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從“蝦夷繪”看清代東北邊疆的貢賞體系

以測量和直接觀察為基礎的圖像表達技術在18世紀末成為系統化的現代技術，中央國家與其邊疆的關係表現為軍事上的征服與文化上的涵化，藉助圖像學上的微言大義來製造邊疆民族歷史的策略也大致相仿。中日兩國在18世紀皆出現以圖像手段對邊疆民族進行人種學描述的藝術傳統，乾隆朝有《皇清職貢圖》、“百苗圖”和“滇夷圖”，德川幕府時期有“蝦夷繪”，均在東亞早期現代國家的邊疆開發與拓殖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成畫的《皇清職貢圖》卷三描繪了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和庫頁島地區朝廷治下的七個捕牲民族，其共同特徵是負有向清廷“歲貢貂皮”的義務①，幾乎在同一時期，這些獵貂民族的形象也大量出現在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的邊疆民族圖像之中，並且被冠以“蝦夷”之名。是什麼原因導致中日兩國的繪畫者都將視野投向這一支人群？

從地域上看，“蝦夷”(今稱愛努人)在18世紀位處中日俄三國的邊疆地帶，既與清廷保持貢賞關係，又是日本德川幕府向北方列島開疆闢土的拓殖對象，在1860年之後更是為沙俄所據。目前國內學界對清代帝國的東北邊疆治理、貢貂制度、民族史等方面已有相當的積累②，但總體來講缺乏一種打破“民族國家”邊界的整體視野，更鮮見以民族圖冊和視覺史料為中心的專題研究。中日兩國之間以“蝦夷”民族為中介、縱向貫通東北亞地區並有效運轉近兩百年的貢賞與貿易，長期以來都是一項研究空白。本文旨在從“蝦夷繪”入手，以民族圖冊和視覺史料為出發點，結合中日文獻來探討清代東北邊疆“貢貂賞烏林”制度催生的跨國貿易與器物的授受關係，並從圖像學的角度闡釋以“貢賞”為基礎的貿易網絡如何在北太平洋多民族地區維持運轉。

一、“蝦夷”與作為民族圖譜的“蝦夷繪”

中日兩國文獻有關“蝦夷”的信息所指不一，且彼此覆蓋，這使得“蝦夷”的族屬及其與黑龍江下游地區民族的關係成為東北邊疆民族研究中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在早期的中國史籍方面，有關“蝦夷”的記載相當簡略且大抵語焉不詳，僅提到其地“居東北海島”和其人“長毛”的特徵，如《山海經·大荒北經》稱東北海之外“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郭璞注“毛民之國”為“大海洲島上”③，希勒格(Gustave Schlegel)認為此處的“大海洲島上”即庫頁島，“毛民”即為島上的“蝦夷”④；《舊唐書》卷199“東夷·日本傳”稱倭國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為限，山外即毛人國。”⑤明《遼東志》卷9有“蝦夷”條，稱其“須長四尺，尤擅弓矢，插箭於首，令人載之而立，數十步無不中”⑥，該條記載位於《遼東志》“外夷貢獻”卷，可知在明代，居於“海島中小國”的“蝦夷”是與朝廷保持朝貢關係的外夷。這裡的“海島小國”即庫頁島，清人曹廷傑《東北邊防輯要》卷上《庫頁島沿革形勝考》雲“庫頁島在古為女國，亦名毛人國”⑦，努爾哈赤於後金天命二年(1617年)“遣兵四百，收瀕海散處各部”⑧，將庫頁島納入清朝版圖。在清代文獻中，庫頁島又稱“東海島”，滿語“sahalinya angga hada”，意為黑河口之島，該島在唐時稱“窟說”、“屈說”、“莫曳”，為黑水靺鞨屬部，元時稱“骨嵬”，明代稱“苦夷”、“苦兀”，《滿洲源流考》始稱“庫野”，在《大清一統志》、《盛京輿圖》等清代文獻中，庫頁島被歸入“外藩疆域”卷，1860年劃歸俄屬之前一直是三姓副都統衙門轄區的東北邊界⑨。清中葉以前的庫頁島“捕牲部落”有赫哲、費雅喀、鄂倫春和庫頁四支，其中庫頁費雅喀和庫頁人與唐宋文獻所載“蝦夷”的關係最大，郭克興《黑龍江鄉土錄》“部族志”引《雞林舊聞錄》稱“費雅哈人當年屬使鹿類，與日本北海蝦夷同族。”⑩

