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維波：自由主義抗疫“先天不利”，西方輸在這四點

導讀：自7月20日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出現疫情以來，到8月22日，中國用5周時間首次實現本土確診零新增 。連CNN都不得不感嘆：“倘若繼續按這一趨勢發展，中國可能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控制住由德爾塔變異病毒株引爆疫情的國家。” 面對德爾塔毒株，西方式的“自由主義”抗疫又一次暴露出巨大的問題，多國多地再現緊張局面，而西方此前對台灣地區抗疫“模範生”的包裝也被徹底撕破。

【文/卡維波】

2020年開始的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必然是世界歷史的一件大事，未來，歷史學家、政治學家也將會對各地抗疫成敗的關鍵因素等問題做出總結。這篇文章則先從流行話語中，整理出四種較宏觀的因素來解釋各地防疫得失。

當然，防疫的成敗得失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來觀察，不能驟下定論。例如在中國台灣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看似防疫頗為成功，但是這種成功有時可能是建立在非防疫相關的原因上。

例如，台灣當局一直號稱其防疫成功乃是因為“超前部署”，但是所謂“超前部署”本質上只是出於反中的動機與舉措，在武漢疫情剛開始萌芽且情況不明時，就採取了比較極端的隔離與禁止方式，防範大陸來人與台胞。

2021年7月12日，台北市，市民佩戴口罩出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究其根本，台灣並不是根據當時獲取的信息做出了科學判斷，而是政治性的考慮，只是這個政治性動作恰巧符合了嚴格有效的防疫措施。如果這個病毒是從美國或日本開始，台灣就不可能有此“超前部署”了。

所以，台灣的超前部署並不是建立在科學或者是有效能的組織計劃、執行能力上面，而是一種反中的情感政治，是企圖污名中國的措施。事後證明效果只是誤打誤撞而已，但是台灣卻因此誤認自己有超強能力去防禦疫情。

以下，我將整理與試論四種可能影響各地抗疫成敗得失的流行假設，它們或許粗疏，但卻是日後更細緻探究的初步準備。

1. 政治體制論

第一種是政治體制論，簡單來講就是選舉民主制和非選舉的集權制之差異影響因素是防疫成敗的關鍵。西方媒體與輿論在武漢疫情剛爆發時便是持此論調，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諾貝爾獎得主羅沙（Mario Vargas Llosa），2020年3月17日他在西班牙報紙上說，只有獨裁不民主的國家才會發生新冠這樣的事情，民主國家是不會讓疫情蔓延的。類似的觀點頗多，紐約時報中文網一篇文章標題就是《防治病毒，中國需要憲政民主》。

但是很快，事實就證明羅沙等人的說法不對。而且因為中國大陸的抗疫成功，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抗疫失誤或失敗，政治體制論逐漸走到了它的反面，很多人開始議論：選舉民主體制其實很難迅速有力地成功抗疫，而集權體制不被各種相衝突的民意掣肘，反而容易抗疫成功。

特別是在兩黨及其支持民眾彼此惡鬥、抗疫不忘選舉的影響下，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往往以選情為優先考慮。例如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始終傾向淡化新冠的危險與嚴格防疫的必要性，除了考量嚴格防疫對經濟的影響外，也有開脫特朗普抗疫失利的意圖。

2020年10月2日，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被轉移到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治療。

但是，“選舉民主政治體制不利抗疫”的理論曾有個問題──當時台灣是個例外，其抗疫的優異數據很難替西方的抗疫失利開脫。然而，台灣在那段時間不知韜光養晦，不斷對外大力宣傳自身抗疫與民主體制的成功（“Taiwan can help”），一再喧賓奪主，毫不知覺自己已是西方媒體的眼中釘了。

這極可能是2021年5月疫情在台灣蔓延後，西方媒體普遍都在酸台灣的原因，西方急於證明台灣根本就是僥倖與吹牛，並沒有真正的抗疫能力。政治體制論顯然容不下特例的存在，台灣的短暫成功只是意外，只是走運。

那麼，政治體制論的未來呢？最近西方像CNN在報導中國疫苗接種的驚人速度與數量時，仍然枉顧事實地將之歸諸於中國政府的強迫。看來政治體制論在將來依然會是西方主流話語對這段時期抗疫成敗的主要解釋。這個解釋也比較符合西方在國際地緣政治中持續與中國對抗的狀況。

