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進德 | 試論《金瓶梅》對頌“情”傳統的顛覆

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倫常的民族，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人倫關係被稱為“五倫”。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1]

在傳統文化觀念中，“五倫”關係是人們必須遵從的行為規範，也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五倫中包括了親情、友情和愛情這些根植於人性深處的人類最基本的情感。

“情”是維繫人與人之間諸種關係、保證人類社會有序發展的基本元素，也是古今中外文學作品表現的永恆主題。可以說，中國文學的發展史簡直就是一部頌情的歷史。

從這部歷史中，處處可以看到親情之醇、友情之誠、愛情之真。那些流芳百代的騷人墨客，大都因為在其作品中成功地描寫、歌頌了“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人間真情，才成就了自己在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

“情”之為物，包容豐厚，但親情、友情、愛情則是其最基本的內涵。它們之所以被歷代文人熱情歌頌，就在於它能給人間帶來無盡溫暖。

然而，世情小說《金瓶梅》卻反其道而行之，對這種頌“情”傳統給予了徹底的顛覆。

在作品中，人間真情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親情”之薄、“友情”之偽、“愛情”之假。透過這些描寫，我們更加深刻地體味到了晚明社會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應，有着複雜的社會文化背景，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對作品的創作意圖給予了詮釋。

《新刻金瓶梅詞話》

（一）“親情”之薄

親情即具有血緣關係的親人之間的真摯感情，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侄姑嫂等等。親情是最能使人感到溫暖的一種情感，自古以來歌頌親情的作品數不勝數。

杜甫“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月夜憶舍弟》）；

白居易“邯鄲驛里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邯鄲冬至夜思家》）；

孟郊“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遊子吟》）；

周密“夜深歸客依筇行, 冷磷依螢聚土塍。村店月昏泥徑滑，竹窗斜漏補衣燈”（《夜歸》），尤其是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意蘊，已經成為千百年來表達親情的一種經典。

這些作品千百年來為人們吟唱不絕，正在於其對人間親情的由衷歌頌，表達了人類與生俱來的血緣親情。

　　然而，我們在第一部以婚姻家庭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金瓶梅》中，體會到的卻是所謂的“親情”的冷漠與疏離。

父母子女之間的親情，是血緣關係中最為親近的情感。父慈子孝，“百善孝為先”，強調的就是父輩對子女的慈愛及子女對生育自己的父母的孝敬。但《金瓶梅》中所表現的父子母女親情卻完全變了味。

潘金蓮是作品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她九歲就被母親賣到王招宣府“習學彈唱”[2]，後來被轉賣到張大戶家，又嫁給武大郎，最後被娶進西門慶家做了第五房小妾。這樣一個“知書識字”的女人，對其辛苦養育自己的早寡的母親卻毫無情意。

她嫉妒李瓶兒，明知其子官哥兒膽子小，便故意折磨秋菊，驚嚇官哥兒；母親好心相勸，她卻“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一交”，還罵“怪老貨”，氣得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第五十八回）。

母親來給她過生日，沒有轎子錢，她卻不肯給，最後還是孟玉樓出了一錢銀子打發了轎夫。

潘姥姥曾對着迎春、如意等誇讚李瓶兒是“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反倒說自己的親生女兒“沒人心，沒人義”（第七十八回），連小廝玳安都說她“一個親娘也不認的”。

在潘金蓮這裡，沒有母女連心的親近和承歡膝下的和樂，只有對母親的不敬和冷淡疏離。

韓愛姐是書中守晚節的貞女，受到作者的褒獎。小說第三十回，寫“年也將近四十，常有疾病”的翟管家委託西門慶替他尋一個“不拘十五六上下”的“好人家女子”做妾，媒婆馮媽媽相中了韓道國的女兒韓愛姐。

韓道國夫婦得知後沒有絲毫憂戚，反而認為“孩兒是有造化的”，高高興興地把女兒打發出去了，圖的就是翟管家是京城蔡太師府的人，有權有勢。至於女兒嫁過去之後的命運，他們則根本不會考慮。

正如《紅樓夢》第四十六回鴛鴦說的一樣：“……成日家羨慕人家的丫頭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爺；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3]

後來蔡京事敗，牽連翟管家，韓愛姐果然無所歸依，與母親王六兒一道做了暗娼。如果她沒有被一心想攀附權貴的父母送去給人做小老婆，而是嫁進平常人家，也許就不會有這樣的不幸遭遇了。

