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自拍》第316個真實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請私信我
李雙/口述
啊窺/撰文
祖一飛編輯
我叫李雙(
在東京拍的照片,我今年37歲,這是我來日本的第十年。
我生在東北,定居在東京,這兩個地方只差一個字,生活環境卻是天差地別,尤其是在我小的時候。我的家鄉在吉林省永吉縣撮落村李,那裡四面環山,群山包圍間是一望無垠的田地,地裡頭有一道一道的地壟溝。八十年代農村尚未機械化,種地需要我們小孩子在壟台上走貓步,踩出一排筆直的腳印,大人跟在後面播種撒化肥。一天兩天三天,日子不斷重複着,地壟溝好像永遠也走不到盡頭。
這是2006年,我放假回老家拍的家鄉的農田。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記憶中總有一種時空交錯的感覺。我以前在老家就經常做一個夢,夢見我們全家人圍在一桌吃飯,我說的語言跟大家完全不一樣,沒人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坐在家裡的火炕上,懵懂的我忍不住幻想:假如翻過窗外那座山,能看到什麼樣的風景呢?
我媽總說我“明明是丫鬟命,卻長了個小姐身子”。我長得確實不像東北孩子,又瘦又白,不喜歡干農活,分不清尿素和尿酸的區別;去山裡面采野菜的時候,看見蛇或者蟲子會哇哇大叫,爸媽老罵我說沒被蛇嚇到,倒被我嚇了一大跳。
1989年,四歲的我穿着大人手工改小的舊衣服。
我幹活不給力,但上學的慾望非常強。那時候有位老師上下班會經過我們家院子,我逮着機會就跟她聊天。還沒到上學年齡,6歲的我就纏着我媽說要上小學。我媽跑去求校長,讓我提前一年入了學。結果剛去一星期,就因為跟不上課被退了回來。第二年再去,我還是歡天喜地的,巴不得天天待在學校。
我對知識有着強烈的好奇心,書本發下來,總想快點把它看完。每次見班主任站在講台上分享知識的樣子,我都覺得很酷,慢慢萌生了做老師的夢想。我在班裡成績很拔尖,卻並不怎麼受班主任待見。因為她一個人要教好幾門課,下課就十分鐘,我還老纏着問各種刁鑽問題,搞得人家都沒法休息。
小學四年級,我(左一)和妹妹的合影。
1998年,我小學快畢業的時候,家裡發生了兩件大事。先是在一個暴雨天,突然轟咚一聲,我們家土瓦房的一面牆給塌了。當時家裡收入全靠糧食,價錢賣得特別賤,還得交農業稅,一年到頭根本攢不下幾個錢。買材料蓋新房大概要花一萬多,我爸把周圍能借錢的親戚都借了個遍,才保住了一家人住的地方。
到了冬天,我媽的脈管炎又嚴重了。她的手變得冰冷煞白,沒有一絲血色。她躺在火炕上,本想把手指墊在背後暖和暖和,結果有一個手指頭慢慢變成了紫色,像是被橡皮筋綁了很久造成淤血的感覺。那天晚上我媽疼得睡不着覺,我和妹妹只能輪流給她按摩。
後來實在撐不住了,我們才去的縣醫院,當時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沒出台,農民看病需要全額自費,為此我們家又欠了一筆債。母親治療一段時間後沒有好轉,醫生說可能要截肢,她得知後特別絕望,一聽到窗外有烏鴉叫就開始念叨:“肯定是來接我了,我要到壽命了。”
母親的手,因為脈管炎有一個手指頭已經逐漸壞死。
那時候我正要升初中,爸媽很希望我繼續學業,但家裡已經到了砸鍋賣鐵也湊不出100塊書本費的地步。我媽見家裡這步田地,強行要求出院,說死也要死在家裡。她把我叫到跟前,說如果自己真死了,這輩子最後悔的就是沒讓我上完學。
聽我媽這麼說,我反倒釋懷了,我也知道家人都已經儘力,沒錢不能怪他們。我只是對命運產生了深深的無力感,覺得這輩子都無法實現當老師的夢想了,這世上哪有小學學歷的老師呢?找不到出路,人生灰暗,路過村頭水庫的時候我甚至想要不跳進去算了。可我家當時那個處境,自殺這個念頭都顯得太過奢侈。