中國古代文獻有關庫頁島“蝦夷”的記載，分布既零散，內容亦未翔實，相較之下，日文文獻對“蝦夷”/(えぞ)的記述更詳盡，分類更清晰，“蝦夷”所包含的範圍也更大，除庫頁島民之外，還囊括了今北海道、本州北端的下北半島和千島列島的通古斯語族愛努人(アイヌ)。“蝦夷”與大和政權的關係十分複雜，既有作為附屬國向天皇納貢的時期，又屢次在皇室無力北顧之時叛而不臣。從詞源上來看，“蝦夷”一詞在現今可考的日文史料中最早見載於《日本書紀》卷七，景行天皇二十七年春二月，日本武尊率兵逼近本州島東北部，稱此處的東夷之中“有日見高國，其人男女椎結文身，為人勇悍，是總曰蝦夷……往古以來，未染王化。”(11)齊明天皇四年(658年)阿部比羅夫遠征蝦夷，桓武天皇時期又有田村麻呂受封“征夷大將軍”，討伐奧羽地區的化外之民，迫使“蝦夷”北遷(12)。儘管屢有征伐和歸順，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講，“蝦夷”一詞在日文文獻中多用以指代北方地區不歸王化的異民族，直至1868年之前，“蝦夷”地區在政治上都屬於半獨立性質的國家實體，幕府與“蝦夷”的關係也屬於外交關係(13)。

圖1 “蝦夷地”的範圍

(Pic.1 The region of Ezochi)

在江戶時期，松前半島以南包括本州島在內的區域是大和民族的居住地，也即“國地”，與之相對的概念是位於北海道和北方列島的蝦夷居住地，即“夷地”，又稱“蝦夷地”(えぞち)、“蝦夷國”(えぞのくに)(18)(圖1)。從整體上來看，“蝦夷地”是日本中央政府控制北方邊疆、進行拓殖與貿易的戰略要塞，不論是軍事還是經濟地位皆相當重要。

以圖像手段展現“蝦夷”形貌的視覺文本被稱為“蝦夷繪”(19)。按類型和年代來劃分，廣義的“蝦夷繪”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其一是18世紀私家著述、圖說中呈現“蝦夷”的圖像，如正德三年(1713年)寺島良安編寫的《和漢三才圖會》卷13《異國人物》有“蝦夷”條，以圖像和文字相配合，展現“蝦夷”的直觀形象(20)；天明六年(1786)林子平著成《三國通覽圖說》，專論“蝦夷國”、“朝鮮國”和“琉球國”三國的地理和風俗，其中《蝦夷國全圖》以圖繪的形式詳細介紹“蝦夷”之風貌、衣服和器具(21)；工藤平助在天命三年(1783年)撰寫《赤蝦夷風說考》，繪製“蝦夷”風俗圖，並向幕府提議開拓北方，拓展日俄貿易。由於這一時期北方列島的重要性還未上升到關乎國家安全的層面，“蝦夷”尚是無關痛癢的遠方之民，有關這一支人群的信息也充滿了濃重的臆測與想象的成分。