武松是作品中最受人尊敬的英雄，然而這樣一個被作者褒揚的好漢，在緊要關頭卻也是置親情於不顧。他為兄報仇固然無可厚非，第一次殺西門慶不成，誤殺李皂隸，被發配之即，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公差，卻將親侄女迎兒託付給左鄰姚二郎。

後來遇赦歸來終於得手，在迎兒面前將潘金蓮剖腹剜心，嚇得迎兒只顧“掩了臉”。

而當他殺了潘金蓮和王婆之後，又將迎兒“倒扣在屋裡”，說“孩兒，我顧不得你了”，將親侄女丟在血淋淋的兇案現場，自己收拾金銀逃上梁山去了。

在《金瓶梅》里，不論是曾為主子的潘金蓮，還是樂於為奴的韓道國，亦或英雄好漢武二郞，對待親人竟無一例外地那麼冷漠疏離。

在他們身上，體會不到親人之間應有的毫無雜質的相親相愛的骨肉之情，而是只考慮一己而不顧其他的冰冷與麻木。

《金瓶梅》插圖

（二）“友情”之偽

友情也是人們生活中頗為重要且極為普遍的情感。鮑叔牙舉薦管仲、伯牙摔琴謝知音的故事被傳為千古美談，而文人之間表達友情的酬唱應和之作也是舉不勝舉。

僅就唐詩而言，詩仙李白的《贈汪倫》《沙丘城下寄杜甫》，詩聖杜甫的《天末懷李白》《春日憶李白》，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高適的《別董大》，李叔同的《送別》等等，都是流傳千古的名篇。

其中詩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恢宏氣魄，歌頌了友情的真摯美好和崇高偉大，從而成為千古傳誦的歌頌友情的經典。

但在《金瓶梅》中，我們體味到的卻是所謂的“友情”的徹骨的悲涼。

作為《金瓶梅》的第一主人公，西門慶出於不同的目的與需要，結交了各色朋友。然而從這些他認為的朋友里，他又收穫了什麼樣的“友情”呢？

應伯爵，這是全書頭一號幫閑人物，也是西門慶最為倚賴和信任的哥兒們，曾被西門慶的小廝玳安稱為西門慶“肚裡蛔蟲”。

他曾經攛掇西門慶梳籠李桂姐以滿足其淫慾，在妓院絆住花子虛使西門慶勾引李瓶兒得手，幫助西門慶尋找西席，常在西門慶那裡逗樂為其開心，等等。

表面上看，他處處替西門慶着想。然而，他的幫閑另有圖謀。如第三十三回中，他表面上替西門慶以低價買絲線，暗地裡卻與賣主勾結，吞沒了西門慶三十兩銀子。

韓道國妻子與小叔韓二有染，被街坊車淡等送去見官。應伯爵一面找到西門慶讓他幫韓家脫罪，一面卻又得到車淡等家的好處，替他們說人情。

他打着西門慶的招牌，自己兩面落好，兩面收錢，而西門慶卻自始至終都被蒙在鼓裡。

西門慶縱慾而亡後，應伯爵想的不是如何幫遺孀料理喪事，而是先與其他幫閑兄弟們算了一筆賬，考慮的是去祭奠時奠儀能換回多少東西，將西門慶平日對他們的照顧拋到九霄雲外。

應伯爵後來還說動張二官娶盜財歸院的李嬌兒為二房，謀取西門慶的買賣，頂西門慶的官缺，圖謀潘金蓮，並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於他”，如當日奉承西門慶一樣趨奉新的主子。

通觀全書，西門慶所結交的所謂兄弟朋友都是應伯爵之類見利忘義、見風使舵的小人。

他們之間沒有彼此信賴的友情，只有相互利用，以及面對利益時的落井下石和無情背叛。

男人中沒有管鮑一般的友情，女性里也鮮少真實純潔的友誼。同為再醮的、月娘口中“漢子孝服未滿就浪着嫁人”的寡婦，孟玉樓和潘金蓮命運頗為相似。

在西門府中，與潘金蓮關係最好的女性除了春梅就說得上是孟玉樓了。可是，孟玉樓常常利用潘金蓮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她處處拿金蓮當槍使，自己反倒置身事外。是她對金蓮描述了宋蕙蓮的逞強霸道，使潘金蓮產生危機感；而當潘金蓮動怒後，她卻說：“我是小膽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