我媽喪失勞動力,妹妹年紀尚小,輟學的我自然要幫我爸分擔更多家務。上山刨地,一鍬一鍬挖到天黑。換作以前我肯定怕得要死,山上除了蟲蛇,還有一堆一堆的土墳。那陣子我整個人好像麻木了,沒有痛感,沒有恐懼,大腦一片空白,只有四肢在機械地運動。村裡人見了我都很震驚,覺得我跟換了個人似的。
輟學之後,我在家裡渾渾噩噩地過了兩年,期間我們村去韓國打工的一個朝鮮族哥哥來串門,順道給我媽介紹了一位老中醫,醫生開了幾包葯,外敷內服一段時間,竟然真的有效果。眼看病情好轉了,我媽和我爸也不願我再留在家裡幫忙。干農活只有春夏兩季,其餘時間我都無所事事。於是在2000年,15歲的我踏上了出門打工的路。
小學畢業照,後排右數第三個是我。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鎮上的火鍋店做服務員,洗碗、洗菜、上菜,每個月工資180塊錢,但我只幹了不到三個月,老闆就把我辭了,理由是“沒眼力見兒”。沒多久我又去了縣城的一家自助火鍋燒烤店,那裡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晚上等客人離開收拾完衛生,我們就把幾張椅子拼起來,鋪上褥子和被子睡,早上天亮了,鞋往腳上一蹬又開始工作。
東北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海鮮還得用冷水洗,我的手背都腫成了饅頭,手指頭也開始潰爛。我打電話跟家裡說凍傷了想回家,我媽讓我再等兩個月,到過年再走。後來她上縣城置辦年貨順道看我,等我兩隻手從橡皮手套里露出來之後,她眼淚瞬間就涌了出來,讓我立馬辭職回家。
出去打工第一年,回家過春節的合影,最右邊的是我。
我在家待了兩個月,每天按照偏方用櫻桃泡的白酒抹手,傷好之後又出來打工。那是一家 24 小時營業的粥鋪,我一個人連上過72 小時的班,沒客人的時候趴在桌子上眯一會,客人一來馬上起來忙活,頭昏腦漲地支撐着。有一天我幹活的時候突然開始流鼻血,趕緊拿紙巾去堵。平時我們給客人用的紙巾都疊好放在像一箱方便麵箱那麼大的紙殼子里,我把裡面的紙巾都用完了,血還沒止住,只能仰着頭讓血倒流進嘴裡再吐出來。
老闆看到之後嚇壞了,說要帶我去看醫生。我堅決不去,心裡想的是:你出錢我就去,你不出錢搞不好我一個月的工資都得搭上!最後到底還是沒去。我辭職離開這家店的時候,老闆還拖欠了我兩個月工資沒給。因為沒有勞動合同,想討薪也討不回來,只能自認倒霉。
接着我去了一家稍微有點檔次的大店,底薪500加提成。還沒做滿試用期,一個遠房親戚來找我,說他和別人合夥開了個歌舞廳,讓我去吧台記賬,做些庫房管理的工作。我想一直做服務員也不長久,就辭職去了。雖然毫無經驗,可我上手很快,點貨對賬幾乎從未出錯,感覺比做服務員有意思多了。
在歌舞廳上班時的我,頭髮留了八年沒剪過,走在路上非常扎眼。
店裡的音響師對我很照顧,誰敢欺負我,他就跟人家沒完。 在歌舞廳那幫男生裡頭,他是最有魅力的,人家在卡拉OK點歌,只要輸一個號碼,他連目錄都不需要翻,就知道是第幾張碟子第幾首歌。17歲的我懵懵懂懂地開始了初戀,然而,和他在一起沒多長時間,他就以我太不懂事為由提出分手,說等兩年再處。沒想到兩年後,他把我騙到了廣州的傳銷窩點。
那時候我本來在長春做酒水推銷,每天騎個自行車穿梭於大街小巷。因為年齡小,無知者無畏,不管小公司大公司,進去我都直接說找老闆,接待人員一臉懵,問我有預約嗎?我說沒有,老闆不在我就坐那等,等到他回來為止。憑着這份厚臉皮,推銷工作我幹得還算不錯。
有天我突然接到初戀的電話,他說自己在廣州打工出了車禍,身邊沒個人照顧,天天吃方便麵瘦成了皮包骨頭。我聽着於心不忍,辭掉工作坐了36 個小時的火車到了廣州。見面一看,他根本沒出車禍,不過的確是瘦到快脫相了,跟記憶中的樣子截然不同。
