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風破浪的姐姐》：我們能擺脫爽感敘事的套路嗎？

撰文 | 李靜

“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

海子《日記》中的金句，竟十分恰切地形容出《乘風破浪的姐姐》（下文簡稱《姐姐》）的吸睛程度。這檔由芒果TV推出的真人秀節目不僅將各大社交平台攪動得浪花翻湧，播放量更是一騎絕塵。更準確地說，它在尚未播出時，就已然是爆款預定了。

《乘風破浪的姐姐》節目劇照。

未播先火，說明“乘風破浪的姐姐”首先是一項成功的產品創意——它新穎、有趣、勵志，而且擅於撩撥與迎合觀眾的需求。以30歲為界標，30位年齡跨越30-52歲的女明星統統變身為“姐姐”，集結於熱火朝天的女團秀場，這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話題“富礦”。觀眾既可以“考古”姐姐們的人生故事，又可以逐幀解讀她們之間的化學反應，更能夠毫不違和地延展出年齡焦慮、性別秩序、權力與資本、自由與潛能等嚴肅話題。輿論場上、彈幕軍中、評論區里，一時間“群賢畢至，少長咸集”。

觀眾的創造力是無限的——《青春由您》《興風作浪的姑奶奶們》《小明歷險記》《杜華翻車實況》——猶如美猴王拔根毫毛，吹口仙氣，故事就有了七十二變。這場故事的大聯歡，帶來了姐姐們暴漲的人氣、雙線飄紅的收視率與好評度、攀升的芒果超媒股價以及屏幕前停不下來的“哈哈哈哈”。

可以說，故事性與快樂感，讓《姐姐》和這個仍需宅居的夏天更般配。在此，我們不妨停下來想一想，到底是什麼令我們如此快樂？在我們正當行使“娛樂權”的過程中，是否可以打破“方程式”的束縛，擺脫“被套路”的命運？“快樂源泉”難道只能是流量與資本的燃料，卻不能夠匯入我們自己的生命航程嗎？

大型“爽劇”的精巧敘事：

反叛感與差異性

“三十而立，三十而勵，三十而驪”。三十歲女性，是整個節目的筋骨與靈魂。“驪”，本意“馬深黑色”，在開場白中披上了滿分作文的范兒——“驪色駿馬，飛雲踏海”——升華出充滿無限可能性、隨時可以反轉命運的“黑馬”意象。立、勵、驪，這些字眼猶如層疊而來的浪花，讓人再次確信，“永恆的女性指引我們向上”。

如觀眾所說，我們期待成熟女性“侵略性地綻放”，粉碎無所不在、根深蒂固的偏見與束縛。反叛性，構成了節目的敘事基調：穿針引線的畫外獨白，採用華麗而細膩的修辭講出“直掛雲帆，乘風破浪”的中心思想；與節目同步播放的、對30位姐姐的“深度訪談”《定義》，則以思想碰撞的對談方式撕掉“定義”；6月18日發布的主題曲《無價之姐》，披着迪斯科的復古外衣，卻擁有戲謔反諷的先鋒態度，推崇真實自在的無價之“我”。詩意的、交談的、先鋒的，不管採取何種表達風格，矛頭均指向當代女性的現實處境。

《乘風破浪的姐姐》發布主題曲《無價之姐》。

首先要反叛的，便是年齡焦慮。正如《我們為何膜拜青春》一書所說，我們每個人都擁有“複合年齡”，除了生理年齡，“一個人對年紀的體驗當然是相對於他的種族、階級、性別、文化、國家和教育而定。”“三十歲”是橫跨古今中西的文化現象：巴爾扎克著有長篇經典《三十歲的女人》，林真理子寫過暢銷小說《三十歲的女人》，趙雷亦演繹過頗有爭議的民謠《三十歲的女人》。即便在閑適散淡的豐子愷筆下，也有《三十老人》的漫畫像，連世家子弟俞平伯也難逃他在《中年》一文里所寫的衰老感……每個世代，都在接力譜寫對這一話題的理解。

