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在遵義會議前後

文／王敏玉

1936年3月，《隨軍西行見聞錄》在巴黎《全民月刊》上連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紅軍長征途經遵義時舉行了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它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陳雲作為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堅決支持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為實現黨的歷史轉折作出了重要貢獻。

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毛澤東軍事路線的正確性

1930年9月，陳雲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上，被補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六屆五中全會上又被增補為中央委員。1931年9月中旬，王明赴共產國際任職，周恩來將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經中央負責人商議，決定成立由六人組成的臨時中央政治局，陳雲是六人成員之一。1932年3月，陳雲被任命為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參加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1933年1月，陳雲與博古等從上海出發，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下旬抵達瑞金後，陳雲擔任蘇區中央局成員、常委，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黨團書記、副委員長兼福利部部長。

中央蘇區在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贛南和閩西的根據地連成一片。中央蘇區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是，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進入蘇區後，大力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積極鼓吹共產國際提出的所謂“進攻路線”。為了在中央蘇區強行貫徹這一脫離實際的路線，他們先在福建省委，繼而在江西省委開展了針對毛澤東的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

在當時，軍事是主要問題，陳雲對軍事問題不大熟悉，博古在前往蘇區的路上曾對他講，共產國際認為毛澤東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陳雲起初對毛澤東還不很了解。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等人沒有從實際出發，根據地圖瞎指揮，先是在進攻時搞冒險主義，後又在防禦時搞保守主義，導致革命根據地遭受重大損失。毛澤東在一些會議上指出，打不贏就插到敵人後面去打運動戰，不能拿主力去拼。這對陳雲的啟發很大。後來經過多方的觀察、了解，他對“左”傾錯誤和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才逐漸有了明確的認識。於是，遇到不大懂的問題，陳雲就開始直接去向毛澤東詢問，或向了解情況的人員打聽。

1977年，陳雲在毛澤東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文章中寫道：“我是1933年初才到江西革命根據地的，所以對於紅軍初創時期的許多艱難困苦，並沒有直接的了解。但是從許多參加過這段時期工作的同志們的談話中知道，當時的每一項正確的政策，哪一條不是毛主席在親身實踐中反覆調查研究，費盡心血創造的啊！”

長征初期，陳雲對“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和毛澤東的正確的戰略戰術有了更徹底的認識。陳雲被派往董振堂和李卓然率領的紅五軍團任中央代表，他們的任務是擔任全軍的後衛。由於部隊中的幹部戰士對戰略轉移的意圖不明確，又受一些流言的影響，加上白天黑夜行軍打仗，吃不好，睡不好，得不到任何補充，所以，戰士思想比較混亂，開小差逃跑的情況時有發生。為了消除這些消極現象，保證後衛任務的完成，陳雲下到陳伯鈞任師長的十三師進行艱苦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開小差的現象逐漸減少。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後，行軍極為緩慢。國民黨當局構築四道封鎖線，安排重兵進行堵截和尾追。當紅軍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急令40萬大軍，分成三路，前堵後追，企圖消滅紅軍於湘江之側。博古、李德等領導人卻命令部隊硬攻硬打，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一星期，雖最終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代價。面對險惡的處境，博古一籌莫展。李德幾次舉槍對着自己比畫，好像要自殺，已經無法全面指揮紅軍的行動了。

湘江的慘敗，以及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被動挨打，同以前幾次反“圍剿”戰役形成鮮明對比，使紅軍幹部和戰士心中產生許多疑問和不滿。這種情緒在湘江戰役後開始表面化，引起部隊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動。對下一步前進的方向和怎樣挽救目前的危局，高層領導人中間也產生了激烈的意見分歧。而慘痛的失利，使陳雲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左”傾機會主義軍事指揮的危害，他和大多數紅軍將士一樣，急切地盼望着紅軍能夠儘快扭轉這種局面，走出困境。

在緊急關頭，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改向敵人統治薄弱的貴州挺進。這一建議，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同樣得到了陳雲的贊同。

此時，紅五軍團仍擔負全軍行動的後衛任務，陳雲因隨紅五軍團行動，距離中央和軍委有幾天的路程，未能參加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會後，陳雲、劉伯承在洪州司與博古會面。博古向他們傳達了黎平會議的決定，告訴他們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的計劃而向黔北進軍。陳雲得知紅軍這一戰略方向轉變的消息，心中甚是欣慰。他對毛澤東的建議表示完全贊同，因為這一轉變將使中央紅軍避免全軍覆沒的危險。

1934年底，軍委縱隊經過甕安縣的老墳嘴到達猴場（今草塘）時，“左”傾領導人又提出兩個主張：一是主張不過烏江，二是回過頭來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了確定紅軍進入黔北地區以後的行動方針，中央又於1935年1月1日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陳雲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重申由毛澤東提出並經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同意的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首先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

猴場政治局會議還根據實際狀況，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劉英後來說：陳雲“是一個實幹家，有組織能力，有魄力，有威望，對工作要求很嚴”。“在整編時，他堅決執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方針，有問題就向中央彙報，得到中央同意後，就大刀闊斧地干，徹底打掉了‘紅章’縱隊的罈罈罐罐，該扔的扔，該埋的埋，使部隊得以輕裝。他還把強壯的人員充實到前梯隊的戰鬥部隊中去，大大縮減了後梯隊的負擔。”