初戀把我帶去了一個地方,那裡的人都睡大通鋪,喝白菜湯,天天有老師講課洗腦,每個人鬥志昂揚。不過,他們講得再好聽,我也知道沒用,連產品都沒有,怎麼可能賺錢呢?他們叫我介紹朋友過來,我拒絕了,沒幾天就提出要走。幸虧這裡不是那種扣身份證、限制人身自由的北派傳銷,我很慶幸自己沒被人綁起來。
從傳銷窩點出來以後,我聯繫了之前在火車上認識的一個哥哥,他說自己是來廣州做廚師的,我想着說不定能介紹我去他們店做個服務員,這樣起碼有個落腳的地方。過去之後我才發現,人家壓根不是廚師,而是帶着小姑娘去酒店做違法勾當的皮條客,本來沒打算拐我,想不到我自投羅網。
年輕時的我,因為性格外向愛說話,很容易相信別人。
他們一伙人不斷給我洗腦,說這行賺錢很輕鬆,很快就能買車買房。我不同意,他們就讓我在這住一段時間慢慢了解。知道我月經不調,還給我買了一些中藥調理身體。有天晚上,領班突然要把我和一幫穿着暴露的女孩帶到酒店,挨個房間供客人挑選,這場面把我嚇壞了,幸虧我打扮得比較土,整晚沒有一個客人看中。
第二天他們再叫我去,我堅決不去。領班說你在這吃住,還給你喝中藥,怎麼著也得賺個兩千塊再走。好在他們沒有罵我打我,也沒有給我磕白粉,或是強行對我怎麼樣。我說自己實在沒辦法賺這個錢,他們就威脅說要把我賣給別的皮條客。
這時候,我只好發揮小時候“哭吧精”的本領,每天都哭得昏天黑地,想着要是實在出不去,乾脆自殺算了,反正早晚也是要死的。沒想到有一天,他們出去吃飯的時候居然沒反鎖大門,不知道是忘記了,還是火車上認識的那個哥哥一時心軟給我留了門。總之,我有驚無險地逃出來了。
那時候我妹也輟學出來打工,在深圳一家韓國料理店做服務員,我決定去投靠她。2002年的深圳,普通話尚未普及,本地人都說廣東話,我一句聽不懂,像到了異國他鄉,找不到一絲歸屬感。好不容易應聘上一家酒樓的前台,幹了三四天就因為跟客人難以溝通被辭退。
我坐在馬路邊上哭了很久,走投無路的時候發現有家快開業的日本餐廳急着招人。我進去也沒抱啥希望,垂頭喪氣地告訴老闆我不會廣東話。老闆說不需要啊,只要你會日語就行了。我問日語是什麼東西?老闆大手一揮,“沒事,我們教你,還包吃包住,快來吧。”
就這樣,我開始了和日語的緣分。每天開門營業前,所有人都要聚在一起,聽老闆教我們說歡迎光臨、您幾位這種常用日語,記不住要罰款。前三個月我抵觸心理很強,為了不罰款,只能強行拿漢字的讀音來記。三個月後,我注意到日語里的漢字上面有標註假名,相當於中文裡的拼音一樣,會讀假名,就可以發出所有日語的音。悟到這點之後,我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脈,對日語學習越來越有信心。
18歲左右在深圳拍的照片,到南方之後,我這個東北人終於第一次在春節穿上了裙子。
我知道學好日語可能會有更好的發展,又去報了專門的日語課,一個星期兩次課,每次上兩小時,學的是標準日本語初級。這時候我才發現,日語里的名詞、動詞、形容詞都有時態變化,這些變化有規律可循,只要記住規律,給我一個新詞或者句子,我都能給它活用。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有趣。
課上學的內容,我會努力在工作中使用。很多來店裡吃飯的日本客人都是獨自在中國工作,比較空虛,很樂意跟我這種性格大大咧咧的人聊天。儘管我說的還不流利,但我想表達的東西都會大膽說出來,說錯了別人笑話我也沒關係,笑完他會糾正,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收穫。
這是我最近講網課的截圖,當時我很喜歡學語法,現在也很喜歡講語法。
在日料店待到一年多的時候,我終於把家裡的債還清了。父母一直為我沒有讀過大學而遺憾,剛好那時有個遠房親戚在北京一所民辦大學做招生工作,他聽說我在學日語就慫恿我媽讓我去讀他們學校。我很納悶怎麼初中高中都沒上,就能念大學?他說可以的,交錢誰都能上。聽他這麼一說,我交完學費就充滿期待地去了。
