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遇襲不治身亡，後安倍時代日元為何仍“跌跌不休”？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圖/IC

中槍消息傳出約7個小時後，央視新聞7月8日報道稱，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以下簡稱：安倍）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終年67歲。

據日本廣播協會報道，當地時間11時30分（北京時間10時30分）左右，安倍在奈良縣奈良市大和西大寺車站附近為自民黨參議院議員候選人助選發表演講，演講開始一兩分鐘後，一名男子從安倍身後3米處向他開槍，安倍胸部和頸部中彈倒地。

安倍曾四次當選日本首相，為日本任期最長的首相。遇襲消息傳出後，日本金融市場出現短線震動，日經225指數在半小時內就急跌超300點，貶值數月的日元匯率則短線走高。

“安倍經濟學”漣漪：經濟回血，債務高企

作為日本任期最長的首相，安倍改變了日本最高領導層變動頻繁的局面。

2006年9月，安倍當選第90代日本首相，次年9月辭職；後其又於2012年開始出任第96代首相，此後獲得兩次連任，直至2020年8月辭職。

在2012年再度出任首相之後，安倍推出“安倍經濟學”，成為安倍在經濟領域成就的一大標籤，也被認為是安倍後續得以連任首相的原因之一。

初期“安倍經濟學”起到了一定提振經濟的效果。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日本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滯，“安倍經濟學”出台後，日本經濟增長態勢復蘇，2012年底至2019年，日本經濟持續溫和增長近七年時間，直至2020年受新冠疫情衝擊而中斷。

寬鬆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經濟結構改革政策被稱為“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其中使用最多的是貨幣政策。2013年，日本首次採取通貨膨脹目標制，日本銀行（日本央行）將通脹目標設定為2%。在安倍支持下出任日本銀行行長的黑田東彥上任後，引入了激進的量化和質化寬鬆政策（QQE），具體措施包括增加基礎貨幣投放、降低利率、購買資產等，以及在貨幣放量下帶來的日元貶值。

自2014年起，日本銀行開始無限期地購買資產，2016年起，日本步入負利率，成為亞洲首個實施負利率的國家。

從結果來看，在“安倍經濟學”實行後的幾年中，日本的GDP、股價、企業利潤均有所增加，失業率有所降低，但對經濟的刺激效應漸趨疲態，潛在的風險也開始逐步顯現。

寬鬆的貨幣政策並未起到預想的刺激通脹的作用，日本的通脹率長期未達到預期的2%目標，直至今年在國際油價不斷攀升的影響下才開始高於2%。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曾撰文指出，日本從“低利率”到“高借貸或高消費”、再到“高通脹”這一邏輯傳導似乎沒有想象中順暢，在多年量化寬鬆的帶動下，日本貸款利率已被壓低很多，失業率也降至歷史低點，但日本個人消費貸款新增額仍徘徊於低位，可能的原因包括居民在長期通縮環境中形成的消費習慣難以改變，以及居民收入未明顯增加。除此之外，日元貶值並未帶來出口的明顯回升，2016年底後日本通脹稍有起色也是依賴於輸入性通脹，但與貨幣貶值或出口增長沒有直接聯繫，通過貨幣貶值來增長出口，從而推動經濟增長、擺脫通縮這一路徑也未達預期。

與此同時，債務問題成為日本經濟的一大隱憂。由於日本財政收入中相當一部分靠發債實現，在財政擴張政策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的配合之下，日本政府債務率持續攀升。據IMF數據，截至2020年底，日本中央政府債務餘額佔GDP比重達到221%，也就是說，日本政府的債務已經是經濟總量的兩倍。在償債支出佔總財政支出的比重較大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刺激效果也有限。