中央紅軍渡過烏江後，中共中央正醞釀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張聞天在團溪同陳雲作了較長時間的談話，談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危害。後來，陳雲回憶說：“我在五軍團時總覺得在困難中以團結為是；到黎平會議知道毛、張、王與獨立房子的爭論內容；團溪時洛甫找我談過一次，告訴我五次‘圍剿’時錯誤中的損失。所以，遵義會議上我已經很了解了當時軍事指揮之錯誤，贊成改變軍事和黨的領導的一個人。”

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遵義會議上投下重要一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了擴大會議。陳雲出席了會議。

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討論“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按照會前的準備，博古作了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着重強調沒有能粉碎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的客觀原因。周恩來作了補充報告，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者犯了戰略戰術方面的嚴重錯誤，並主動承擔了一定的領導責任。

張聞天按照提綱，針對博古的報告作了一個“反報告”，系統地批判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在會上也作了長篇發言，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西征初期嚴重損失的單純防禦戰略的錯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

陳雲回憶說：毛主席講話的內容“主要是軍事問題”。“毛主席講，人是要吃飯的，路是人走出來的，子彈是要打死人的，李德他們不懂。”陳雲還說：“毛主席在會上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篇文章里講的那些。”

陳雲在發言中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再次指出博古、李德等人講的是洋道理，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以赤色堡壘來對抗敵人的堡壘主義”，給紅軍帶來極端不利的後果。他和大家都認為李德和博古在軍事領導錯誤上要負主要責任，並堅決擁護毛澤東重新出來領導。

如實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遵義會議後，陳雲和一些中央領導分頭下到部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以便讓部隊的人員儘快了解會議精神。為此，陳雲還專門撰寫了一份《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根據這份提綱的記載，遵義會議後，陳雲和毛澤東、張聞天三人被指定為會議內容的主要傳達者。

遵義會議是在特殊情況下舉行的。當時並沒有留下原始記錄。陳雲的這份《傳達提綱》在中共黨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有着傳奇的經歷，並揭開了遵義會議的重要謎團。

那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從蘇聯運回一批中共檔案。其中，有一件手稿是用藍墨水直行書寫的，標題上清楚地寫着《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共8頁4000餘字。內容是當年傳達遵義會議情況的提綱，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其中透露許多關於遵義會議的重要而前所未聞的史實。這份手稿是誰寫的，沒有署名，作者也不得而知。於是，這份重要的手稿在中央檔案館靜靜地等待近30年。

1985年1月，為了使遵義會議研究深入一步，確定這份手稿的“身份”之事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中央檔案館派人把手稿送到遵義會議出席者手中辨認。手稿先後被送到了鄧小平、聶榮臻、楊尚昆那裡，他們都認不出是誰的筆跡。

陳雲也是遵義會議參加者，他當時正在杭州。當這份手稿送到陳雲手中時，陳雲說：“這是我寫的！”據陳雲說，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不久，他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時寫的傳達提綱，時間大約是在威信到瀘定橋的路上。

陳雲手稿的發現，一下子澄清了許多關於遵義會議爭論不休的疑案。

這份手稿指出：遵義會議“經過三天，完成了自己的決議”。由於從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已查明遵義會議是1935年1月15日開始的，“經過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結束。這樣，遵義會議的日期查明了。

這份手稿指出：“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了。”

於是，一些黨史專家把那些當時不在遵義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確定了遵義會議出席者名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6人，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陳雲。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4人，即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陳雲提及的“林、聶、彭、楊”，即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再加上陳雲提及的李卓然，“李總政主任”——李富春，“劉參謀長”——劉伯承。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譯伍修權，還有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總共20位出席者。

在這份《傳達提綱》中，陳雲除記載了會議的時間、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身份，會上主要人員的態度、會議作組織調整的具體內容外，還用大量篇幅記敘了會議關於第五次反“圍剿”與西征中經驗與教訓的總結，嚴厲批評了“左”傾冒險主義軍事上的錯誤。

《傳達提綱》明確回答了中央政治局為什麼要召開遵義會議，遵義會議除解決軍事問題外，還有什麼重要議題等問題。

陳雲在《傳達提綱》中說：“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這就將湘南、通道，中經黎平，一直到遵義，中央紅軍在圍繞是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師還是另闢根據地問題，以及如何清算“左”傾軍事路線問題的爭議，用簡潔而含蓄的語言表達出來了。

陳雲指出遵義會議的召開是黎平會議所決定的。他寫道：“當著紅軍佔領遵義以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開幕。”可見遵義會議的召開絕非偶然。

陳雲還將紅軍長征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鬥爭過程在《傳達提綱》中作了揭示。他寫道：“這種錯誤的軍事上的指揮，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在這一時期中，黨內軍委內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就是恩來同志也曾有個別戰役上的不同意見，但是沒有勝利地克服這種錯誤。”為什麼沒有及時“克服這種錯誤”？因為博古、李德還佔據着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和決策地位。《傳達提綱》明確無誤地告訴人們，遵義會議的決議已認定：“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兩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其中的A就是華夫，即李德。