臨行前,那些認識的日本客人還給我開了送行會。他們買了一個蛋糕,讓我好好學習,說回來之後可以進他們的工廠做翻譯。之前在餐廳認識的一位日本叔叔,後來還給過我很多資助,幫我充話費、買機票、往我學校寄洗髮水、奶粉、漫畫書,還給我買了很多適合學生穿的衣服,就是單純地想幫我。
這位就是幫我的日本叔叔,我們相差33歲,這是我們認識十年之後再相聚的照片。
結果讓人很失望。在這個所謂的大學裡,老師教的日語特別簡單,他們的口語甚至還沒我好。在這裡上完三年要花很多錢,最後拿到的還不是國家承認的學歷。我覺得浪費時間,待了四個月就退學回深圳了。兩個月後,我經人介紹又去了黑龍江的一所日語學校。那裡是全天制教學,學費便宜,教得還挺好。
第一學期結束後的暑假,我坐火車去了嚮往已久的上海,先是在上海一家日料店打暑期工,期間還投了一些簡歷應聘翻譯。沒想到投完沒幾天,我就接到某家台企通知面試的電話。我毫不猶豫地辭掉餐廳工作跑去面試,當時我的日語並沒有特別好,但面試官說從我的眼睛裡看到了堅韌,破例把我錄取了。
這家公司經常進口日本的精密機器,我的工作就是在無塵室里給日本來的調試人員做翻譯。每次進去要套上無塵服,要消毒,出來要脫掉,而且各種機器零件的專業術語也實在不在我的興趣範圍之內。上了一個多月的班,眼看快開學了,我如實跟老闆說自己還想繼續學習,想努力把日語二級考試考下來。
那一年我二級考了375分(滿分400分),同時還報考了實用日本語鑒定考試,比起書面日語,我更擅長實用日語,所以考得更好,滿分1000分,我考了805分。我們學校是雞西市唯一的考點,校長可以看到所有考生的成績,事後據校長說,我的分數在雞西全市排第一。
畢業之後我本來急着找工作,因為妹妹也想學日語,我得給她交學費,所以又回到深圳,去了之前認識的日本老闆那裡做餐廳店長。
2008年,我在上海通過緊缺人才培訓工程考下了“日語中級口譯”證書。
工作第二個月,一位日本朋友約我吃飯,飯桌上他大聲吼我,“你去學日語,學得這麼好,目的就是繼續在餐廳工作嗎?你沒有人生規劃嗎?”我把我的苦衷告訴了他,他直接借給我2000 塊,幫我解決妹妹的學費問題。很快,我離開餐廳,應聘去了一家服裝廠做翻譯,沒想到這份工作卻讓我備受打擊。
工廠里的流水線工人加班很辛苦,工資待遇也不好,從日本新來的一個領導說要改善大家的工作環境。我天天陪着他巡視工廠,詢問每個工人的想法意見,領導慷慨激昂地做出各種承諾,給了大家無限希望。結果一個月後啪啪打臉,他說他對這個工廠束手無策,打算回日本了。領導是拍拍屁股走人了,但所有承諾沒了下文,畢竟那些話是經過我翻譯出來的,我覺得特別沒臉面對工人。
剛到上海時,穿着從七浦路花30塊錢買的衣服。
離開工廠,我又一個人單槍匹馬地跑到上海。這時候,我簡歷上學歷已經從小學變成了日語專門學校,但那畢竟不是什麼正規大學,想進日企很難。大多數情況下,我連面試機會都沒有,只好又找了份餐廳的工作先糊口。
餐廳里有位日本客人驚訝於我的日語怎麼這麼好,他聽說我考過了二級,便推薦我去他們公司。之後我開始了白天公司上班,晚上餐廳打工的生活。可能是性格原因,坐辦公室對我來說很枯燥,加上睡眠不足,我白天經常打瞌睡,上司發現了會凶我,讓我滾回家去睡。
那段時間,有個餐廳認識的日本爺爺請我教他中文,我一開始是拒絕的。畢竟我沒讀過多少書,拼音都快忘了,怎麼教別人呢?他非常誠懇地一直邀請我,說給我一個半小時100塊錢,還請我吃晚飯。每周六教一次,問我這不虧吧?話說到這份上,我也不好再拒絕。
剛開始與其說是我教他,倒不如說是他教我如何教他。他把小孩認字的那種拼音卡貼在牆上,讓我對着卡片教,還建議我可以多接一點這樣的活,比打工划算多了。我覺得有道理,就去日本人看的報紙上登了小廣告。漸漸的,兼職佔用的時間越來越多,後來我索性辭掉公司的工作,全職教日本人中文。
在上海做老師,這是在一場聚會上日本學生給我送了花。