第二類“蝦夷繪”是“北方四島”地理勘測和民族調查的產物。自18世紀中葉開始，因受中俄兩國邊境領土紛爭的壓力，毗鄰“蝦夷地”的松前藩和定都江戶的德川幕府頻繁派遣“蝦夷考察隊”前往北方地區進行地理勘測和人種調查，短短五十年間先後有蠣崎傳右衛門、新井隆助、高橋清左衛門、山口鐵五郎、間宮林藏、最上德內等人踏足今北海道、庫頁島和“北方四島”地區(22)。在結集出版的歷次考察報告中，收錄了不少以現代測繪技術繪製而成的蝦夷地圖，如1785年田沼意次調查隊的《蝦夷輿地之全圖》、寬政七年(1795年)長久保赤水的《蝦夷松前圖》(23)、最上德內的《蝦夷國風俗人情之沙汰》(24)等。建立在實地觀察基礎上、展現“蝦夷”風俗習性的“蝦夷繪”常常作為這類實測蝦夷地圖的配圖出現。

第三類“蝦夷繪”是建立在地理學與民族學信息基礎上的一種專門圖類，年代比前兩類稍晚，命名與分類更為細化，有單幀、冊頁和捲軸三種形制，大多圖文兼備，又稱“愛努風俗畫”(25)(見附表)。隨着出版刊刻技術在江戶幕府末期的飛躍發展，“蝦夷繪”在各類民間出版物中得到普及。總體來看，這一時期德川幕府致力於以武力和商業手段在本州島之外大力拓殖，推行“和化”政策，催生了有關“蝦夷地”人種與地理信息的圖像積累，以上述三類“蝦夷繪”為代表的圖像生產正是幕府開拓和經營北方邊疆的伴生品。

二、從蠣崎波響《夷酋列像》看“蝦夷地”的開發

“蝦夷”對中日兩國而言俱是邊疆之民，同時出現在兩國的邊疆民族圖冊之中，這並不能算是巧合。在構成“蝦夷繪”的圖像文本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江戶時期日本南蘋派畫師蠣崎波響所繪《夷酋列像》(26)。寬政元年(1789年)，松前藩爆發了“蝦夷”反抗“和人”商團的大規模民族衝突，史稱“寬政蝦夷之亂”(クナシリ、メナシの蜂起)，松前藩藩主松前道廣率兵平定，次年命其臣弟蠣崎波響(1763-1826)仿明人陳洪綬《凌煙功臣畫像二十四傑》繪成《夷酋列像》十二幀，將戰爭中輔助平叛的“蝦夷”酋長形之於圖(27)。畫成之後，底本留存松前藩藩邸，副本則委託佐佐木長秀送往京都光格天皇處以呈御覽，之後立刻就因“曾經天覽”而身價倍增，19世紀更衍生出眾多摹繪本，是江戶“蝦夷繪”的代表作。該畫既提供了有關“蝦夷”形貌的圖像證據，又對江戶至明治時期的民族圖譜產生了持續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其內容揭示出18世紀末東北亞地區跨民族、跨國界的經濟活動給中、日、俄交界地區帶來的震蕩，特別涉及與“貢貂賞烏林”制度密切相關的器物授受關係和黑龍江下游及庫頁島地區的邊疆互市貿易，其史料價值不可忽略。

不論從地理位置還是族群交往的關係來看，庫頁島“蝦夷”都處在北太平洋地區的核心位置，既向西與清朝保持“貢貂賞烏林”的貢賞關係，又向南與松前藩維持着朝貢和互市關係。自室町時代中期以來，“蝦夷地”南端的渡島國津輕郡為松前藩所佔有，其治所位於今北海道松前郡松前町，藩主蠣崎氏(即松前氏)受封“蝦夷島之主”，自1604年(慶長九年)正式確立起在北方的貿易壟斷地位，獨享“蝦夷地”的課稅權(28)。基於特殊的自然環境，松前藩的稅收大量依靠水產和獸皮交易，行政建制與相關政策制定均帶有強烈的重商主義色彩，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稱為“場所請負”的商業承包制。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北方邊疆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場所請負制”所致。所謂“場所請負”，是指松前藩藩主授予來自大阪、仙台和江戶的近江商人在“蝦夷地”從事貿易活動的特權，商人向松前藩家臣(“知行主”)交納定額商業稅，以換取在交易所的貿易控制權。受此政策所惠，和人商團向北方地區大量傾銷來自本州的煙草、大米、味噌、醬油、漁具和漆器，換取“蝦夷地”的鹿皮、狐皮、海獺皮、干鮭、鷲羽等土產，以及從中國江南地區輾轉而來的珍貴織物“蝦夷錦”。官商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幫助近江商團得到了一部分交易品的免稅權，使其逐漸以強勢的姿態參與到日本東北沿海和北方列島的貿易活動中。