回到當代大眾文化，“幼齡感”、“少女感”一直都備受推崇，近年大量的偶像養成、女團選秀類節目，甚至連虛擬偶像，都大多以“青春”作為核心“賣點”。青春固然值得歌頌，但卻經常被描畫為懸浮的、不接地氣的雞湯烏托邦。與此同時，伴隨着女性性別意識的日益自覺、表達需求的大幅增加，擁有最多現實問題的“中年女性”，悄然躍升為極具生產力的話題領域。《姐姐》橫空出世，可謂正當其時。它為抽象的情緒、難以言明的境遇、過於龐雜的話題點，賦予了人人都能get到的具象，將之對接於“熒屏熟人”的中年百態。與極易流於空洞與濫情的青春敘事相比，姐姐們的故事以人生履歷為依託，天然地具備“現實主義”的具象質感。

《我們為何膜拜青春》 羅伯特·波格·哈里森著，梁永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年1月

在“熒屏熟人”的帶領下，反叛之戰正式打響。原本在社會文化秩序中處於弱勢的“30+女性”，在節目中掌握了主動權。黃曉明所代表的男性群體、節目組所代表的“社會秩序”、評委們所代表的“評價標準”，似乎都被她們壓制住了。觀眾終於不再需要跟小妹妹們一起受虐哭唧唧，轉而把腰桿挺挺直，跟着姐姐們四處搞爆破。秩序被顛覆，狂歡的哨聲吹響，觀眾的想象力開始賽跑——

觀眾喜歡看到曉明被壓制。明學一代宗師淪落為街頭端水藝術家，“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轉而築成刻意維護姐姐們的“心態防波堤”，第二期里這條秘籍又被轉贈給控場失敗的leader丁當。復讀機般的“這是加分項”與頻頻拋向評委的眼色，毫不掩飾滿格的求勝欲。有人質疑這是霸總的沒落，有人忙不迭修正說，此乃明學相對論。

觀眾喜歡看到節目組被懟。從來都是“安排”人的節目組，終於走到了弱小無助可憐的一天。第二期一開場，便是姐姐跟節目組的談判現場，而“卑微”節目組“0.5倍速小心翼翼”叫姐姐起床，更是登上熱搜。在社會叢林里千道輪迴的社畜們，目睹此情此景，怎能不拍手稱快。

黃曉明在《乘風破浪的姐姐》中。

觀眾喜歡看到姐姐們“頂撞”評委，理直氣壯地質疑比賽規則與成團理念，流水線理論固然有理，但“從來如此便對嗎”？評委需要被淘汰、需要接受學員在線授課、需要節目組小心翼翼地與之切割，這真的也是內娛界頭一回了。

這些無不釋放出強烈的快樂因子。與《東京/北京/上海女子圖鑑》這類女性成長故事相比，《姐姐》哪裡還用卑躬屈膝地迎合男權社會，遵循遊戲規則向上攀爬，而是早已賺取了放飛自我的資本。一旦可以放飛自我，“女性群像”便真的不再是千人一面、千言一腔。編劇大人不必爆肝凹“人設”（本雅明所說的“人格的外殼”），姐姐們自帶“人設”入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最終解釋權歸自己所有。姐姐們迥異的人生故事、多元人設之間的交匯激蕩、觀眾們的自我代入與腦洞演繹，都幫助節目組輕鬆建成聯歡的舞台，一處由笑聲開啟的流量與資本勝地。

快樂的三種“套路”

與面目不清的“X”

史上最“弱勢”的節目組其實非常機智，在挖到這座天然的故事富礦後，故事製作也十分精細，形成了多聲部敘事，包括黃曉明的旁白、畫面剪輯與後期花字，三者各有側重。尤其是後期花字一石三鳥，既增強了內容的互動性，又製造了“為觀眾代言”的親切感，恰到好處地點出大家的心聲，同時也就免除了被指責為“惡意剪輯”的風險。就這樣，節目組四兩撥千斤，撩撥着觀眾的神經與慾望。