陳雲的《傳達提綱》還將會議在組織上終止了博古、李德對中央和紅軍的領導，重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一重要事實向廣大紅軍指戰員作了發布。

《傳達提綱》明確告訴人們遵義會議有關組織方面的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傳達提綱》還對遵義會議後常委中的分工情況也作了介紹，毛澤東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實際上是重要決策人）；還介紹了遵義會議後，紅軍由遵義向威信的行軍中政治局常委一次最新的決定：“由洛甫同志代表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這些內容詳細具體地記載了遵義會議結束了博古在黨內的最高領導權和博古、李德對軍事的指揮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集體的正確領導。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勝利和毛澤東重新回到指揮紅軍的崗位上，這個消息傳達到廣大紅軍戰士的耳中，所引起的歡欣鼓舞，正如劉伯承回憶的那樣：“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雲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

20世紀30年代的陳雲

向共產國際彙報紅軍長征與遵義會議的情況

隨後，紅軍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又從瀘定橋越過了大渡河天險。

5月31日，陳雲隨軍委縱隊進入瀘定縣城。此後不久，陳雲就從長征隊伍中失蹤了，甚至許多人都以為他犧牲了。其實，陳雲接受了中央交給他的一項特殊使命——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

紅軍長征開始後，蔣介石一方面調集部隊對紅軍主力進行圍追堵截，另一方面瘋狂破壞我黨在白區的組織。當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大都是通過上海地下党進行的。黨中央撤離上海後，地下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特別是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紅軍唯一一台大功率電台在湘江戰役中被毀，因此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繫。

中央紅軍進入瀘定縣城的當天晚上，陳雲出席了有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劉少奇等人參加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會議主要作出兩項決定：一是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二是派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

這次黨組織經過慎重考慮，把到上海恢復白區的黨組織，尋求恢復長征後中斷的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並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情況，這一極為艱巨的任務，交給了來自上海的及有着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陳雲。

7月的一天，陳雲到達上海。此時的上海比以往更是大不相同了，白色恐怖更加嚴重。就在陳雲着手恢復受到嚴重破壞的白區地下工作，並通過共產國際駐上海的聯絡員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繫時，7月22日、24日，上海臨時中央局、中共江蘇省委、共青團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壞，大批負責幹部被捕。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陳雲感到非常擔憂。

正在陳云為下一步行動焦慮的時候，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示陳雲及在上海的一些其他重要領導人立即離開上海，前往蘇聯。

1935年9月上旬，陳雲同陳潭秋、楊之華、曾山等一行七八人到達莫斯科。這時，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剛閉幕不久。陳雲同中共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代表團成員王明、滕代遠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接見。此時的共產國際迫切地想了解中國革命特別是紅軍的情況，陳雲的到來使他們感到喜出望外。

10月22日，陳雲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詳細報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經過和遵義會議情況。陳雲在報告中說：長征取得的第四個勝利是在遵義舉行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我們在這次會上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最後階段與西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了過去的領導人。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

通過陳雲的彙報，共產國際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增加了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的了解，尤其是對毛澤東的了解。

長征親歷者中第一個向全世界宣傳長征的人

在莫斯科，陳雲除了向共產國際通報中國國內的情況外，還為宣傳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年3月，在巴黎的《全民月刊》上，連載了一篇名為《隨軍西行見聞錄》的紀實報告。文章作者署名“廉臣”，自稱是被紅軍俘虜的“南京兵（即國民黨軍）”軍醫，被紅軍收用後隨軍長征，在四川西部尋機離隊返鄉。這位“廉臣”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講述了當時鮮為人知的紅軍長征的情況，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

《隨軍西行見聞錄》的真正作者就是陳雲。當時，由於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人們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知之甚少，國民黨的宣傳工具把紅軍叫作“赤匪”，比作洪水猛獸，把共產黨的領袖描寫成三頭六臂的怪物。紅軍長征開始後，蔣介石更是得意地向全世界宣稱，他的“剿匪”已獲得成功，紅軍已經被“擊潰”。為了揭穿國民黨的謊言，向全世界人民宣傳中國革命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真實情況，陳雲假借一個虛構的被俘國民黨軍醫之口，以生動、具體的事實，客觀公正地描寫了領導人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魚水深情。

《隨軍西行見聞錄》除對紅軍領袖人物進行了描寫外，還對紅軍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深得民心的情況進行了描寫。由於《隨軍西行見聞錄》寫得真實、感人，因此一問世便在國內外廣泛流傳，對於宣傳紅軍、宣傳中國共產黨起了很好的作用。

陳雲是長征親歷者中第一個向全世界宣傳長征的人。《隨軍西行見聞錄》比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早問世一年多。但是，直到1985年1月《紅旗》公開發表此文時，才揭開此文的作者之謎。

陳雲此文，對廣泛宣傳當時鮮為人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及其英勇的長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少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讀過此文，它成為他們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種動力。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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