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女人三年零八個月的把持下，成年的魯迅三兄弟徹底分家了

1925年10月12日，《京報副刊》上刊載了一首題為《傷逝》的譯詩，人們從詩間讀到的是對兄弟情意的深深悼念：

我走進迢遞的長途，渡過蒼茫的大海，兄弟呵，我來到你的墓前，獻給你一些祭品，作最後的供獻。對你沉默的灰土，作突然的話別，因為她那運命的女神，忽而給予又忽而收回，已經把你帶走了。我照了古舊的遺風，將這些悲哀的祭品，來陳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這些東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淚，從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囑咐你一聲‘珍重’！

1926年8月，一部名為《彷徨》的小說集出版了，人們從中讀到一篇同樣題為《傷逝》的短篇小說，小說的最後是這樣的幾行字：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我要遺忘；我為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畢。

前一首詩的譯作者名叫周作人，他也在他哥哥日記里被喚作“啟孟”。後一篇小說的作者名叫周樹人，他更為令人肅敬的稱呼是“魯迅先生”，但他最終在他弟弟的日記里被記作“L”。

魯迅先生

魯迅與二弟周作人最初的成長，有着幾乎相同的路徑。在那個祖父入獄、父親早逝的不幸家庭里，是堅韌剛強的母親魯瑞，用勤勞的雙手將他們兄弟一一送出家門。

離開紹興老家的兄弟倆，先後去了同一座城市（南京），就讀於同一所學校（江南水師學堂）。隨後，這對少年兄弟又相繼考為官費生，獲得了公費留學日本的機會。

魯迅於1902年入學東京弘文學院，兩年後轉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兩年後又棄醫從文，留在東京專註於文藝譯著。

周作人則於1906年入學日本法政大學攻讀海軍技術，而後轉入東京立教大學攻讀外國語，最後也走上了研習文學的道路。

在這一時期，兄弟倆合作翻譯了一些東歐文學小說，並以《域外小說集》為名結集出版。這部使用文言文翻譯出來的外國文學作品集，初版時據說只賣了20餘本，但這並沒有對哥兒倆的文學熱情造成什麼打擊。

《域外小說集》

他倆在日本時以替人校對書稿維持生計，支撐在異域他國追尋夢想的人生旅程，並時時寫一寫相互呼應的文章。例如，哥哥寫《文化偏至論》呼喚精神力量，弟弟就寫《讀書雜拾（二）》跟哥哥唱和；哥哥寫《摩羅詩力說》探討文化價值，弟弟就寫《哀弦篇》跟哥哥唱和。

在1909年和1911年，兄弟倆相繼離日歸國。對魯迅與周作人留學日本的思想體驗，人們曾有過一番觀察和評價，認為魯迅“入於自識”的深度體驗，代表了當時留日學人的思想高度。而周作人也達到了同樣的深度，但他又額外獲得了一種與日本相“協和”的文化體驗。

這所謂的“協和”，就是周作人對於日本的一種近乎忘情的文化投入和認同。

但這種對日本文化的沉浸和賞識，放在中日兩國近代史上的糾葛來看，無疑是極為危險的，甚至可以視為他們兄弟二人最終走向殊途的早期根源。

為什麼兄弟二人會出現這樣的差別體驗呢？周作人在後來的回憶錄里親口道出了原委：

“我在東京的這幾年的留學生活，是過得頗為愉快的，既沒有遇見公寓老闆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是更大的國際事件，如魯迅所碰到的日俄戰爭中殺中國偵探的刺激，而且向初的幾年差不多對外交涉都由魯迅替我代辦的，所以更是平穩無事。這是我對於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

時局和哥哥共同為他營造出的一種平穩無事的安逸，正是這種安逸讓他悠然地走進了日本文化的深處。就連胡適也曾不無羨慕地說：“像周作人先生那樣能賞識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幾人嗎？”

留日時期的魯迅（左三）

歸國之後兄弟倆的人生旅程也大致相同，魯迅在浙江師範學堂、紹興中學堂任教，周作人則在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任教。後來，兄弟倆又分別就職於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和北京大學文學院，家人們最後也離開紹興移居北京。

魯迅進京時間是1912年5月5日，在此後的4年7個月里，周作人一直在浙江的中學裡做英文教員。地理上的距離反倒成為兄弟感情的催化劑，倆人在這段時間裡始終保持着高頻率的書信往來。