自從這一經濟制度開始實施以來，“蝦夷地”的愛努人不得不接受和人的僱傭，無法自主從事其傳統活動。近江商團在交易場所內強行壓低物價，對愛努人極盡盤剝之能事，甚至掌握着生殺予奪的大權。在此壓力之下，愛努人自15世紀起曾多次武裝反抗和人商團，長祿元年(1457年)有“東部首長之戰”(コシセマインの蜂起)、大永年間(1521-1528年)有“東西夷賊蜂起”、寬永二十年(1643年)有“西部夷人騷動”、寬文九年(1669年)有“寬文蝦夷蜂起”(シセクシセインらの蜂起)等，據1781年《松前志》“蝦夷叛服例”的統計，在一百年間這類和商遭襲事件多達數十起(29)，這使得包括庫頁島在內的“蝦夷地”始終是一個不平靜的邊疆。

與《夷酋列像》的內容直接相關的“寬政蝦夷之亂”就是這類“壞邊事件”之一。天明、寬政年間，關東和奧羽地區的饑荒波及“蝦夷地”，松前藩為緩解糧食短缺而大幅增稅，激化了愛努人與和人商團之間的矛盾。寬政元年(1789年)5月，庫那西里島(クナシリ)和美西那地區(メナシ)的愛努人武裝襲擊商業會館，殺死官員和役人共71人(30)。在這場震動朝野的邊境衝突中，有十二名“蝦夷”酋長協助松前藩藩主平定叛亂，《夷酋列像》圖前序言稱：“旌旗一出，賊酋伏誅者三十有餘人，忠國而有功者，一十有二人。”(31)他們就是《夷酋列像》的主角。

圖2 《夷酋列像》之“貲吉諾謁”

Pic.2 Chief Tsukinae in Ishuretsuzo

圖3、4《夷酋列像》之“乙金葛律”及其“三白眼”局部

Pic.3 Chief Ininkari in Ishuretsuzo

Pic.4 Chief Ininkari's San pyaku gan

從《夷酋列像》圖卷部分可以看到，畫家大量使用了諸如左衽、椎髻、跣足這類視覺要素來刻畫十二酋長形貌，這是被中日兩國近代民族圖譜所共享的格套傳統。又如圖4所見“三白眼”，又稱“暴目”，是江戶蝦夷繪當中常用以傳遞“非我族類”寓意的手段，它最初用於描繪佛教中的夜叉、羅剎、邪鬼、獄卒等形象，後來延伸至非宗教領域，用作賤民、暴徒、盜賊、被放逐者與被征服者的專有符號。在東亞近代國家“圖繪邊民”的藝術傳統中，這類視覺符號區別華夷，框定內外，暗示邊疆之民的叛服無常與不受王化。