那幾年我真的很拼,最多的時候一天能上10個小時的課,早上六點半教公司白領,他們去上班了,再教那些日本太太,下午教全天制學習的人,晚上又教下班的日本職員......忙到連坐下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只能邊趕路邊啃漢堡。 有一回我直接在電梯上暈倒,旁邊的日企職員把我送到醫院,過沒多久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嗓子發炎,耳朵裡面一陣陣刺痛,打吊瓶吃藥大概花了 1500 塊才治好。
辛苦歸辛苦,回報也是可喜的。2008年,23歲的我每個月收入已經有七八千,還在上海和蘇州交界的花橋貸款買了房。當時因為沒開通地鐵所以價格不貴,98平的房總價51萬。當然,比物質回報更重要的是,我小時候做老師的夢想以另一種形式實現了。
可是在感情這件事上,我後來卻受了很大的挫敗。2009年,我和剛到上海時在日料店認識的一個日本留學生在一起了。他經常深夜給我打電話,去杭州玩還約我去西湖邊散心。他外形條件很好,一米八的大高個,很符合我的審美。也會照顧人,會給我做飯、按摩腳底,漂泊在外多年的我很想成個家,戀愛半年後我們便結婚了。
這個男人的家庭條件在日本很一般,我沒要一分錢彩禮。2010年年初,因為他在中國讀書還沒畢業,懷着孕的我一個人飛到日本去做孕檢。由於子宮頸比較短,隨時有流產的可能性,只得留在他家養胎。
2010年,我在日本丈夫家養胎。
整整兩個月時間,我沒有電腦和智能手機,看電視不能調台,否則他家80多歲的老奶奶會生氣。吃得也特別不習慣,除了辣白菜幾乎找不到一個下飯的。等到丈夫畢業回來,我好像終於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大老遠望見他的身影,我忍不住朝他狂奔過去,一抱住他眼淚就流了出來。
不到一個月,我的子宮頸縮短變得更嚴重了,去孕檢的時候直接被醫生扣下來,用輪椅推進了住院病房。接下來那整個月,我每天都在扎針,針頭要在皮膚里埋48小時以上,針口紅腫了再換個地方重新埋。丈夫偶爾來看我,不但體會不到我的痛苦,還總說想跟我換,因為我一天到晚躺着,他卻要打起精神工作。
好不容易生完寶寶,我逛母嬰論壇看到很多人對日本產品感興趣,剛好那時候醫院有人推銷奶粉,價格還挺優惠,我就動了代購的心思,讓丈夫出錢買奶粉。他說等你出院工作了,記得把奶粉錢還我。當時我正抱着孩子餵奶,聽到這話眼淚噼里啪啦地掉到孩子臉上。一想到他平時也經常嘲笑我是“吃錢的蟲子”,我就覺得這日子過得太憋屈了,下決心要帶孩子回國。
那陣子天天扎針把我折磨得疲憊不堪。
出院後的一個晚上,丈夫喝醉了,當著客人的面對我大吼大叫,他爸還拍拍他的肩膀說幹得好。第二天我抱着孩子去了市政府,向他們諮詢國際婚姻的離婚事宜。工作人員看到孩子這麼小,問我是不是遭遇家庭暴力,我說沒有,工作人員又問有沒有遭遇語言暴力,我一聽眼淚就不由自主地掉下來了,這麼久以來,還是第一次有人關心我的真實感受。
2011年3月7號,離完婚的我坐飛機回國,走之前本來想再看女兒一眼,但他們騙我說寶寶在福島姥姥家。四天後,福島大地震,我看到新聞直接癱軟在地,狂打電話聯繫不上他們家,我幾乎要崩潰了,整個人進入一種靈魂出竅的狀態。即便後來發現是虛驚一場,也仍舊抹不掉這件事對我的傷害。
大女兒的撫養權歸前夫,我如今每個月可以探視一次。
回國後有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我在老家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渾渾噩噩,對生活喪失熱情。後來爸媽說這樣下去不行,你必須出去工作。2011年9月,媽媽陪我回到上海,我重新做起了日本人的中文老師。一年後,帶着對女兒的牽掛,我決心重返日本。
然而等了八個月後,我的長期簽證沒有批下來,我又不想假結婚,只好辭職出來創業,湊500萬日元辦了經營管理簽證。有了法人身份,就得有業務有流水,我白天參加各種聚會,發名片推銷自己,晚上在網絡上發表日語文章,看到我日語表達很出色,陸續開始有人介紹一些翻譯的活給我。