當然，觀眾從故事中獲取快樂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不得不說，女團真人秀實在是絕佳的故事“模具”。以《姐姐》為例，3人、5人、7人團各有特性，姐妹情深、團魂炸裂、誇張搞笑、針鋒相對……各種故事類型應有盡有；佛系與狼性、社畜與學霸、戲精與自戀狂……各種人格類型活靈活現。總體看來，觀眾從中獲取快樂的方式，可以分為以下三種：

其一，尋求真實，代入自我。在真人秀中，明星與觀眾的距離被無限拉近，台前和幕後的分隔也被取消。也就是說，觀眾除了可以看到在舞台表演的明星，也可以看到在台下跟我們普通人很接近的狀態。比如姐姐們上場前交流準備情況，像極了考試前的我們。而社交場與分組中的尷尬處境，又讓社交小白們彷彿照見了自己。姐姐們對舞台的reaction也與觀眾高度同步，吐槽着我們的吐槽，歡樂着我們的歡樂。再比如有評論說，張雨綺的初舞台《粉紅色的回憶》，有種黑幫大佬跳廣場舞的反差感。加之其直率的性情，形象就變得尤為抓人。總之，這些都帶來了基於“真實感”的共情式快樂。

張雨綺表演《粉紅色的回憶》。

悖論的是，我們一方面早已習慣了故事反轉、flag坍塌與人設崩毀，宣稱“後真相時代”已經到來，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極度渴求真實，甚至熱衷在綜藝中尋找真實的蛛絲馬跡。後現代理論家讓·鮑德里亞曾經用“超級真實”來描述這種現象，在真實缺席的情況下，對真實的模擬可能比真實本身，更加令人產生真實感。在其重要著作《象徵交換與死亡》中，他準確預測，“物體和信息，兩者都已經是一種選擇、一種剪輯、一種取景的結果了”，先把現實分解為若干元素，然後在“如同攝影師把反差、光線、角度強加給自己的主題”。剪輯師與觀眾一起，彼此適應，共同生成了解讀現實的“套路”。越是具備“原生態”的風格，便越有吸引力。真實感而非真實，才是當下更加重要的心理剛需。

《象徵交換與死亡》，作者: [法] 讓·鮑德里亞，譯者: 車槿山，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12年6月

第二種獲取快樂的方式，可以統稱為“顯微鏡下歡樂多”，或以嗑CP的方式“發明”親密關係，或以《甄嬛傳》的思維模式解讀人性玄機。看得出來，節目組想要擺脫互撕的單一模式，努力呈現同性之間的守望相助、團結友愛。比如，在《推開世界的門》表演過程中，鏡頭不厭其煩地展現了不少姐姐感動落淚的場景，試圖傳達出同性之間的默契與理解。而展現伊能靜的個別鏡頭，則採取了輕微的仰視視角，自然也就給她的形象鑲上了一絲金邊。而且當她們擁有共同的“對手”（評審老師）時，確實可以瞬間“成團”。隨着節目的展開，基於不斷出現的細節“物料”，也會不斷有新的CP被發明出來。

不過，在觀看這檔標榜現代女性獨立自由的節目時，許多人依舊以極其傳統的方式審視女性，這當然毫不令人意外。彈幕里隱藏着無數位精神分析大師、微表情解讀專家與人品鑒別達人。吃瓜群眾不允許自己錯過寧靜秒變孝庄皇太后的瞬間，也不能錯過肢體動作里的下意識，更不能忽略話語交鋒中的玄機。練習室內、集體宿舍里的大戲，早已被許多觀眾暗搓搓地期待。伊壁鳩魯預言了這樣的心態：“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快樂了：你站在寧靜的、崇高的聖地之上，由於智慧的教導而感到強壯，俯瞰芸芸眾生誤入迷途、四處奔波、拚命尋找一條人生之路……”看着對岸的姐姐們排兵布陣、揮汗如雨，空調房裡的吃瓜觀眾不能不快樂。

第一期初舞台表演時，寧靜曾表達過對幾位姐姐的喜愛，想要與她們組團。鏡頭裡多次出現寧靜的面部特寫，並配有花字“靜選之女”，而觀眾也十分配合地命名為“靜姐選妃記”。這裡並非要對玩笑之語上綱上線，而是想說明這樣一個起碼的事實，即我們對於女性之間的關係，依然如此地缺乏想象力與描述力，總是不自覺地復刻男權話語。

