選》，得了“洋場惡少”的臭名。後來，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從革命走向了抄古碑。真正的抄古碑度日要更晚些，但他確實是在三十齣頭，即全面轉向書齋。他自述早年熱心於當作家，正打算寫幾個有意義的長篇小說，以標誌自己的“三十而立”時，抗日戰爭爆發了：“我的職業變了，生活環境變了，文學創作的精神條件和物質條件也都變了。”幾番大浪後他明白過來：“我的創作生命早已在1936年結束了。”在高齡閑居時作成的《浮生雜詠》里，可見他1937年西行途中，行囊里已經裝上了半懸的句點：“倭氛已見風雲變，文士猶為口號爭。海瀆塵囂吾已厭，一肩行李賦西征。”

施蟄存1905年生於杭州，在上海松江長大，中學時代便開始學做小說、詩詞。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因參加非宗教大同盟被這所教會大學開除，次年進入革命氣息濃厚的上海大學，兩年後轉到大同大學，參加五卅運動。1926年轉入震旦大學法文班，加入共青團，與同學戴望舒、劉吶鷗辦刊物、開書店，參與了馮雪峰和魯迅擬定的蘇聯文藝理論叢書的譯介。此時北方革命青年紛紛南下，1929年10月施蟄存在松江結婚時，丁玲、胡也頻、沈從文一起送上“多福多壽多男女”的賀詞。他自稱那“是我一生中最浪漫的時期”，也是“這一群文學青年最為意氣風發，彼此之間感情最融洽的時候”。三十年代，施蟄存受到西方現代文學中流行的心理分析、內心獨白的影響，寫下多篇新潮小說；1932—1934年，主編“中國唯一的純文藝月刊”、採取中間路線的非同人雜誌《現代》。1933年4月，在《現代》上犯險發表別家不敢登的魯迅的戰鬥檄文《為了忘卻的記念》。10月，與魯迅先生發生了讀《莊子》《文選》是否復古逆流的筆仗。1956年，在《吊魯迅先生詩並序》中，施蟄存說：“我志在宏文，公意重儒效。” “殊途者同歸，百慮者一致。”

四十年代，施蟄存往雲南大學、廈門大學等地任教。1952年，由滬江大學調入華東師大。錢穀融與施蟄存共事五十年，能覺出“飄飄蕩蕩”句的準確與傳神：“大少爺是除了自己的興趣與愛好以外，什麼都漫不經心的。從表面上看，施先生興趣廣泛，多所涉獵；而且無論做什麼，他都念茲在茲，無不全力以赴，因此都能有所成就，作出或大或小的建樹。但他的心思就只傾注在他所愛好和感興趣的事物上面，對於其他的東西，他彷彿視而不見，或者套用一句古語，就是‘視同河漢’。”

“飄蕩”之人的人生哲學，有時候比“沉鬱”之人的還更沉鬱。施蟄存說生命的意義就是要“順天命，活下去，完成一個角色。”屬蛇的他，說字“蟄存”是“判定了我一生的行為守則：蟄以圖存。”

“不做則已，做必有顯著的個性”

施家世代儒生，父親是位坐館的老秀才。辛亥革命後，父親任督學的師範學堂暫停，只得“別求棲止”，次年到松江履和襪廠，從事民族工商事業。施蟄存自小生活無憂，幼年便熟讀古代詩書，又得到正規的現代學校教育，十七八歲的時候，中英文閱讀及寫作能力已有相當好的基礎。在大學時代，受五四新文學影響，更得上海地界眼觀六路的便利，親近西方現代文學，創作上極其先鋒，幾與世界同步。然而文學上早熟的施蟄存說起“治學”，卻稱雖然幾乎每年每月每日都在 “治”，可是自己完全無“學”：“由於我個人性情急躁，沒有耐性，缺乏鍥而不捨的精神，再加上生活條件的不穩定，我治過許多學，可是都只走了兩段路，沒有完成治學的全程……只是一個‘三腳貓’。”還在《唐詩百話·序引》中自述：“我當了四十年的語言文學教師，課堂講解是我的老本行。不會寫研究文章，我能寫的文章，人家讀起來也還像是課堂教學用的講稿。”