2. 人民素質論

對於防疫成敗得失話語的第二個流行論述是“人民素質論”。在中國台灣，人們很喜歡講：台灣人是很有素質的（例如教育水平與人均收入高，遵守防疫命令與規矩等等），因此之前防疫做得很好。

其實人民素質論的主要代表應該是瑞典。瑞典的防疫基本上訴諸人民或國民素質的重要性，其使用的名詞是“個人責任感（personal responsibility）”，其他西方國家也有跟進這個話語。一直到最近，英國首相強生在Delta病毒威脅下不顧一切解封時，都還訴諸“個人責任”取代法律強制。

人民或國民素質在防疫上當然也是重要的，例如人民自動自發防疫，當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沒有政府法令和基層監督，單單靠人民教育素質其實是很難說的。畢竟，很多素質高的人太注重自我自由，而不看重群體責任。最終，瑞典的防疫不能說是成功的。

素質論有的時候很難界定。比如說，有的台灣人說：我們素質很高，所以無法建立方艙醫院，因為台灣人注重隱私，一定要一人一間病房。可是大陸人民願意和上百人在方艙醫院共處，這種集體精神與修養和能力，難道不是難得的素質嗎？

此外，國民素質論往往會把防疫的失敗歸罪於外國的移民，包括黑人黑戶、移工外勞、暗娼色情等等。然而我們都知道，所謂素質高的人在咖啡館裡繼續維持他的高素質生活方式時，還是有很大可能會傳播病毒的。

人民素質論也可能將貧窮國家抗疫的困難都歸諸於其國民素質，而忽略了國家在基本建設與動員組織等能力上的不足。還有的時候，人民的素質其實是受到政權的素質所影響。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以種族歧視方式說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影響了其支持群眾的種族歧視態度。

2021年初，拜登上台譴責種族歧視稱呼後，台灣官方在正式場合仍不願在中文上糾正過往的歧視稱呼，只以英文covid-19來指稱，完全無意糾正部分台灣民眾的“武漢病毒”稱呼，因為這正是台灣官方自始至終所堅持的中文稱呼。此例顯示了種族歧視的政權直接影響了人民的素質。

3. 文化論

關於防疫成敗得失的第三種流行話語是文化論。冷戰以後的文明衝突論、多重現代論都強調文明文化的差異與作用，這使得文化論有一定的市場，最現成的就是訴諸亞洲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

但是亞洲各國的防疫表現並不一樣，有起有落。即便是口罩文化，起初也僅限於日本與台灣，從前大陸無論感冒或過敏都沒有戴口罩的文化習慣。

在新冠流行前，一些歐洲人對於戴口罩的亞洲觀光客反感，如果這種厭惡不僅是因為口罩是疾病的象徵，而且還將種族健康視為種族優劣的表現，那麼這可能使得口罩與某些西方白人的身份認同與排外政治產生更緊密的連結。

上海華山醫院的張文宏醫生最近有個關於文化論的說法。他說中國抗疫的重要現象就是對於疫情的零容忍，也就是要清零，這就是“生命至上”。

如果不清零，就會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在那裡病死。“生命至上”是官方提出的綱領要求，但是張文宏認為落實綱領必須結合大家共同的信念，全社會才會認同為了保存生命而採用過於嚴格的措施。

2021年7月7日，張文宏在廈門大學建南大會堂開講《傳染病與人類：年輕一代的挑戰》。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張文宏解釋說，這個疫病的特色是老年人的死亡率很高，所以需要青年人犧牲自由來換取老年人的生命和生存自由。而這樣的交換則是建立在中國人的家庭觀念上，要孝順家中老人安養天年。

歸根究底，清零的嚴格防疫措施與生命至上的防疫綱領，加上中國的家庭觀念要保障老人生命，使得中國抗疫成功。這就是一種文化論的觀點。

張文宏的“重視家庭與老人“的文化論說法，確實可以和英國首相約翰遜在2020年3月的言論相對比。那時約翰遜否決了更嚴格的防疫措施，顯然傾向彼時有些人倡議的通過大規模感染（包含可能的死亡）而達到群體免疫。