寧靜在《乘風破浪的姐姐》中。

第三種頗具快感的觀看方式，便是價值觀審判。有趣的是，綜藝節目因其娛樂性，彷彿擁有了價值觀的“免檢”特權。一旦涉及價值觀問題，便會有觀眾跳出來說，娛樂一下而已，何必較真，又何必端着一副“眾人皆醉你獨醒”的姿態？問題在於，綜藝節目往往擁有強烈的價值觀設定，否則將無法很好地建立與觀眾的聯結感。《姐姐》自不必說，它的價值觀極為鮮明。

正如韓炳哲在《娛樂何為》中指出，“道德的娛樂媒介不僅帶來了單純的快樂，還以微妙的方式實現了不可低估的社會功能”。相比於道德說教，消費故事可以更加高效地確立道德標準，並將之內化進人們心中，建立起某種偏好和習慣。“娛樂就是敘事。它具有敘事的緊張感。講故事，且讓故事扣人心弦的方法，比強制和義務更有效。”於是，觀眾為故事中的主人公賦予是非對錯，樂此不疲，並從中確立自身的價值定位。因此，第二期“艾瑞巴迪”組的everybody都迎來了海量的審視目光，也就很好理解了。

以上三種方式可以單獨存在，也經常交叉組合，共同構成了製造快樂的“套路”。那麼，需要追問的是，既然快樂擁有自己的“方程式”，那麼方程式中的“X”又意味着什麼呢？

與剛剛結束的大熱綜藝《青春有你2》一樣，《青春由您》（《姐姐》的一種戲稱）同樣設置了“X”的元素。表面上看，X意味着可能性，不斷顛覆與調整固有的邊界。但實際上，重重套路之下，X的處境十分尷尬。第一期里出現了一段令人捧腹的“公案”。張雨綺拿到初評級後評委發放的X牌，以為是極其優秀的意思。後來隨着到X區落座的人越來越多，方才恍然大悟，原來X是因為唱跳均不突出因而待定的意思。天才彈幕點評道，此乃“弼馬溫式喜悅”，強大的自我欣賞與實際情況之間的落差，活脫脫上演了一幕人間喜劇。而這樣的喜劇效果，當然離不開何為強者、何為正確、何為正常的評價標準。

X只是噱頭嗎？我們的理解方式與文化觀念，能否真的能跳出固定模式，把X從喜劇中“拯救”出來？我們所期待的X，難道不該是具體而多元（而非過於泛濫且空心化的有態度、炸、酷、帥、颯……）、嚴肅而活潑的嗎？

與快樂同行的暴力

以及何為“乘風破浪”？

關於前文提及的價值觀審判，《姐姐》貢獻了一個誇張的例證。樂華娛樂CEO杜華因為持有傳統（18+）的女團選拔標準——、整齊劃一、青春靚麗、身材高挑——與阿朵、丁當等幾位姐姐發生了觀念衝突。尤其因為她給出若干低分，引發了極大爭議。不過，互聯網上的爭議，往往不會帶來觀點的“越辯越明”，反而是情緒的調子愈來愈高——網絡上出現了排山倒海的罵聲，甚至還出現了代罵杜華的業務。而這種狂暴的情緒，竟在第二期播出後迅速（部分地）反轉，因為某些姐姐的表現令人不滿，反而襯托出杜華的合理性。於是，杜華又開始被“洗白”。

《乘風破浪的姐姐》評委杜華（右一）。

詹明信在其《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曾概括出後現代文化的病症之一是“歇斯底里式崇高”，用來描述當代人特有的“欣狂喜悅感”以及其他強烈的感情。這種情感的強度，往往超出我們的預期，比如對於杜華的批評，且不論觀點如何，採取的修辭大多是歇斯底里式的。“我們頓時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既詭譎奇異又富夢幻色彩、而且一概是奔放跳躍的感官世界。”觀眾一面快樂，一面憤怒，一面享受姐姐們的“春風拂面”，一面如秋風掃落葉般地清除不和諧因素。而這股強大的情緒，不知會在哪個節點，偶然地、驟然地、劇烈地轉向別處。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作者: 詹明信，譯者: 陳清僑等，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年1月