除了反映“蝦夷蜂起”的歷史事件，《夷酋列像》還揭示了近代東北亞跨國貢賞體系的繁榮景象。在《夷酋列像》所描繪的十二位愛努酋長中，有十位都身穿產自中國江南的蝦夷錦(えぞにしき)，以黑貂皮為坐榻(圖2)，這無疑是器物交換與流通的重要物證。由於日本在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0)之後就不再向中國納貢稱臣，德川幕府時期更是厲行鎖國政策(さこく)，因此通常認為中日兩國近代的外交和經濟關係僅限於日本南部的長崎港。事實上，在以庫頁島為圓心的黑龍江下游至北海道地區，中日兩國從15至19世紀一直保持着半官方的“貢市”關係。互市貿易是朝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貢市一體化”的格局早在明洪武永樂年間就已定型。位居中間地帶的“蝦夷”擁有雙向的政治身份，一方面受“場所請負制”的約束，向松前藩藩主納貢稱臣，另一方面也跟隨黑龍江下游和庫頁島上的費雅喀、赫哲、鄂倫春諸民族向清廷“附貢”，在東北亞“貢市一體化”的系統中扮演了重要的橋樑作用。

圖5 以“蝦夷”為中心的貢賞關係和中日貿易

Pic.5 Sino-Japanese tribute and trade relations centered on the Ezo

三、18世紀東北邊疆的貢賞與山丹貿易

蝦夷錦和貂皮之間的交換關係是構成18世紀東北邊疆貢賞體系的主線。“蝦夷錦”指的是產自中國內地的蟒袍、錦緞等絹織物，由於經庫頁“蝦夷”之手轉銷日本各地而得名，也稱作女真錦、軽物、反物、段物、卷物、段切、拾德(32)。新井白石《蝦夷志》稱“(庫頁島)厥產青玉雕羽，雜之以蟒紋文繒綺帛，即是漢物，其所從來，蓋韃靼地方而已。”(33)“蝦夷錦”的流通與消費既是18世紀東北亞地區經濟格局變動的結果，也更是“蝦夷地”被捲入國際貿易網絡的直觀呈現。

器物的流通傳遞的是一種社會關係。以蝦夷錦和貂皮為主要交易物的跨國貿易網絡，其形成和有效運轉在很大程度上仰賴於清廷在東北邊疆民族地區實施的貢賞制度。朝貢關係塑造了一個“萬邦來朝”的帝國幻象，但其根本特徵則在於其商業屬性，它使得以貿易往來為基礎的交換系統得以維持。從空間上來看，明代貫通奴兒干都司各衛所的驛道“海西東水路城站”在18至19世紀延伸為一條向東北亞海陸延伸的商道，其東端自庫頁島往南抵達松前藩所轄地域(今北海道)，繼而進入日本本州地區，南抵長崎，在多民族之間輾轉交接，其首尾幾乎環繞日本一周，是明清朝貢體系在東北亞商業領域的延伸(圖5)。

朝貢制度的核心是器物的授受關係，以“逢貢必賞”為基本原則。庫頁“蝦夷”自元代就與中央王朝建立起穩定的貢賞關係，直隸於東征元帥府，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之後納貢，“每年貢其皮”(34)；明初建立以“衛所”為單位的納貢體系，永樂七年(1409年)在特林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庫頁(明稱“苦夷”)受其統領。衛所頭人繳納歲貢，明廷以內地所產的絲綢錦緞回賞，僅永樂一朝就賜奴兒干都司彩幣、紵絲和襲衣達八次之多。自順治朝始，朝廷對吉林將軍和三姓副都統管理的庫頁島“邊民”實行編戶貢貂之法，規定每年“每戶納貂皮一張”(35)，《清世祖實錄》卷141記載順治十七年費雅喀部落頭目柴邦阿奴等人“進貢黑狐，貂皮，各賞蟒朝衣一襲”(36)；十八年又有“飛牙喀奚蘇克等七屯初來歸順，貢貂皮，賞賚如例。”(37)

徵收貂賦一方面是為了在政治上“羈縻諸部”，另一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貂皮價值不菲，自13世紀以來就是最高級別的貢品，元人熊夢祥《析津志輯佚》稱東征元帥府所轄“骨嵬”地區出產的黑貂以黑而毛厚者為上，“多以之為領緣，達官以為衣，多以前面衿飾以納失失間絲之異表而出之。”(38)到清代，皇家服制仍以貂裘為重，將“服貂”視為與“國語騎射”同等重要的滿洲傳統，“貢莫貴於貂與珠”(39)，自崇德年間(1636-1643)至康熙十七年甚至有“貂禁”(40)，嚴禁私自買賣貂皮，並規定軍民人等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用貂，僅有皇室成員和三品以上大臣方可服貂裘(41)。

