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宋晉寧
再一次回到老家過年，奶奶已經不為屋子裡掛上攝像頭和姑姑伯伯們吵架了，她已經習慣每個房間裡面都掛着一個攝像頭去關注她的生活，但她也從來沒有通過攝像頭和家裡進行過通話，每次有需求，她還是會用手機打電話。
而筆者的另一個阿姨，在她每次打開攝像頭看望爸爸媽媽時，家用攝像頭又成了彼此之間新的溝通方式。對着屏幕和攝像頭，他們可以親切地與對方打招呼、嘮家常，甚至有些時候可以通過攝像頭聊一個多小時。
家用攝像頭的使用場景大致可以分為看護老人、遠程育兒、獨居女性安全、監控寵物等。即使每個家庭使用或體驗家用攝像頭的具體情況不太一樣，但其在中國家庭生活的廣泛普及的確又是事實，洛圖科技曾預測，2024年家用攝像頭線上線下整體市場的銷量將達到5600萬台，相較於2023年，將增長約5個百分點。
攝像頭原本作為一種公共安全管理的物品，介入到家庭生活中，使其突破傳統的“面對面相處和照護”模式，重新形成了圍繞“觀看”和“被觀看”的新型家庭關係，特別是在老人與子女之間。我們可以看到，數字媒介的出現顛倒了年長者和年輕者之間的“地位”，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青年群體以反哺的形式一定程度上成為代際關係的主導者，無論是疫情期間的健康碼、數字支付和數字出行、使用微信等app進行生活，數字障礙成為年老者再次社會化的鴻溝。在媒介物的影響下，祖輩與我們、與社會都進入了一段可能隨着技術飛速發展而不會停止的“磨合期”。這樣的情況下，筆者想從家用攝像頭這樣一個小小的但無法忽視的媒介物出發，去觀察和思考我們現在的代際關係，以及我們會有怎樣的代際關係。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與親人之間被數字媒介所連接或排斥的愛與情感，又會走向何方？
攝像頭對家庭生活的介入：看護、監視還是陪伴？
從子女的角度出發，安裝攝像頭的最初目的基本是因為看護——“奶奶年紀大了，腿腳不便，總得有人看着”“老人家坐輪椅，出門的時候總得看着家裡才放心”“裝攝像頭的時候老人家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就是知道能看着她，為她好”。筆者隨機採訪了幾位家裡有攝像頭看顧老人的朋友，在祖輩家裡安裝攝像頭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方便照料老人。筆者自己的爺爺身體不好，在去世時其實也是通過攝像頭髮現不對勁的，在詢問在老家的妹妹時，她也跟筆者說：“那個時候如果能早點發現說不定結果會不一樣，現在給奶奶裝那麼多攝像頭，也是怕有個萬一。”對上了年紀的長輩，子代總是會憂慮他們的身體健康，如果是疾病纏身、行動困難的老人，這種焦慮會更上一層。贍養老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現在的子代還需要承擔自己家庭和工作的責任時。家用攝像頭的出現，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子代們的贍養與看護壓力，能隨時隨地觀察到老人的狀態也讓子女們感到安心。
而這種看護模式，也暗含一種“權力”的不對等或是倒置。在採訪朋友時，筆者還問了另外一個問題：你願意在自己的家中安裝攝像頭嗎？筆者得到的答案都是不願意或者只能在客廳、門口等公共區域使用。雖然樣本量較小，但年輕一輩大多不願意生活在攝像頭下，“我不能接受有人看着我”“感覺很沒有隱私”，但是包括筆者在內的朋友們家裡都為老人家安裝了攝像頭。“觀看”與“被觀看”之間是不平等的，祖輩對攝像頭主動或被動地接受是在一種人無法獨立生存的情況下的無奈。這不是說子代對祖輩的壓迫或控制，而是一個個體在生命微薄之時除了生存無法考慮其他需求的無可奈何，我們是健全且自理的個體，可以去保有我們尊嚴與隱私的邊界，而老人們無法也沒有能力去考慮這些。中國逐步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我們也會逐漸老去，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也需要重新思考真正的適老化社會的“適”字，應該是如何模樣？