她挑撥潘金蓮，說吳月娘罵她是“九尾狐狸精出世”，又說“我聽見有個話不對你說，休要使出來”。她一面用激將法激金蓮，一面又撇清自己，坐山觀虎鬥。

儘管她很多時候也似乎為潘金蓮考慮，但那並非出於對金蓮的關愛，而是因為作為同盟，如果潘金蓮敗得很慘，對自己有害無益。

從這個角度說，她們之間看似珠聯璧合，但利害關係始終是其主宰。

戴敦邦繪 · 孟玉樓

（三）“愛情”之假

愛情、婚姻制度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文化形態之一，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愛情、婚姻形式反映着特定社會特定時代的社會性質，蘊含著不同時代的文化內質。

黑格爾說：“愛情確實有一種高尚的品質，因此它不只停留在性慾上，而是顯出一種本身豐富的高尚優美的心靈，要求以生動活潑、勇敢和犧牲的精神和另一個人達到統一。”[4]

勞倫斯在《查泰來夫人的情人·序》中說：“如果精神與肉體不能諧和，如果他們沒有自然的平衡和自然的相互尊敬，生命是難堪的。”

作為人類社會最為崇高美好情感之一的愛情，受到古往今來無數騷人墨客的熱情禮讚。就中國古代文學來說，對愛情的禮讚可以追溯到中國詩歌的源頭《詩經》。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已經成為婦孺皆知的愛情名篇。

作為中國抒情文學的濫觴，《詩經》的編撰者將《關雎》冠於三百篇之首，就可以看出人們對美好愛情的禮讚和訴求。

漢樂府《上邪》，六朝民歌《子夜歌》，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無名氏的《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歐陽修的《踏莎行·候館梅殘》，柳永的《雨霖鈴·寒蟬凄切》，蘇軾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秦觀的《鵲橋仙·纖雲弄巧》，李清照的《醉花陰·薄霧濃雲》等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佳篇。

而湯顯祖的《牡丹亭》，則以其描寫與歌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人間至情，在承繼此前文壇歌詠愛情主題的基礎上，將明代愛情文學推向了極致。

但是，同樣誕生於明代中葉的《金瓶梅》，卻反其道而行之，通過大量的故事表現了愛情之偽。在這裡，“愛情”這個神聖的詞彙，遭到的徹底的嘲弄與褻瀆。

西門慶擁有一妻五妾，作為正房的吳月娘常年守活寡，這就註定她難對西門慶有真情。因為一個女人，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了自己所愛的男人左一個右一個往家娶妾並長年累月逛窯子包妓女的。

吳月娘勸告不成，就無奈地用聽姑子宣經來麻痹自己打發時間。所以，當西門慶臨死哀告要她“姊妹們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並“耽待”潘金蓮時，她並未應允。

西門慶一斷氣，她立馬打發盜財的李嬌兒回妓院；將潘金蓮掃地出門，讓王婆變賣；拒絕領回與來旺私奔的孫雪娥；致使李嬌兒嫁給了張二官，潘金蓮被武松剖腹剜心，孫雪娥最終淪為娼妓並自盡。

西門慶屍骨未寒，月娘就將西門慶的遺言忘得一乾二淨，很難使我們相信她對西門慶有什麼深厚的感情。

至於其他妾室，和西門慶就更難說有深情了。李嬌兒本是妓女，西門慶一死立馬“盜財歸院”。

孫雪娥在西門慶活着時就與來旺私通，西門慶一死，就趁機與來旺私奔。

孟玉樓在西門慶生前本來就受到冷落，所以後來當李衙內托媒人要娶她時，她借盤問媒婆之機將自己對西門慶的不滿一古腦地倒了出來：“……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從實說來，休要搗謊。”“……奴也吃人哄怕了。”

李瓶兒對西門慶之所以死心塌地，起因無非是因為西門慶“就如醫奴的葯一般”，給了她從梁中書、花子虛、蔣竹山那裡得不到的性慾方面的滿足，至於感情上的契合與人格上的尊重，根本就沾不上邊。