在按戶徵收貂賦的同時，朝廷向貢貂人頒賞烏林，即所謂“無貂皮之貢，即無烏林之賞”(42)，“烏林”為滿語“ulin”音譯，意為財帛，亦寫作“烏綾”，以錦緞、絲綢、布匹為主，雍正六年之後也有將蟒袍和朝服折成衣料發放的形式。貢賞的地點最初是在寧古塔，後來轉移至三姓副都統衙門所在的三姓城(今黑龍江省依蘭)。從雍正十年到同治十二年，朝廷又於每年五月至八月派遣專門的賞烏林官，到黑龍江下游的奇集、德楞、普祿和莫勒氣等地設立臨時衙署“烏綾木城”，辦理收取貢貂和頒發烏林等事宜，據《滿洲源流考》卷八記載，“亦有居處甚遠、不能至寧古塔之庫葉一部，每年六月，遣官至離寧古塔三千里之普祿鄉，收貢頒賜。”(43)乾隆二年間編戶貢貂的庫葉費雅喀人計有六姓148戶，每年七月渡過宗谷海峽來到奇集湖南岸(今俄境內之索菲斯克附近)貢貂：“至居住海島之庫頁費雅喀人貢貂，則由三姓副都統衙門派出官兵，前往約定之奇集噶珊收取貢貂並頒賞烏林。如不來約定之地，則令官兵尋入海島，喚其前來，徵收貂皮並頒賞烏林。”(44)庫頁島更南方的北海道“蝦夷”也曾跟隨庫頁費雅喀人向清廷進貢，清人曹廷傑在《東三省輿地圖說·蝦夷島說》稱：“傳聞此島於康熙年間，屢隨庫頁島人至三姓下松花江南岸貢貂，受賞烏綾，今入日本。”(45)謀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是貢賞行為的現實依據，“蝦夷”私商借朝貢之名附搭前來互市，以貴重的貂皮與烏林為主要交易物，可見經濟關係是這一附貢行為的本質。

清廷按戶頒賜貢貂戶的“衣冠什器”，其數量與種類皆相當可觀：“定例，歲貢者宴一次，三年一貢者宴三次，皆賜衣冠什器，名曰賞烏林，自諸部言之，則曰穿官。”(46)其中最主要的賜物當屬產自中國江南地區的織品，也包括一部分由盛京工部製作的成衣，每年按時由盛京發出，“所有賞賚妝緞、綉緞、布匹諸物，例由三姓每年派員赴盛京領取分賞。”(47)滿文檔案對烏林種類和數量的記載相當翔實，清人吳桭臣《寧古塔紀略》亦曾詳細記載康熙年間三姓地區貢賞儀式的流程：“每歲五月間，此三處人乘查哈船，江行至寧古，南關外泊船進貂。將軍設宴，並出戶部頒賜進貂人袍帽、靴襪、鞓帶、汗巾、扇子等物，各一捆賜之。每人名下擇貂皮一張，元狐全黑者不可多得，一歲不過數張，亦必須進上，余聽彼貨易……其人最喜大紅盤金蟒袍及各色錦片妝緞。”(48)1802年至1808年參與“北方四島”勘察的間宮林藏在其所著《東韃紀行》中，收錄了多幀反映當地風俗儀式的圖畫，其中《德楞的進貢》一圖展現的就是他在嘉慶十三年(1808)造訪庫頁島滿洲行署時參加的一場貢貂與賞烏林儀式(圖6)：“較高級官三人，坐於台上三條凳上接受貢物，夷人脫帽，跪地叩首三次，獻上黑貂皮一張。中級官吏介紹來人之後，接過禮物呈交較高級官吏面前。貢禮畢，賜予賞物。與喀喇達錦一卷，與噶珊達緞類品四尋，與庶夷則為棉布四反，梳子、針、鎖、綢巾及紅絹三尺許。”(49)這一儀式性的貢賞活動一直到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庫頁島劃歸俄屬之前都未斷絕，它不僅有效地鞏固了朝廷與臣屬之間的既定關係，也昭示着一種由政治權威帶來的象徵性庇護。