回到家用攝像頭這裡，在老人對攝像頭的接受中，筆者也發現了不同的幾種類型。首先，是一種不知情下的“自然而然”，筆者的朋友a的姑姑，曾經在a的奶奶去世前安裝過攝像頭，a告訴筆者，奶奶對電子產品都沒有什麼態度，“可能她對電子產品都沒有什麼了解，不太清楚，所以也沒有那麼多關於隱私什麼的想法”“她也不會使用攝像頭跟家人講話，因為不太懂，可能也是因為對電子產品有一點點負面態度，自己不太會使用，然後就有點抗拒使用吧”。所以，a的奶奶對於電子產品是陌生的，她不懂這個攝像頭的功能，只知道這個攝像頭是家裡為了看護和幫助她使用的，同時奶奶也因為不了解不會積極地使用攝像頭。在數字反哺的實踐中，數字媒介的接入和使用是基礎且困難的一步，在這種情況下，對電子產品陌生的老人很可能拒絕甚至是抗拒使用它們，或者像a的奶奶一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動接受。在其中，家用攝像頭這樣的電子媒介扮演了一個“篩選機制”，從社會層面而言，它剝奪了老人的選擇權，使其陷入一種要麼被數字時代拋棄、要麼在一種無知的狀態下加入的兩難處境。以交通出行舉例，不懂得使用手機的老人無法查看導航、便利地乘坐公共交通，甚至是購買火車票或機票出遠門，他只能在熟悉的環境中生活而被動失去了其他可能性。而從家庭層面而言，家用攝像頭會產生的種種問題又被遮蓋在子女“我是為你好”的話語下，變成了老人不得不接納的物件，進一步，則變為子女對老人種種安排的“合理化”——我需要贍養你，這樣對你好，所以我的安排是合理的。代際關係在這裡變成了“我安排你接受”的模式。
不是所有老人都會自然接納這一切，除了完全不知情下對電子產品的完全抗拒，這裡的第二種類型是一種“半知情或知情狀態下的抗拒”。就以筆者的奶奶舉例，她明白這個攝像頭的目的是看護她，但她也感受到無時無刻不被“監視”的不適感。在今年以前，她會因為安攝像頭的事情與子女們吵架，或者拔掉電源抗拒使用攝像頭。她了解攝像頭可以通話，但她不願使用攝像頭跟子女溝通，甚至通過攝像頭去罵子女們不孝順。由於生了一場病，筆者的奶奶也逐漸接受了攝像頭的存在，但她仍然抗拒攝像頭的使用。攝像頭在這裡成為家庭矛盾的導火索，除了不滿攝像頭對個人私生活的侵入，奶奶更不滿的是子女這樣的贍養模式。在筆者奶奶的想法中，父母說什麼孩子都需要聽話，照顧她更是子女們必須完成的責任，而筆者的姑姑伯伯們也已經儘可能地去贍養她，同時他們也有自身生活的壓力。於是，雙方對於彼此難以溝通理解的矛盾被體現在攝像頭上。此時，攝像頭雖然是一種看護的形式，又成為了代與代之間的隔閡與障礙。
雖然如筆者這樣的家庭因為攝像頭產生了衝突，但也有家庭經由攝像頭髮展出了一種新的溝通模式。筆者的朋友b家裡也為爺爺奶奶裝上了攝像頭，他們會通過攝像頭進行通話，“用攝像頭講話時，爺爺奶奶就覺得我們回了家一樣，特別高興”“我們經常通過攝像頭聊天的，那個攝像頭還會動，可以做出點頭搖頭這種動作，有些時候就像我們面對面溝通一樣自然”。在這裡，攝像頭以看護為起點，變成了一個替代子女的陪伴物。不同於語音或視頻的間斷性連接，攝像頭每時每刻地存在讓老人和子女彼此之間都感受到對方。長此以往，代與代之間也養成了通過攝像頭溝通的習慣，筆者的朋友c表示，“大家都挺樂於其中的，我爸爸經常用攝像頭跟爺爺溝通，姑姑幾乎天天都說話”，而且因為攝像頭的連接作用，c的家族關係也非常融洽，“家裡人有些時候會聚在一起用攝像頭溝通，逢年過節爺爺那邊來了其他親人，也會用攝像頭跟我們打電話”。沿着攝像頭，代際關係也發展出了一種嶄新的形式，電子媒介重新凝聚了親緣關係，也成為一個機會去探索數字時代代際相處新的可能性。
在家用攝像頭等電子產品的影響下，家庭與代際關係處於不斷地變化與重構中，也會演變為不同的路徑。在電子媒介的介入與代際關係的轉型都不可逆轉的當下，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媒介的影響、家庭矛盾的凸顯以及贍養的壓力中，去探尋一種合適的代際模式。此外，再換一種方式思考，諸如攝像頭這類的媒介帶來的種種變遷或許是一種重新與家人相處的機會，讓我們去探尋，在半脫離了鄉土的中國，我們與故鄉、與父母、與親人應該走向何方？
隔屏相望：親情能否真正被電子媒介所連接？
在家用攝像頭下，筆者的另一個思考是，我們的親情真的能被電子媒介所連接與維繫嗎？前文說過，筆者的奶奶不滿意這種贍養模式，包括在寫文的期間，她一直在給筆者的父親和伯伯們打視頻，而她需要的，則是他們回家來看看她。在她這裡，攝像頭和手機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她最需要的，還是見到她的子女們。
我們的生活很忙碌，年輕的一代要學習、要工作、要養家糊口，特別是遠離了故土的年輕人，生活的壓力和回鄉的成本都增加了親情維繫的困難，我們與父母、祖輩的關係也在相隔中不再融洽。而媒介突破了時空的限制，使得我們可以隔屏相望，至少是看見彼此，我們又因此重新被連接。但是，在習慣了電子媒介交往的同時，我們好像又滿足於這種關係，屏幕代替了親人成為陪伴本身，如果能通過屏幕交往，似乎也沒必要見面。
家用攝像頭正是這樣一種媒介，它替代了線下的贍養，替代了我們與祖輩的溝通，替代了對家人的陪伴。一種雲端的相處模式成為主要的相處模式，“要不不回家了，反正線上也能見着”，屏幕既是連接，又成為人與人交往的隔閡，隔着屏幕，我們的親情真正可以被連接？我們的代際關係真正要被“電子化”嗎？
筆者不知道未來我們會怎樣相處，或許已經完全數字化與虛擬化，但這個時候筆者想起年前在與媽媽打電話時，筆者的不耐煩中，媽媽說的那句話。
“我只是想見見你。”
我們心中自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