潘金蓮對西門慶更難說有真情，因為當西門慶在青樓流連多日時，她暗通小廝；西門慶死後，她偷陳經濟；被王婆領回家，她私通王潮；武松假說要娶她，她還想“這段姻緣，還落在他家手裡”，最終慘死在武鬆手里。

至於和西門慶有性關係的其他女性，更談不上彼此之間有真情存在。

這些女性包括丫環春梅、迎春、綉春、蘭香，家人媳婦宋蕙蓮、惠元、王六兒、賁四嫂，奶媽如意兒，貴婦林太太，妓女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等等。

這些人，或貪求西門慶的錢財，或追求西門慶帶來的生理滿足，或兼而有之。

她們付出自己的人格和身體，換取金錢等方面的滿足。在這種交換中，西門慶得到的只是她們的身體，她們得到的是西門慶的錢財，彼此之間永遠不存在精神與肉體和諧的真情。

《金瓶梅詞話》

（四）《金瓶梅》顛覆頌情傳統的歷史文化淵源

普列漢諾夫曾說過：“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它的時代的表現，它的內容和它的形式是由這個時代的趣味、習慣、憧憬決定的。”[5]

十九世紀中期，法國著名文論家、史學家丹納說：“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

這個藝術品最後的解釋，也是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這一點已經由經驗證實；只要翻一下藝術史上各個重要的時代，就可以看到某種藝術是和某些時代精神與風俗情況同時出現，同時消滅的。”[6]

從藝術反映生活的一般原理出發，《金瓶梅》對中國文學傳統頌“情”傳統的顛覆，必然有其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淵源。

《金瓶梅》托宋喻明，儘管其成書的具體時間尚無定讞，但它產生於晚明則為學術界的共識。而中國的晚明社會，是一個天理與人慾激烈碰撞、倡情與肆欲混通交融的特殊時代。

儒家先哲們對人的道德完善的強調本身並無什麼可以指責之處，但卻不該將人的自然慾望、物質生活慾望與其對立起來，將其看做妨礙人的道德完善的大敵。

孔子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7]，“君子謀道不謀食”[8]，孟子談“養心莫善於寡慾”[9]，董仲舒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謀其功”[10]，到宋代程朱那裡則提出“存天理，滅人慾”，對人的正當慾望的扼殺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然而，物極必反的事物運動的邏輯規律，明中葉以後各種社會矛盾的尖銳激化，王陽明“心學”思潮的涌動，以李卓吾為代表的王學左派對人本位的大力倡導，李贄對人的“自然之性”的鼓吹，對“人慾”的張揚，直接啟迪了思想界、文藝界聲勢浩大的“尊情”“至情”思潮的勃興和蔓延。

在明代中葉的思想界，對“情”禮讚成為一種時尚潮流；“情”，成了那些進步思想家們投向扼殺人性的程朱理學的鋒利匕首。馮夢龍說：“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11] “萬物生於情，死於情。”“人而無情，雖曰生人，吾直謂之死矣。”[12]

萬曆時文學家袁黃說：“情深者為聖人，能用情者為賢人，有情而不及情者為庸人。”[13]

湯顯祖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14]

袁宏道云：“情至之語，自能感人。”15 “余性疏脫，不耐羈鎖。”[16] “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17]

李贄曰：“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惟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為美耳，又非於情性之外復有所謂自然而然也。”[18]

自謂“其心狂痴，其行率易。”[19] “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提出創作要“言出至情”[20]。

徐渭自稱“疏縱不為儒縛”[21]，強調文必“出於己之所自得”[22]。

焦竑主張文章應“脫棄陳骸，自標靈采”[23]。

曲論家張琦說：“情之為物也，役耳目，易神理，忘晦明，廢饑寒，窮九州，越八荒，穿金石，動天地，率百物，生可以生，死可以死，死可以生，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又可以忘生，遠遠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24]

從創作的實踐看，三袁的詩歌，李贄的雜文，張岱的小品，湯顯祖的尺牘，徐霞客的遊記等等，無不是真情的自然流露。

然而，思想家及文學家們所宣揚的“情”是一個極為寬泛的概念。情、欲、色等本來就難以從本質上嚴格加以區分，在現實生活及文學創作中自然很難將它們做出非此即彼的明確的界定。

就明代文學的整體情況來看，出現了大量反映市民階層好色好貨、縱慾享樂的作品，如《翠鄉夢》《僧尼共犯》等戲曲，“三言”“二拍”、《如意君傳》《綉榻野史》《浪史》《痴婆子傳》等情色小說。