清代東北邊疆貢賞體系的維持與運轉，為該地區的貿易合法化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事實上，包括北太平洋地區在內的各種關係，都是在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與貿易關係中形成的(50)。“貢貂賞烏林”使得來自中國內地的彩緞、衣料、絹絲和布帛源源不斷流入庫頁島南端的白主土城和宗谷地方，再往南進入“蝦夷地”的腹地，用來換取北海道出產的鹿皮、黃狐和水獺皮(51)。這種跨越國境的民間商業活動在日本方面也被稱作“山丹貿易”(或作“山靼貿易”)(52)，“山丹”(シヤンタ)一詞的準確含義，學界長期未有定論，白鳥庫吉認為是通古斯語“拳頭”之意，是因地形而得名的地理名稱(53)；洞富雄等人則認為“山丹”意為“鄰人”(54)，從眾多“蝦夷繪”提供的圖像證據來推斷，間宮林藏《東韃紀行》中的“山丹行舟圖”與阿部喜任《蝦夷行程記》卷下的“山丹人之圖”所繪山丹人的形象皆是薙髮蓄辮並身着中華衣冠(圖7)，可知“山丹”是當時日本人對庫頁島及黑龍江下游從事毛皮貿易的使犬鄂倫春和赫哲等族群的一種他稱。

山丹貿易是清代東北邊疆貢賞制度的延伸。德川幕府雖奉行鎖國政策，但本州島通過北方“蝦夷地”來進行的中日兩國貿易卻完全不受此政策影響，相反，這一跨越國境的商品交換甚至為日本在早期近代國家階段的對外擴張提供了最原初的動力(55)。由於“貢貂賞烏林”建立在不等價交換的基礎上，朝廷頒賜的烏林的價值要遠遠高於貢貂戶所貢貂皮的價值，這使得中華織物成為山丹貿易中的高價交換品，曹廷傑在光緒年間考察黑龍江下游俄佔區之後著成的《西伯利東偏紀要》一書就記載了庫頁島人在貢貂之後，持受賞的烏林渡海至日本交易之事：“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國穿官，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飾貢於該國。該國命官至所止海濱，賞賜黃狐、水獺、白貂諸皮，彼此授受俱跪，攜皮歸家，俟明年木城穿官賣之，亦至三姓城。”(56)此處的“西山”是黑龍江下遊民族及庫頁島人對日本人的他稱，又作“西散大國”、“西沙姆”。(57)

圖6 《德楞的進貢》(58)

Pic.6 Tributary ritual in Delen

圖7 《山丹人之圖》(59)

Pic.7 Image of the Santan

在日本市場上，中華織物價格不菲，一卷長四丈二尺的赤地牡丹錦可換貂皮33張，一卷一丈九尺長的紺色龍紋蟒緞可換貂皮30張，且成衣與貂皮之間的交換比率相對於錦緞與貂皮的交換比率要高出許多(60)。另一方面，海獺皮、貂皮和狐皮在清代中晚期的中國內地市場十分走俏，價格呈暴漲之勢，黑龍江地區更是“市買一貂非五六金莫可”(61)，受賞烏林的貢貂戶以中華織物來換取“蝦夷地”腹地所產的貴重皮貨，利潤自然是相當可觀。