不過士林有公論，如老同事徐中玉所說，“蟄存先生知識修養面極廣，凡所著譯，都站得住，有特點，不做則已，做必有顯著的個性。不侈言系統，寫大塊文章。……舊體詩詞、文言文、小考證，均言之有據、有理，坦說所見，決不苟同敷衍，文詞則清新俊逸，有詩情韻味，一如其人。……記憶力強……舉重若輕。”

施蟄存“見異思遷”的領域之廣讓人嘆為觀止。選譯過薄伽丘《十日談》、評介過維吉爾，三十年代“文學青年”時期，偏重於閱讀蘇聯、東歐諸國和美國文學，還曾在周作人、林語堂的影響下熱衷於明人小品文。1937年來到雲南大學，結識北平淪陷後雲集昆明的大批學者，常一起散步聊天，還與童年少年時最相知的同學浦江清重逢。施蟄存自述雲南三年“對於我來說，在治學方面深受影響，知識面廣了，眼界開了。”當時他留心雲南古代史文獻，且受到向達的影響，生出敦煌學方面的興趣，校錄了十幾篇變文，並曾編撰《中國文學史》《散文源流》等講義教材。之後在廈門大學四年，選譯希臘詩和戲劇；用功於《史記》和宋人筆記，抄出兩份資料，一是金石碑版文物，一是詞學評論瑣記。

二十年累積四五百萬字

解放初期的五六年里，施蟄存前後譯出了二百多萬字的東歐、北歐及蘇聯小說。這些都是從英法文轉譯的，據他說 “是為出版社效勞”。1957年後，施蟄存重回古典文學的園地。這期間，他白天做苦工、挨批鬥，晚上就爬上閣樓看書、寫文章，他說自己是“把這種例行公事看成一種慣常的上班與下班的程序”，也算是“煮字療痛”。煮字的地方“北山樓”，也就是三十年代起居住的愚園路上三層小樓，先是部分被郵局徵用、之後部分又被占，最後縮成了二樓朝北四五平米的小間，放上一隻小方桌，屋角還有一隻尚在使用的抽水馬桶。居住空間縮小，加之家中嗷嗷待哺的人口眾多，施蟄存不得不賣掉許多書籍、部分傢具，這番縮衣節食，日積月累下也購置了金石刻文、鼎彝碑版及秦漢古器物銘的各種拓本三千餘張，他自編成《北山樓藏碑目》三卷。還從《水經注》中輯錄有關石刻，“檢其出處並征舊聞及諸家評論”，考證後寫下按語，到1960年，完成三十萬字的《水經注碑錄》。

施蟄存自述十六七歲時即已愛好唐詩宋詞，但幾十年來，一直把它們當作陶情遣興之用，並不認為是一門學問。六十年代，忽然對詞有了新的愛好，發覺還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而詞話詞論卻不多，於是他開始以鑽研學術的方法和感情去讀詞集，抄寫歷代詞籍序跋、凡例，成《詞籍序跋萃編》，作為詞學研究資料。1968年，施蟄存還編成《宋花間集》十卷，次年編成《清花間集》十卷，使得埋沒隱晦已久的“花間”傳統，也就是文人間的俗文學，得以再現風格。編選上出新，研究方法上更要別開蹊徑。施蟄存自述：“一般研究詞學都是從文學史着手……而我自己則側重從評述歷代詞人及詞籍作為切入點，主張不宜再用舊的批評尺度，應當吸取西方文論。通過讀各種詞集，隨時撰寫讀詞札記，作為研究，不至於做成空洞的理論文章。” “我的第一道研究工序是弄清楚許多與詞有關的名詞術語的正確意義。我發現有些詞語，自宋元以來，雖然有許多人在文章中用到，但反映出來的現象，似乎各人對這個詞語的了解都不相同。我用了一點考證功夫，把幾十個詞學名詞整理了一下，以求得正確的概念。”對那些膾炙人口的唐詩，也是同理，宋元明清以來對其中詩意乃至文辭的理解各不相同，施蟄存從1978年開始動筆，查核、考證、辯駁，以串講加漫話的形式，到1985年完成《唐詩百話》，出版後好評如潮。

