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30日，蔣介石召見了時任外交部長的王世傑，他說：在現行憲法之下，我如果擔任總統，將會受到很大的束縛，“戡亂”工作將會受到很大影響。蔣介石要王世傑向胡適傳話，說他“極願退位”，不參加總統競選，提議胡適來當總統，自己願意當行政院長，“負責輔佐”。
王世傑於是找到了胡適，向他說明了蔣介石的看法，鼓勵胡適要“拿出勇氣來”，當仁不讓。胡適聽後表示：“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
經過兩天的談話，胡適接受了蔣介石的提議。但很快他就反悔，對王世傑說：我“仔細想過，最後還是決定不幹……昨天是責任心逼我接受，今天還是責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胡適接受提議的當天，蔣介石就帶話給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吳稚暉、張群等人，勸他們不要反對此事：“此乃黨國最大事件，余之決定必多人反對，但自信非貫徹此一主張無法建國，而且剿匪、革命亦難成功。”其中戴季陶反對最為厲害，蔣介石和他談話一小時，最終將他說服。
蔣介石在歷史上向來以貪權專斷著稱，他為什麼要把總統的寶座讓給毫無勢力的胡適？他既然讓出了總統，為什麼不久後又當上了總統？本文將在下面回答這兩個問題，若能耐心讀完一定大有收穫。
“總統制”還是“內閣制”？
1946年1月，國共雙方及各民主黨派在重慶召開政協會議，簽訂了涉及政府、建國、國民大會、憲法草案、軍事問題的五項協議。
此次政協會議非常成功，尤其是所通過的《憲草修改原則》，大大削弱和限制了蔣介石專斷的可能。梁漱溟評價說：“這樣一個憲法是最不利於蔣介石……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尤其是周恩來簡直是佩服之至，如獲至寶。”
2月1日，中央發出經過毛澤東修改的《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指出：政協會議“已獲得重大成果”，“從此中國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鬥爭”。
2月2日，中央甚至給陳毅發去了電報，要他鞏固華中根據地，以備將來中央機關可能會從延安搬到淮陰去辦公。（《毛澤東年譜》）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46年政協會議通過的《憲草修改原則》改變了36年5月5日國民黨制定的《五五憲草》的“總統制”原則，改用“內閣制”。《五五憲草》繼承的是孫中山《建國大綱》的思想，規定總統為國家元帥，有統帥軍隊、公布法律，任命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正副部長等官員的權力。而新的《憲草修改原則》將總統虛位高置，而沒有統率五院的權力，國家的大權主要集中於行政院，而行政院只對立法院負責，而不對總統負責。
府院之爭（總統府和行政院或國務院）從民國初年就一直存在。最早的時候，孫中山主張總統制，即總統掌握實權；而宋教仁主張內閣制，即行政院掌握實權。民國五年，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院總理段祺瑞之間的府院之爭，實質上也是在爭總統制和內閣制。
我們知道，今天的德國實行的就是內閣制，德國總統雖然是國家元首，但僅有象徵性的權力，實權都在德國總理手中。而法國實行的則是總統制，法國總統掌握實權，擁有任免總理，主持內閣等權力。
了解了這個重大的區別，我們就能知道為什麼蔣介石要把總統的位置讓給胡適去幹了，因為他沒有興趣當一個沒有實權的總統，他更感興趣的是擁有實權的行政院長一職。胡適當總統，自己當行政院長，所以蔣介石稱之為“負責輔佐”。
梁漱溟和很多人都認為，以蔣介石當時的地位和聲望，他只能被放在最高的位置當虛位總統，而不能做行政院長。就算他自甘降格，當了行政院長，也隨時有倒閣的風險，很不穩，因為按照《憲草修改原則》，行政院是要對立法院負責的，立法院有權推翻內閣，另組新閣。
也難怪蔣介石在得知《憲草修改原則》大驚失色，稱自己“不禁駭異莫名”，“本周最大之苦痛乃為協商會憲草組憲草原則之擅自規定”。
這份《憲草修改原則》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等人負責起草的，蔣介石當初派孫科代表國民党參加這項工作，本意是要他堅持《五五憲草》（孫中山《建國大綱》）的“總統制”原則，但沒有想到孫科卻表示，“先總理”的話不一定都對，不必句句照辦，直接改成了“內閣制”。