英國首相約翰遜2020年3月底不幸確診新冠肺炎。資料圖

約翰遜直白地說：“病毒將會更進一步傳播，而我必須對英國公眾說實話，將會有更多更多的家庭失去所親愛的人，他們無法享壽天年”。

約翰遜說話里提及家庭，表示家庭在英國人心目中仍是基本的人際關係，只是老人可能難免被犧牲。意大利在醫療資源擠兌時，也曾做出放棄救治高齡者、挽救較年輕者的決策。這些並不表示他們不重視家庭或老人生命，只是價值取捨與權重上不是至高順位的。

在其他通俗的文化論話語中，有人認為兩岸中國人都很重視生命，珍惜生命，生命的價值很高。出於惜命，大家都很規矩，服從抗疫的要求。

這使得在反抗戴口罩方面或者是反隔離方面，中國不像西方國家，沒有那麼多抗拒，極少數偶發的反口罩與反隔離幷沒有理論化，也沒有陰謀論，更沒有組織化。由此還彰顯出中國有一種務實的文化精神，注重實用、實際與實事求是。

但是務實的態度也好，尊重生命與家庭觀念等等，其實別的文化也是有的。不過在社會經濟條件不利於尊重生命或家庭觀念時就難以彰顯。又比如，像美國哲學曾經流行實用主義，按理說其文化應該有務實的一面，但是在其目前意識形態化與極端化情況下，便妨害了務實的精神。

無論如何，我認為文化論還是有一些解釋力，但是文化需要與社會和經濟適應發展。例如當亂世人命如草芥時，惜命文化便難以存在。文化論需要和其他解釋模式配合，才能有解釋力。

4. 社會體制論

第四種解釋抗疫成敗的模式是社會體制論，在此，我們以中國大陸的成功經驗為範例。畢竟像中國這樣的人口與地理大國，複雜的地域氣候與城鄉構成，國民教育程度不一，但到目前為止卻在抗疫上能夠有良好表現，當然值得總結其經驗和教訓。即便這樣的中國模式不能全部複製，但總是一個參照系。

中國的經驗是比較複雜的：從中央到地方，連基層組織社區都能動員起來成為準戰時體制，所以有人講抗疫是一種人民戰爭；而且土洋並舉，既有土方土法，也有充分的科學現代武器。

像火神山醫院的快速建造，既是工業能力，也是人力資源能動性的表現。從大方向來看，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實踐：“中國”這個部分表明還是有一些歷史文化的因素（例如務實的文化精神）同時也是接地氣的，符合中國民情與社會現狀的考量等；至於“社會主義”這部分，抽象地說，是和市場自由主義對立的，也就是強調群體-組織-團結，而不是個人-自發-市場。

2020年1月31日，武漢火神山醫院搶建全景。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但是，我們也不應將“中國”與“社會主義”切割來看：畢竟群體-組織-團結的“社會主義”表現，總是通過“中國”的家庭觀念、務實精神、珍惜生命等等這些文化因素來形成，以致於能吸納而非完全排斥來自個人-自發-市場的動力。

所以，從社會體制論講中國模式，也不只是社會主義、公共醫療體系、集體主義、中央地方配合（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等；人的因素還是很重要的，還是要人能夠發揮這種能動性。

像國家領導人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表明了政治責任，是共存亡而沒有退路的決心，這不像其他國家還要觀望下屆選舉。或者像台灣，指揮中心的陳時中始終在第一線，蔡英文則總是在幕後，幾乎可以不為防疫成敗負責。

圖片來源：環球時報

將防疫成敗歸因於社會體制，並不表示沒有人的因素：人民的素質或個體的努力仍是重要的，只是現在不是孤立的自由個人在市場下面集結，被看不見的手推動，而是在組織動員與集體抗疫的號召下，每個人能動起來，而這些個人也必須成為體制的承擔者。在武漢早期的抗疫中，出現各種類型個人主動與奮進的感人行動，都是在一個集體大目標下被感召的行動。

由此可以說，因為抗疫這件事本身涉及個人要配合群體和組織的動員，不是市場自由主義能夠輕易調動與自發協調的，所以我認為在抗疫這件事情上，能給予國家更多施力空間的社會主義體制，肯定要優於自由主義。