截止周作人於1917年3月27日抵京時，魯迅在這4年7個月里給弟弟寫了445封信，周作人則給哥哥寫了443封信，兩個人合起來寫了888封信。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哥兒倆不是在寫信就是在寄信的路上，不是在讀信就是在取信的路上。以至於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提及這段時光，也不無感嘆地說：“人間友愛，兄弟之情，怡怡然異乎尋常。”

這應該是魯迅和周作人兄弟關係最好的4年7個月，不信你可以拿出手機翻翻自己的聯繫記錄，看看四五年來你從不間斷聯繫的那個人，和你的關係怎麼樣。

此後的兩年間，兄弟倆大概是在北京過着各自租住的生活，直到1919年賣掉紹興老家的祖宅，才在北京八道灣買了一所較大的房子。1919年11月，魯迅與周作人一家入住新居。12月29日，老母親魯瑞、三弟周建人等全部家人離紹赴京，一個大家庭在八道灣新居成立了。

八道灣魯迅故居

這既是彌補對老母和三弟的虧欠，也是老大、老二兌現“永不分家”的承諾。

根據魯迅早年鄰居俞芳的回憶，魯迅母親魯瑞老夫人關於三個兒子的事情，曾說過這樣一番話：

“他們曾經不止一次當著我的面說，將來他們三兄弟永不分家。你們大先生、二先生出去讀書，三先生因自幼身體瘦弱多病，我也不放心他離開我，而且那時家裡也確實沒有錢。於是，你們大先生、二先生商量決定，他們出去讀書，讓你們三先生留在紹興，一面照料家務，一面可以陪伴我；再在紹興找點工作做，一面自學。將來他們學成回國，工作以後，收到薪金大家合用。”

這裡的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自然指的就是她的三個兒子魯迅、周作人和周建人。年齡的成長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兒女兄弟只在小時候是一家人，成年後少不了分門立戶，甚至生仇生怨不相往來也不再少數。

為人母者在垂垂暮年，得見成年的兒子們和合一堂、無分你我，大概是最大的欣慰。而正是這個夢想，促使魯迅在北京八道灣組建大家庭。

但實現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根據許廣平的回憶，賣掉紹興老家的祖宅時，二弟周作人對於所得錢款的使用就提出過不同想法。當時周作人已與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結婚十年，並育有三個子女，周作人因此希望從錢款中分出一份，用於他經營自己的五口之家。

周作人

實際上，以當時周作人作家和教授的社會地位以及不菲的薪酬收入，即使不分祖宅的賣房款，他也有能力購置房產和負擔妻兒的家用。當然，他提出這樣的要求也合乎常理、無可厚非。

甚至，若當時真如周作人所願，三兄弟各自分家立戶，那或許周家的這兩位文豪兄弟，就不至於在三年零八個月之後走上那麼決絕的殊途。

彼時的魯迅，堅持了自己構築大家庭的夢想，拒絕了周作人的要求。於是，在1919年12月19日的北京八道灣周家新居，母子四人似乎又回到了那些年在紹興相依為生的日子，陪伴他們的還有三個妯娌和五個孫輩。

三個妯娌分別是朱安（魯迅的合法妻子）、羽太信子（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芳子（羽太信子之妹，周建人之妻）。這三人中朱安大概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女性，她最熱衷的工作是侍奉婆婆，盡一個兒媳的孝道。而芳子又以姐姐信子的馬首是瞻，那麼這位性格強勢的周作人之妻便成為大家庭的總管家。

對於這位二嫂的人格與作為種種，三弟周建人曾回憶說：“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個例外。她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派頭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

這個大家庭的運作模式是魯迅和周作人負責掙錢，並各自將工資交給羽太信子管理使用，其他們人包括周建人在內全部沒有收入來源。

1920年，也就是大家庭成立的次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由於財政緊張而出現發不出薪水的情況，甚至在1921年魯迅有大半年都沒有從部里領到薪水。與此同時，周作人供職的北京大學也發不出工資了。

魯迅書法

更糟的是這時候，周作人又患病住進了山本醫院，而且需要一大筆醫藥費。為了籌這筆錢，魯迅先後從許壽裳、齊壽山等處借款，並四處奔走變賣書稿。

就是在此期間的1921年5月4日夜，大哥魯迅與弟媳羽太信子之間發生了一個詭異的“故事”，並在兩年後的1923年7月17日“傳到”弟弟周作人的耳中。

僅有的兩個經濟支柱同時領不到薪水，讓這個已經很不和諧的大家庭，加快了走向分裂的腳步。

三弟周建人在紹興時原本有着不錯的工作，到了北京後由於就業難度增加，遲遲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對於這位弟弟，魯迅是十分愛護的，他把周建人介紹到北京大學攻讀哲學、科學總論等課程，算是也有了事做。