因此，晚明為文人們大力鼓吹的“情”，既有衝破理學桎梏、解放人性的積極作用，又有引導世俗唯我是尚、滑向縱慾泥潭的負面因子。

明代中葉，城市工商業飛速發展，發達的商品經濟首先刺激了統治階級的貪慾。

張瀚在《松窗夢語》卷四《百工記》中記載了京師的侈靡風氣：“自古帝王都會易於侈靡，燕自勝國及我朝皆建都焉，沿習既深，漸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嘗數游燕中，睹百貨充溢，寶藏豐盈，服御鮮華，器用精巧，宮室壯麗，……且京師者四方之所觀赴，天子者又京師之所視效也。九重貴壯麗則下趨營建，尚方侈服御則下趨組繪，法宮珍奇異則下趨雕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25]

統治階級的好尚對下層社會產生了直接影響。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整個晚明社會瀰漫著尚奢競豪的侈靡風氣。貪圖享樂，醉生夢死，成為世人追逐的主要生活方式。

正德至嘉靖初，風俗大變，“土田不重，操資交捷，起落不常”；到了嘉靖末至隆慶間，“末富居多，本富盡少”；萬曆時，則是“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26]。《博平縣誌》載：

由嘉靖中葉以抵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顏色為盛禮。其流至於市井販鬻廝吏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褲，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汩汩浸淫，靡焉勿振。[27]

范濂云：

風俗自淳而趨於薄也，猶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吳松素稱奢淫黠傲之俗，已無還淳挽朴之機。兼以嘉、隆以來，豪門貴室，導奢導淫，博帶儒冠，長奸長傲。日有奇聞疊出，歲有新事百端。牧豎村翁，競為碩鼠；田姑野媼，悉戀妖狐，倫教蕩然，綱常已矣。[28]

在這種風氣的熏染下，整個社會瀰漫著拜金的狂潮。任何東西都可以用金錢買到，依權勢換得。

所以，《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操縱着黃金白銀，依仗自己行賄得來的權勢，得到了看似愛他的女人，享受到了兄弟朋友的趨奉，甚至買來了招宣府之子的“義子之情”。

正如他自己所說，只要有錢，就可以強姦嫦娥，和姦織女，拐許飛瓊，盜西王母女兒（第五十七回），遑論得到人間的一切？！親情愛情友情就這樣遭到了孔方兄的徹底嘲弄與褻瀆。

《金瓶梅》所描寫的，就是這種親情、愛情、友情遭到玷污與褻瀆的真實的社會現狀。

由對情的張揚而導致了人慾的泛濫，恐怕也是晚明思想家們始料未及的。因此，面對道德淪喪、縱慾成風的現實，他們明確地意識到了以理節慾的必要。

如袁黃曾說：“人生而有情，相與為盱雎也，相與為煦煦洽比也，而極其趣，調其宜，則理出焉。”[29]

袁宏道強調“理在情內”[30]，李卓吾稱：“蓋聲色之來，發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於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31]

這些論述，似乎都意識到了情與理某種程度的聯繫，以及調節二者矛盾的意圖。因為片面強調“理”或一味放縱“情”，都會給社會和人生帶來災難。

正因為如此，在創作領域，以馮夢龍、袁宏道、徐渭、湯顯祖等為代表的文人才通過自己的如椽巨筆，描寫、歌頌人間真情至情，通過生動的故事來宣揚情的合理舒展，企圖以此喚回湮沒、消弭於縱慾狂潮中的人間真情。

如果說以上作家是從正面歌頌真情來矯正世風的話，蘭陵笑笑生則是從反面來昭示人間真情的珍貴，呼喚人間的真情，通過小說中踐踏褻瀆情的故事及人物結局，勸誡現實中那些只知肆欲而不知真情為何物的西門慶、潘金蓮們，從而實現作品勸誡的主旨[32]。

對此，刊於《金瓶梅詞話》卷首的欣欣子《金瓶梅序》說得很明白：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吾友笑笑生為此，爰罄平生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認為《金瓶梅》“關係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濾洗心，無不小補”。

廿公也指出作品的勸誡用意，在《金瓶梅跋》中指出它“蓋有所刺”，“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33]。