此外，傳統個人自由主義非常重視隔離、普篩、疫調、（軟性）強制接種疫苗等對個人行動的限制，對隱私的侵害，以及政府權力擴張與對個人訊息的掌控。即使病毒對生命構成威脅，都還出現“不自由，毋寧死”的提法。這是自由主義在抗疫方面“先天不利”的因素。

台灣並沒有真正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原本抗疫應該不至於荒腔走板。但是由於堅持極端反中，因而逐漸喪失中國傳統的務實文化精神，甚至會糾結於進口BNT疫苗包裝上不得出現中文字的荒謬限制，以致於拖延耽誤疫苗進口。

誠然，任何政權在抗疫上都會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首要仍需根據科學因果的規定，而科學專業的背後則是有諸多價值的權衡指引，包括生命、健康、自由、隱私、團結、平等、公平、經濟和生計等等普世價值，但是這些價值目標的權重取捨，則受到所在的政治與社會體制和文化所影響，不同體制與文化會對諸多價值進行排序。例如對於生命的重視，在重視家庭與老人的文化與社會主義體制里，便會和重視個人自由的文化與資本主義體制有所差異。

5. 為何論成敗？如何論成敗？

本文以上的立論可能面臨兩個彼此相關的基本質疑。

第一，為何要討論防疫的成敗？為何不以自由與隱私的人權保障為最高價值，並且以之為討論疫情的焦點？討論防疫成敗，本身就是問題意識的設定，不利於個人自由主義。

第二，防疫成敗的標準為何？若按照“常識”，例如降低死亡與確診人數（最佳是清零），維持醫療與篩檢量能，儘速恢復正常經濟…這些指標，等於預設了中國抗疫模式的成功，這對於西方的“失敗國家”是不公平的。

更直白地說，西方是極不甘願接受中國是抗疫最成功的國家。那麼，如果不以常識的成敗論防疫，不論確診與死亡人數等等，而以成功維持不干擾個人生活、或者未來疫後的經濟重建等等為指標呢？

2021年7月，彭博社做了一個名為“抗疫韌性”（resilience）的統計，題為《當世界終於重啟後，最好和最壞的居住地》，結果發現美國的抗疫才是第一名。

彭博社認為衡量抗疫成功的標準就是解封后“正常化”的程度，也就是疫情過去後能一切如常與恢復正常生活。如果依然禁止大規模群聚、隔離入境、佩戴口罩等等則表示生活沒有恢復常態，抗疫還沒有成功，也就是對抗擊疫情缺乏韌性。

彭博社文章將評估抗疫成敗的時間點挪到“重啟解封”，也就是不計抗疫過程，“笑到最後才是笑得最好”。其背後的假設首先就是：科技（疫苗）才是抗疫的決定性武器，由此形成群體免疫，確保新冠不會大流行，並最終成為與人類共存的“大型流感”。

科技（疫苗）決定論是本文沒有討論的（第五個）防疫模式。西方發達國家認為高效率的西方疫苗一旦形成群體免疫，就能揚棄“前現代”（中國式）的封城隔離，迫不及待地摘下口罩，過正常生活。變種病毒是否會使得上述設想變得過度樂觀，猶待觀察。

南寧：15-17歲青少年接種新冠疫苗。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至於新冠病毒將成為“大型流感”，出自特朗普之口，有淡化疫情之嫌，乃是不得不接受病毒常駐的現實妥協。然而，新冠感染與治療的後遺症，未來重症與致死的比例，體弱與年長者面對疫情流感化的政治態度、行為與心理反應等等，其實都不確定，也可能對流感化暗含的“殺老策略”產生對抗。寄望於與病毒長期共生並存的流感化策略，由於涉及變量不少，其成功還有待未來的檢驗。

目前人類是否已經處於新冠疫情的中晚期？或初期而已？也許談論防疫成敗還言之過早，誰都不應自滿。

此外，以國家為單位來評估防疫，有忽略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虞。西方政治理論曾設想自然狀態中所有人與所有人的對抗，由此推論出建立國家政府的理想原則。今日的自然狀態其實是病毒與全球所有人的對抗，是否能由此推導出理想的全球合作原則呢？

（本文原系2021年6月11日《新冠顯影：疫情下的台灣》論壇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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