與快樂同行的暴力，其實還施加在未曾出場的群體身上。比如，一直作為潛在參照系的“妹妹”。“妹妹”們沒有耀眼的履歷，亦無足以顛覆秩序的資本。“姐姐”與“妹妹”的潛在比較，無異於同性內部的戰爭，遵循的依舊是慕強邏輯。對姐姐們的膜拜，也大體離不開臉蛋、身材、八卦、事業成功、商業價值這些關注點。鮑德里亞不無殘酷地指出過，“女人只能作為‘快樂力’和‘時尚力’得到自由和解放”（《象徵交換與死亡》，第132頁），就此得出女性解放的結論，恐怕只是一種激進的幻覺。

再比如，我們厭惡以往的女性敘事中，只將女性作為“媽媽”、“妻子”、“女兒”、“媳婦”來敘述，期盼能夠從正面直接展現女性個體本身。《姐姐》將重點放在女性個體上，自有其價值。不過我們依然需要警惕，成熟女性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多元的，她們同時也是“媽媽”、“妻子”和“女兒”，她們在不同領域擔當重任、面臨挑戰。而如果要展現這樣的“複合性”，自然離不開對於多重“關係”的正視與思考。《姐姐》里目前只有伊能靜展現出了一些身份的多樣性，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能依靠刪除“妹妹”、剔除“姐夫”、省略社會的“枝蔓”來臆想乘風破浪，否則，所謂的風浪，不就是虛幻的修辭嗎？

學者姜濤在《今夜，我們又該如何關心人類——海子〈日記〉重讀》一文里，曾回憶起自己在課堂上開的玩笑：“大家注意，‘今夜’海子在德令哈，他不關心人類，想到的只有姐姐。為什麼沒想到爸爸、媽媽、哥哥、弟弟，更沒想到舅舅、阿姨和其他人，這可能是一個問題。”在現代詩歌中，“生活世界豐富的錯綜次第”、柴米油鹽組成的俗物之陣，被強大的抒情主體抹掉了痕迹；而在現代娛樂工業中，生活世界則被剪輯成另外的模樣。對此，《娛樂何為》一書的結尾，發明了“娛樂存在論”：

娛樂升華為一種新式範例、一種新式世界及存在的形式。為了存在，為了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就必須要有娛樂性。只有具有娛樂性的事物才是實在的抑或現實的……現實本身似乎就是娛樂的結果。（171頁）

《娛樂何為》，作者: [德] 韓炳哲，譯者: 關玉紅，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6月

也就是說，只有具備娛樂性的內容才會被看見和講述，我們走到了一個極度匱乏“關係性”智慧的時刻，很容易在對立的價值觀中互相辯駁、自我陶醉，而生活世界的褶皺則被無限拉平，直至極度貧瘠。我們可以對“熒屏熟人”的故事了如指掌，卻不了解身邊普通人的故事。被忽略的、沒有娛樂價值的故事裡，甚至也包括了我們自己的故事。

也許是時候聊聊何為“乘風破浪”這個亘古的人生意象了。天寶三載（744年），李白仕途失意之時，寫下“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他沒有沉溺於“我太難了”的情緒，即便遭遇偃蹇，依舊積極向上。這是困境中的浪漫主義，這是離開C位（長安）時的生命意志，這是歷史上的乘風破浪，亦在每一個平凡的日子裡上演。

在豐饒如海的生活世界裡，我們朝着快樂進發，又不得不像愛倫·坡《莫斯肯旋渦沉浮記》里的船員一樣，綁緊自己的圓形木桶，從一個浪花跳向另外一個，拼盡全力，誓不沉沒。《姐姐》帶來的快樂，雖是旋渦之間的片刻寧靜，卻也讓我們記起，正是身所歷經的風浪，霸道而不失韌性地劃寬着生活的航道。

作者 | 李靜

編輯 | 張婷

校對 |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