弄珠客認為《金瓶梅》“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認為讀《金瓶梅》而“生畏懼心者，君子也”[34]。

到了清初，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時，在在申明此書“獨罪財色”[35]，小說的創作目的是“微言之，而文人知儆；顯言之，而流俗皆知”[36]，“《金瓶梅》是部懲人的書，故謂之戒律亦可”[37]。

滿文本《金瓶梅序》指出，《金瓶梅》“凡百回中以為百戒，每回無過結交朋黨、鑽營勾串、流連會飲、淫黷通姦、貪婪索取、強橫欺凌、巧計誆騙、憤怒行兇、作樂無休、訛賴誣告、挑唆離間而已，其於修身齊家、裨益於國之事者一無所有”，作者是“將陋習編為萬世之戒”，“立意為戒昭明”，使“觀是書者，將此百回以為百戒，夔然慄，慤然思，知反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謂不負是書之意也”[38]。

到了近代，人們同樣認為《金瓶梅》“寫‘財’之勢利處，足令讀者傷心；寫‘色’之利害處，足令讀者猛省；寫看破財色一段，痛極快極，真乃作者一片婆心婆口。

讀《金瓶梅》者，宜先書萬遍，讀萬遍，方足以盡懲勸，方不走入迷途”；“《金瓶梅》乃一懲勸世人、針砭惡俗之書”[39]。

總之，《金瓶梅》以細緻入微的描寫，通過對中國文學頌情傳統的顛覆，來達到呼喚人間真情的目的。

從這個方面來講，蘭陵笑笑生與湯顯祖等一樣，為中國寫情文學添上了濃重的一筆。

《張進德<金瓶梅>研究精選集》書封

注釋

1、《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見楊伯峻《孟子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25頁。

2、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3、曹雪芹《紅樓夢》，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620頁

4、黑格爾《美學》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32頁。

5、普列漢諾夫《論西歐文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1頁。

6、丹納《藝術哲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7頁，。

7、《論語·里仁》。見楊伯峻《論語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9頁。

8、《論語·衛靈公》。見楊伯峻《論語譯註》，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8頁。

9、《孟子·盡心章句下》。見楊伯峻《孟子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39頁。

10、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70頁。

11 馮夢龍《情史序·龍子猶序》，《馮夢龍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七冊第1頁。

12 馮夢龍《情史·情通類·相思石》，《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七冊第932頁。

13 袁黃《情理論》。見《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卷九十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第726頁。

14 湯顯祖《湯顯祖集·牡丹亭記題詞》，《湯顯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093頁。

15 袁宏道《錦帆集·序小修詩》，《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頁。

16 袁宏道《解脫集·游惠山記》，《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頁。

17 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頁。

18 李贄《焚書·讀律膚說》，《李贄文集》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頁。

19 李贄《焚書·自贊》，《李贄文集》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頁。

20 李贄《焚書·讀若無母寄書》，《李贄文集》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

21 徐渭《自為墓志銘》，《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徐渭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39頁。

22 徐渭《葉子肅詩序》，《徐文長三集》卷十九，《徐渭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20頁。

23 焦竑《與友人論文》，《澹園集》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93頁。

24 張琦《衡麴塵譚·情痴寤言》，《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273頁。

25 張瀚《百工記》，《松窗夢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頁。

26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二，北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

27 《博平縣誌》卷五《人道·民風解》。《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誌輯86》，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版，第503頁。

28 范濂《雲間據目抄》卷二，民國戊辰五月奉賢褚氏重刻本。

29 袁黃《情理論》。見《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卷九十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第723頁。

30 袁宏道《瀟碧堂集·德山麈譚並引》，《袁宏道集箋校》卷四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0頁。

31 李贄《焚書·自贊》，《李贄文集》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頁。

32 參見拙作《金瓶梅》創作主旨新探，《河南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

33 廿公《金瓶梅跋》，《金瓶梅詞話》卷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34 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金瓶梅詞話》卷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35 張竹坡《竹坡閑話》，《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卷首，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

36 張竹坡《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卷首，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

37 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一0五，《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49頁。

38 康熙四十七年滿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譯，黃潤華、王小虹校訂並標點，見《文獻》第十六輯，1983年。

39 夢生《小說叢話》。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36頁。

文章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本文獲授權發表，原文刊於《張進德<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