在“貢貂賞烏林”和山丹貿易的另一端，蝦夷錦進入日本市場之後廣受青睞，展現出無遠弗屆的文化魅力。北海道和千島列島地區的豪酋多以服蟒為貴，新井白石《蝦夷志》稱“其服飾單衣左衽，穿袖長身，腰束細帶，酋豪則裁用蟒緞雜繒。”(62)16世紀江戶、京都一帶的歌舞伎服裝、僧侶袈裟和官宦階層的盛裝和服也大多是用松前商人轉手銷售的蝦夷錦(又稱“山丹服”)製成的，松前藩藩府和當地官宦之家也有為數不少的蝦夷錦收藏，它更是松前藩歷代藩主向德川幕府進貢時的必備方物。在平定1789年“寬政蝦夷蜂起”之後，松前藩藩主親自召見平亂有功的十二位酋長，並專門從藩府收藏的蝦夷錦中挑選出幾件，借給酋長們穿戴。會見結束之後成畫的《夷酋列像》將身着錦袍、以黑貂皮為坐榻的酋長們一一形諸筆端。服飾是一種物質性的媒介，也是觀念的物化表徵。“賜衣冠”意味着權力的展示，是一種象徵性的政治權威，而身着征服者的服裝，則是一種服從的政治表達。

從圖像史料提供的信息入手，有助於重新審視中日兩國在17至19世紀中葉的對外關係的模式。長久以來，以“帝國”為中心的朝貢研究主要側重於上國與屬國的關係、東亞地區華夷等級秩序的維持等話題，而朝貢體系的多重面向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事實上，朝貢關係不僅是政治關係，也是經濟關係。更容易為人所忽略的，是在外交層面的朝貢關係缺失的情況下，18世紀中日兩國民間層面的互市體系如何長期存在並有效運轉。明清時期的朝貢制度包含了與藩部編民、朝貢國和互市國之間的多重關係，既屬外交，亦屬內政，如果以“民族國家”的邊界為限，清代黑龍江下游及庫頁島地區的“貢貂賞烏林”僅僅是國家內部賦稅關係與附帶性商業關係的集合，但若跳出“民族國家”的視角，從18世紀東北亞地區整體經濟格局入手來分析，就不難發現“貢貂賞烏林”只是一個國際化貿易網絡的開端，以它為起點的東北亞地區的奢侈品流通體系，並非只是一條輾轉於眾多民族之間的長距離貿易路線，更是朝貢體系的延伸。

本文原載於《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拍品號：853號

拍品名稱：

三國通覽地輿路程全圖 日本・林子平繪 日本設色繪本

鏡心 1頁 紙本

尺寸：53×76.5cm

提要：是圖墨書“仙台林子平圖”，為日本人林子平所著《三國通覽圖說》一書中所附輿圖，這是由日本繪的有關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為中國領土的重要輿圖文獻。2012年9月25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白皮書中明確地寫到：“日本最早記載釣魚島的文獻為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國通覽圖說》的附圖‘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該圖將釣魚島列在琉球三十六島之外，並與中國大陸繪成同色，意指釣魚島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白皮書中所言即指此圖。拍品圖中中國福建與琉球之間的五座島嶼(花瓶嶼、彭佳嶼、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皆用與中國大陸相同的粉紅色標識，注為中國領土。此圖還繪有日韓爭議島嶼，可供參考。林子平(1738-1793)，名友直，字子平，號六無齋主人。日本江戶後期思想家、政治學者。擅長兵學、地理學，著名的海防論者。與高山彥九郎、蒲生君平合稱“寬政三奇士”。著有《三國通覽圖說》、《海國兵談》等。

拍賣公司：

北京弘藝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原北京百衲）

拍賣會：

北京弘藝二十周年秋季拍賣會

預展時間：

2019年10月26日 9:00-12:00

拍賣時間：

2019年10月27日 上午9:30

古籍善本 宗教經典（lot531-1338）

預展及拍賣地址：

北京陝西大廈（朝陽區華威里27號）陝西大廈二層 宴會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