不久後,我通過好友介紹得到了一次跟客戶去馬來西亞出差的機會。他們找我的時候,沒有確定翻譯的範圍和屬性,我去了之後做了很多線上聊天群即時翻譯、合同文件翻譯、會議商談口譯等等工作。完全不知道還要做同聲傳譯,就是台上的人不停地說,我緊追着不停地翻譯,一點盹兒都不能打的那種。
等我到了現場,他們交給我一個麥克風,上面的人說什麼,就讓我在下面同時說,現場極其嘈雜,音箱震耳欲聾,我只能捂着麥克大聲吼,一個人翻譯了八個小時。結束的時候我腦子都宕機了,走路也沒有力氣,恨不得拎着鞋立馬爬回酒店,客戶說要帶我一起去吃龍蝦大餐,我說請饒了我,讓我休息吧。
那一場翻譯其實我很不滿意,第一次做同傳有很多地方沒跟上,沒想到客戶反饋特別好,他說之前那些日本員工從來沒有聽懂過老闆的演講,馬來西亞老闆的口音很重,以前請的翻譯都不能同時進行,人家在上面講八個小時,翻譯只能濃縮一下中心思想。所以這是他們第一次因為我了解到老闆的生平經歷和為人處世,從而加深了對公司的信任,這讓我很有成就感。
從2014年起,我的翻譯工作逐漸多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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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開頭難,只有開始了才有修正進步的機會。之後我在這個客戶手裡接過很多場同聲傳譯,為了提高速度,我平時會挑一些語速特別快的日語視頻做練習。速度和反應上來以後,詞彙量就是決定翻譯準確度的關鍵所在,所以我平時會堅持大量閱讀,不斷積累。
後來的幾年,我又通過客戶介紹、網上接單等方法接到了一些現場口譯的工作。在給加多寶入駐日本的新聞發布會做翻譯的時候,我有幸和日本藝人小松拓也搭檔,後來又在他的引薦下,得到了為東京電影節做雙語主持的機會。這場電影節有很多中國影片來參展,也有很多中國明星和電影人來參加,相比會說中文的日本翻譯,主辦方更願意找我這種會日語的中國翻譯。
這是我做了最多準備工作的現場,因為日語中的很多敬語直接翻譯成中文會有點奇怪,我花了挺多心思尋找恰當又不失禮的說法。比如“讓我們掌聲有請某某”,就比直譯成“請鼓掌”要自然得多。正式主持的時候我也不緊張,臨場發揮的部分還會抖幾個小機靈,在場的很多明星都被我逗笑了。
東京電影節副會場,我(右二)和日本演員小松拓也(中間)搭檔主持。
想想也真的很夢幻,幾年前我還是觀看東京電影節的普通觀眾,現在竟然有機會站上這樣的舞台。電影節結束不久,隨着我在業界的名氣擴大,收入節節攀升。翻譯一小時能掙一萬日元左右,相當於人民幣600左右,一個月下來平均收入50萬日元,換算成人民幣約等於三萬。2018 年,我還在東京貸款買了一套3000萬日元(約合180萬人民幣)的房子。
來日本定居以後,我注意到很多在日華人的子女,因為缺少中文語言環境,長大後一句中文都不會說。為了讓他們有一個學習中文的好環境,我雄心勃勃地開辦了集讀書閱讀、語言教學、文化活動為一體的華人書苑,還時不時地組織一些促進中日友好的活動。
當時新交往的男友很反對我做這個,他說想法很好,但完全沒有盈利點。事實果然如他所料,當初給我投資的股東們發現書苑很難快速盈利之後,紛紛給我施壓,提議我轉型賣珍珠奶茶。我不想妥協,股東們的不滿也越攢越多。
書苑的開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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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陣子我每天焦慮到只睡兩三個小時,額頭上爆出大顆大顆的水痘,精神逐漸崩潰,去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後,股東要求解約撤資。其實按照合約我是不需要退給他們的,因為投資自然有風險嘛,但我還是選擇賣掉國內的房子,原封不動地退還了所有股東的出資部分,一個人承擔損失。