日元“跌跌不休”，亞洲市場是否被波及？

7月8日安倍遇襲消息傳出後，日元短線走高。截至17時，美元兌日元最低報135.34，較前日跌約66個基點，不過隨後又有所回升。

襲擊事件為何導致日元走高？分析認為，由於“安倍經濟學”主導下日本央行貨幣政策長期保持寬鬆，日元長期處於貶值通道，而安倍遇襲或將使得寬鬆貨幣政策失去支持。在外部因素影響下日本央行今年已經面臨兩難困境，後續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可能發生轉向。

“安倍經濟學”推出後，2012年底到2015年上半年的兩年半時間內，日元兌美元迅速貶值，從1美元兌80日元左右水平達到1美元兌120日元水平。此後幾年，日元兌美元維持震蕩。

直至今年3月，日元又開啟了新一輪快速貶值。在日本和美國的貨幣政策方向背離的影響下，日元加速貶值，3月至今日元相對美元已經貶值近15%，3月初1美元兌換約115日元，目前1美元兌換約135日元。人民幣兌日元匯率也升破20關口，從3月初的人民幣1元兌18日元左右升至目前的人民幣1元兌20日元。

天風證券分析師孫彬彬指出，本輪日元貶值，一方面，美日貨幣政策分化是誘因；另一方面，延續“安倍經濟學”邏輯的日本央行有意無意間也接受貶值的結果。日本央行推動日元貶值，主要原因還是日本經濟基本面疲軟，且仍未擺脫通縮風險。

分析稱，日元快速貶值後，一方面，確實起到了穩定出口增速的效果，但另一方面，日本高度依賴能源與糧食進口，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的背景下，日元加速貶值也擴大了日本貿易逆差，加了輸入性通脹壓力。過去兩個月日本國內通脹突破2%，但剔除新鮮食品與能源後，CPI同比增長僅為0.8%，這表明日本當前通脹壓力主要來源於輸入性因素。

黑田東彥始終堅持日本央行有必要持續實施積極的寬鬆貨幣政策，日本央行6月份的貨幣政策會議仍維持將利率控制在極低水平的貨幣寬鬆政策。據路透社報道，日本央行前執行董事前田榮二表示，日本央行可能在其鴿派行長黑田東彥明年4月任期結束前調整其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孫彬彬認為，日本央行不會放棄寬鬆立場，但日元繼續快速貶值確實也會造成制約和困擾。站在日本央行角度，當前希望看到的是日元較為平緩的溫和貶值。

近幾個月來日本外貿數據進一步惡化。日本5月貿易逆差擴大至2.38萬億日元，為有統計以來的歷史第二高位，已連續10個月保持逆差。其中，日本5月進口額同比增長48.9%，達9.64萬億日元，反映出原材料漲價和日元貶值的雙重壓力。

鍾正生認為，日元的快速貶值，以及其反映出的日本通脹和外貿逆差困境，不斷令市場懷疑日本央行寬鬆政策的可持續性。日本央行面臨“兩難”抉擇：一方面，黑田東彥堅持奉行“安倍經濟學”，維持低利率以支持疲弱的經濟，容忍“弱日元”以期提振出口；另一方面，日本通脹壓力正在聚集，日元過度貶值增加了進口成本、也加劇了金融市場波動。

日元貶值曾經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索之一，本輪日元貶值對於亞洲市場將會有何影響？鍾正生指出，本輪日元貶值對亞洲市場的破壞力更有邊界。日本經濟在亞洲的影響力不如從前，中國經濟和人民幣匯率反而可能發揮“壓艙石”作用。隨着中國經濟實力與貿易大國地位得以夯實，外資持有人民幣資產數量上升，以及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人民幣通過事實聯繫在亞洲地區初步發揮了“貨幣錨”效應。另一方面，亞洲大部分地區均實行浮動匯率，而浮動匯率在跨境資本流動中發揮了“平衡器”作用，並且亞洲國家在金融危機後有意積累更多外匯儲備，增厚了對沖資本流出的安全墊。另外，今年以來原材料價格上漲，對部分亞洲資源出口型地區而言反而有益於增加經濟產出，對當地貨幣匯率也形成支撐。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顧志娟

編輯 王進雨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