但沒有收入始終是一個問題，這在二嫂羽太信子看來更是一個大大的問題。

周建人的好景僅僅在這個大家庭中勉強維持了幾個月，二嫂羽太信子的白眼和冷臉便出現在了他的眼前。羽太信子甚至還對着自己的孩子指桑罵槐，告誡孩子不要接近周建人、讓周建人“冷清死”，同樣享受到這個待遇的還有魯迅和朱安。

而周建人的妻子芳子也在姐姐的影響下，埋怨和譏笑丈夫的無能和賺不到錢。

這自然令32歲的周建人無法接受，他為了擺脫這種難堪的處境，催促兩位哥哥儘快幫忙找一份工作。終於在1921年10月，周建人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謀得職位，此後又相繼在上海大學、暨南大學、安徽大學等地任教，從此離開了北京八道灣的大家庭。

周建人的孤身離開，標誌着魯迅庇護弟弟的努力的失敗，更標誌着他的大家庭夢想出現了一大裂痕。

後來大概是北洋政府財政困境有了緩解，魯迅供職的教育部每月已能發出一部分的薪水。周作人的情況就更好了一些，他不僅在北京大學任教，還同時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和燕京大學兼任教職，一個月能領到三份薪水。

前排左起：周建人、許廣平、魯迅

但是這些對於羽太信子來說，還是有一些不敷她大手大腳鋪張浪費的用度。於是繼逼走無收入的三弟周建人之後，羽太信子自然會把掃蕩的目標放到低收入者魯迅身上。但對於家中拮据的經濟狀況，身為長兄的魯迅也免不了要規勸弟媳持家不當的地方。

而這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招來羽太信子加倍的不滿。

對於羽太信子來說，金錢的原因即便不是決定性的，那肯定也是直接性的。在這個大家庭艱難維繫的最後半年裡，魯迅在1923年1月至7月間到手的薪水和版稅收入共為1398元，而周作人同期到手的各項收入共為2904元，是魯迅的兩倍而有餘。

這種情況下羽太信子的心態是極度失衡的，她在7月份時甚至當面要求魯迅向她交錢，據說同一個月里前後兩次讓魯迅交錢。

而根據魯迅日記的記載，他在這個月里應該是沒有收入的，所以無錢可交。無奈之下的魯迅仍在為大家庭而求全，但已不得不於7月14日“改在自室吃飯”。

這個令周建人寧肯拋下妻兒也要出走的大家庭，至此徹底露出了最殘酷的面目，而終極一擊的貢獻者則是周作人。

7月19日，周作人親手將一封信交到魯迅手上——那個兩年前夜間的詭異“故事”總算“傳到”了他的耳中，信寫得很短：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情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信中所謂“過去的事情”便是兩年前那個夜間的詭異“故事”，彼時周作人是身在醫院的病人，在他的妻子和哥哥之間究竟發了什麼呢？

在作家舒蕪的《回憶台靜農先生》一書中，魯迅好友台靜農曾說過這個不算故事的“故事”的真相，當時魯迅忙於為周作人籌措醫藥費，並連夜將籌到的一筆錢送到羽太信子的房中。

魯迅自然是一身正派心底無私，着急交錢未作他想。反倒是羽太信子生了邪念，在後來對丈夫周作人講述時將魯迅的行為臆想為“意圖非禮”，而周作人竟然信了。

對此，台靜農不無遺憾的說：“周作人文章那麼明智，實際世事上昏得很。”

周作人書法

魯迅讀完短信的感覺是一頭霧水，隨即要求和周作人當面說個清楚，但“訂正”了思想的周作人已經躲進“新的生活”而不再出來。魯迅別無選擇之下唯有離開，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記中寫到“下午L夫婦移居磚塔衚衕”。

多年後，周作人在談到魯迅的小說《傷逝》時，曾說：“我深信《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

儘管周作人的說法遭到了不少人的否定，但難以否認的是：在小說《傷逝》的多元化主題之中，是容得下一份哀悼兄弟恩情的寄寓的。

我更願意相信，魯迅在《京報副刊》讀到弟弟翻譯的那首題為《傷逝》的詩文後，在幾天時間裡創作了同名小說作為應和，一如當年遠在日本時兄弟二人彼此間的文章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