2019年是我狀態最差的一年,聽客戶反饋說我狀態不如從前,我心裡也很愧疚,10月份我回國休養,爸媽跟我說你什麼都不要做,就好好睡覺。那時候我也確實提不起勁來做任何事情,整天趴在沙發上。因為執意創業,男朋友跟我分手,來幫我打理店鋪的閨蜜也跟我鬧翻過一次。
到了年末,疫情開始了。我每天在新聞里看到有人去世,有人找不到工作、艱難求生,我逐漸體會到,能夠好好活着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事。
2020年6月在上海,我和閨蜜帶娃出來玩。
之前我在日本聽說過一個叫“天赦日”的節日——老天原諒所有人的日子,後來我發現中國民間也有類似說法,剛好那年6月20日是天赦日,天氣特別好,我和閨蜜就帶着孩子去逛了公園。森林綠油油的,天空澄澈,陽光從樹葉的縫隙間灑落下來,一切都是那麼美好。我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的感覺,彷彿什麼都不用做,活着就是意義本身。
從創業失敗的狀態中恢復以後,我開始在家裡做線上課程,因為對節目錄製感興趣,我還去了綜藝節目《創造營》應聘,擔任他們的駐組日語口譯和字幕翻譯,那段時間經常熬夜,但是在和那些少年偶像近距離接觸的過程中,我也被他們的活力感染,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未來的無限可能。
2021年除夕夜,創造營的翻譯團隊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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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是一門很能體現自身專業價值的工作。不過,如果不考慮收入的話,我其實更享受做老師,享受那種能和學生互動,被他們需要的感覺。現在想跟我學日語的同學越來越多,加上筆譯、口譯的工作,我又回歸了一種充實的生活節奏。去年CATTI(國際中文通用翻譯能力測試)開始在日本被認知,也能在日本直接考試了,我就去參加了,口譯部分拿到了A的成績,分數比去年日本最高分還要高一點點。
現在,我每小時的翻譯收費已經漲到三萬日元,大概一小時1500元人民幣的樣子。跟我學習日語的學生線上線上有10幾個班,每天光是課程已經排得很滿了,還有許多筆譯、口譯接單,算在一起我的收入已經超過大部分同齡的上班族了,它是一份足夠高薪的工作。
我是因為沒錢輟學的,所以平時遇到各種線上捐款活動,也忍不住想拿點工資幫幫忙。過去幾年捐了有幾萬人民幣。當我自己屬於弱勢群體時,接受了幫助和給予,到自己有點能力時也去幫助去給予,我覺得這樣的正向循環很重要。
這是我的兩個女兒,未來一年內,我打算和新的伴侶重組家庭。
儘管我不年輕了,離異帶娃,但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始終相信愛的力量,也相信自己會變得越來越強大。這很像我在種花種草中的一個發現——花花草草在很幼小的時候,蟲子幾分鐘就能把它們消滅乾淨。當它們長得茁壯了,蟲子隨便啃也沒什麼所謂。
曾經的我也很幼小,從東北農村一步步走到日本東京,我在這個過程中吃過很多苦。因為有這些寶貴的經歷,我才更從容、更知足地活成了現在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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