施蟄存坐在這隻蓋上蓋子的馬桶上讀書、寫札記、研究碑版、看大張拓片、接待客人。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初。但他二十年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積累了四五百萬字。於是八十歲以後，他的“新著”源源不斷地問世。

“能信達雅者推施氏譯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施蟄存恢復原級和工資，開始招收研究生。他還貫徹了自己的 “三百方針”：出了《唐詩百話》《金石百詠》《唐碑百選》。九十年代初，成了“五百方針”：添上了念念前三分之一人生的舊體詩《浮生百詠》和談文學的長短雜文《文藝百話》。

拈筆而來的雜文里，有犀利如《匹夫無責論》、風趣如《論老年》，也有議論加指點如《為書嘆息》。文化勃興年代，難免魚龍混雜。寫書、編書的人，印刷、裝訂書的人，都是“做書的人” （book maker），施蟄存擔憂做書這項文化藝術日漸衰退。他向來是個熱心腸的“做書的人”。1981年起，施蟄存主編華東師大中文系的《詞學》集刊十年。集刊組織探討、發掘作品，同時關注海外研究，施蟄存自己擬定每期欄目、組稿、寫補白，自己審稿、校樣。然而，“自己知道愈編愈好，但是訂銷數字卻越來越少，這使我十分傷心。”時代變化快，叫好不叫座的問題，也出現在了與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海岑共同編成的《外國獨幕劇選》上，到1991年底終於出完六冊。與此同時，耄耋高齡的施蟄存毫不惜力，“孤軍奮戰”主持編輯《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三卷，每集五十萬字。他用一年多時間把近代翻譯文學各方面梳理了一遍，每卷前還寫有編選說明，“為這套書差點將命也送掉”，1990年終於編成出版。

施蟄存受託編這繁難的翻譯文學集，是因為他身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繁華市”，熟諳西方現代文學，更精通譯事。陳左高 《施蟄存二三事》記：“伍蠡甫教授生前是施老譯述之推崇者，曾見告：能信達雅者推施氏譯作。”對於《蓬皮杜傳》《尼日爾史》這兩本施蟄存“文革”後期承接的集體法文譯著，陳左高說：“若干章節難度極大，只得由施老執筆全書大半，兼仔肩統稿。雖不列名，伍老卻知凡行文雅馴者，必出之施氏手筆也。談次，謂北山行文，句斟字酌，一絲不苟，亦征此公必將臻於高壽。”

施蟄存認為翻譯要兼達言外之意。他告訴好友周退密，譯文離開原文愈遠愈好；且要從古典文學作品吸取詞彙。但他的主張又比更求“傳神”的傅雷保守一些。說到呈現詩歌之美的音節、韻法、辭藻、詩意，他認為前三項都屬語言文字，無法翻譯：“我們翻譯外國詩，恐怕只能要求最忠實地譯出其詩意。”因此，他從原文譯英美法比四國的詩，也不憚於從英譯本轉譯其他諸國的詩。六十年代，施蟄存曾經陸續譯出近百首法國象徵派詩歌。“文革”起被一次次抄沒。“這是我最費推敲的譯稿，它們全部遺失，使我非常痛心，我不信它們真已毀滅。”八十年代幸有新任總支書記幫助，在文史樓廁所邊一間堆置清潔工具的小房間里找到了包括法國詩的全部譯稿，共計六個抄本。1987年成書《域外詩抄》。施蟄存說，這是他“譯詩經驗的里程碑。這樣我的譯詩工作，也從此可以結束了。”

譯詩之外，還有小說。施蟄存一生重視介紹弱小國家的文學：“我年輕時學習法文，是為了欣賞法國文學，但我學英文，卻沒有十分欣賞英國文學。我是把英文作為橋樑，用英譯本來欣賞東歐文學的。”他譯過波蘭的顯克維支、萊蒙特、斯沃瓦茨基，匈牙利的莫里茲、莫爾那，保加利亞的伊凡·伐佐夫、埃林·彼林、卡拉里切夫等人的短篇小說，還譯過丹麥馬丁·安德森·尼克索的長篇小說。他最早從周瘦鵑的《歐美短篇小說叢刊》、《小說月報·弱小民族文學專號》，還有周作人的《現代小說譯叢》上讀到歐洲諸小國的小說，“大都篇幅極短，而又強烈地表現着人生各方面的悲哀情緒。這些小說所給我的感動，比任何一個大國度的小說所給我的更大。”

“總是要做點事的”

年屆八十，施蟄存生了一場開膛破腔的大病，於是不再出門，整日坐在家裡。然而八十年代突如其來的對所謂“新感覺派”作家的發掘，讓他當年那 “三個克” （erotic，exotic，grotesque，即色情的、異國情調的、怪奇的）西歐文學的仿作重見天日，人們“像鑒賞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樣，給予摩挲、評論或仿製”。他急得直呼讓這些作品安息。

難擋八方來客的熱情，隨意風趣也從來“貴賤無欺”的施先生，索性敞開北山樓的小門。施先生慣常的形象是一襲睡袍，一支雪茄，坐在起居室、書房、卧室三合一的二樓朝南房間窗前。天天看數種書報的他足不出戶，盡知天下事。煙霧繚繞下，家裡溫馨寧靜，戴着助聽器的施先生神態悠閑，時而談興大發。曾有見者驚嘆，九十多歲的老人有這樣美的眼神！

在愚園路寓所（1993）

篆刻家陳巨來謂：“其人品文品之高尚，尤望塵莫及。”施先生在廈門大學時教過鄭啟五的父母，鄭引母親陳兆璋的回憶：“對其中一篇描寫一個自製自售蘇打餅的老頭的文章，他問我，在我的思想深處，是否對該老頭的勞動有不夠尊重的地方？”

學生們對他最大的印象是平等隨便，沒有架子，但不事寒暄，單刀直入。並且作業每篇必改，包括標點符號；學生外出來信，他也會認真批閱。潤物無聲的教導也一樣落在素不相識的後輩身上。寄書會寫上眉批、夾上籤條，寄雜誌會在目錄上將要求後輩看的文章用紅筆打勾；對處境堪憂的可造之材，他始終為對方調動謀辦法，但懇切叮嚀“成事在天……希望你照常工作，努力精進。”還給一個集郵的農村學生寄了好多年各色郵票。故交如遇坎坷，他一定給予多方幫助。台灣林玫儀記下施先生有一次甚至要她帶一封信給蘇雪林，“他說蘇教授年紀大了，不知有無人幫她編文集，他願意幫忙，渾然忘卻自己亦已年逾九旬了。”

“蟄存先生：從前沒有知道您對於人事有這許多關切，在工作上（我說是非寫作的工作）有這許多的熱情。但是現在我覺得有更多的勇氣去希望了。您很謙卑的說了一句話：‘總是要做點事的。’這句話，我想我會牢記住。”1940年4月，《大公報》記者楊剛告訴經停香港、同時幫忙籌備給香港青年講授愛國主義語文課的施蟄存，“假如您的記憶里還留得下一件小事，您當想得起我也是受過您鼓勵的許多人之一。”

如學生陳曉芬所說，施先生“既不會着意做出清高，也不會着意顯出謙和平易。” “雖然從未在學校擔任過行政職務，但他以自己的方式，表達着他對學校、系以及學科建設的高度責任。如其一貫為人，他的責任感源自內心深處，表現在自然而然中，表現在時時刻刻。”對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來說，施蟄存先生是“支柱和基石般的穩定因素”。

施蟄存晚年喜愛回憶度過童年少年時代的松江，還喜愛回憶西行三年里有山水風物、舊雨新知的雲南。2002年，他對興奮地要給他慶祝百歲壽辰的李歐梵說：“一百歲對我毫無意義！我是廿世紀的人，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首1938年他在昆明翠湖邊吟得的詩，則像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頁非關鍵幀：

斜陽高柳靜生煙，魚躍鴉翻各一天。萬水千山來小坐，此身何處不是緣。

施蟄存在青年與中年時代用“無相庵”作書齋名，不過他並不信佛，只是“文人禪”。無人相，亦無我相，這般篤定清通，所以安坐北山樓，所以飄蕩過萬水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