蔣介石在日記中大罵孫科“荒唐糊塗，受人欺詐”，“竟訂定此一違反總理革命之原則，真使人啼笑皆非，欲哭無淚矣，為之奈何！”
還有一個疑問就是，孫科寫完《憲草修改原則》後，蔣介石不知情嗎？為什麼他不及時制止呢？說起來歷史就是有很多偶然，當時孫科確實把《憲草修改原則》提前送到了蔣介石那裡，但蔣介石很忙沒有留意，以為孫科不會出問題，等到了政協會議閉幕的當天，蔣介石才翻看起來，一看嚇了一跳，但這個時候已經來不及叫停了，《憲草修改原則》已經通過了。
蔣介石的失敗嘗試
《憲草修改原則》通過之後，受到了蔣介石和國民黨內很多人的反對，國民黨的大員們在事後“頓足嚎叫，大哭大鬧”（梁漱溟語），說國民黨完蛋了，什麼都沒有了，投降給共產黨了，五五憲草被破壞無遺了……
蔣介石對此頗為無奈，安慰眾人說：“我也不滿意，但事已至此無法推翻，只有姑且通過。”他說好在這只是一個草案，是幾個黨派之間的協議，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我們知道，當時國民政府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國民大會（相當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大”這個詞在電影《建國大業》中被多次提到過。所以蔣介石就說：“等開國民大會時再說吧！””
此後，國民黨反對政協決議的一批人就製造了滄白堂事件、校場口血案。一些國民黨人士提出，要把政協的協議根本推翻，於是，蔣介石順水推舟，在1946年3月16日，國民黨的六屆二中全會上做出了修改《憲草修改原則》的決定。
政協協議是各黨派包括國民黨一致決定的，豈能容許國民黨單方面推翻？共產黨和民盟為此提出了堅決的抗議，周恩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政協一切決議不容篡改，憲法原則決議必須100%實現。”
毫無疑問，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徹底毀掉了了原本可能發生的“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把歷史推向了內戰的邊緣。
蔣介石計劃在國民大會上徹底推翻《憲草修改原則》，恢復《五五憲草》的原則，因此中共和民盟紛紛表示不會參加國大。所以，在歷史上，我們把1946年11月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稱為“一黨國大”，或者“偽國大”。
46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顧名思義就是制定憲法的國大，國民黨的本意是按照其六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恢復《五五憲草》的基本原則。但事實上，他們的這個嘗試沒能成功。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美國的干涉。
1946年8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給蔣介石發來密電，批評蔣介石推翻政協協定，稱“此種情勢，實為美國國民所深厭惡……殊感失望”，並威脅間隔即使，如果短期內不能改進，“則美國輿論對中國之寬宏慷慨態度，勢難繼續，且本人必須將美國立場重新審定。”直白地說就是，蔣介石如果堅持要修改政協協定，美國就會停止對他的援助，事實上，這封電報發出3天後，杜魯門就下令禁止美國向國民政府出售剩餘的軍火。
蔣介石對杜魯門的態度自然非常生氣，他在日記中稱，杜魯門“語意之侮辱壓迫，殊難忍受”，但是出於現實的考慮，他還是回復杜魯門，必將迅速改進，使中國進入和平民主的步驟。在美國的“侮辱壓迫”下，蔣介石最終接受了《憲草修改原則》。11月，制憲國大召開，最終通過了以《憲草修改原則》為原則的《中華民國憲法》。
儘管蔣介石做出了改變，在在他改變的過程中，內戰早已爆發，已成無可挽回的局面。
法外之法
轉眼就到了1948年，按照規定，這一年國民政府將召開“行憲國民大會”，實施憲法， 選舉總統。蔣介石要不要參加這個總統選舉呢？參加吧，一定當選，當選了就是“虛位總統”，失去實權。蔣介石陷入了猶豫之中。
經驗豐富的閻錫山看出了蔣介石的猶豫，48年4月4日，他給蔣介石寫信，建議他可以擔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掌握行政權和軍事權，蔣介石看後大為讚賞，稱其為“至理名言，先獲我心，感佩何似！”蔣經國的提議則更早，他在3月26日就對蔣介石建議，“謙辭總統，退任行政院長”最為適宜，雖然當不了總統，但仍有總統集權的實效。
蔣介石也有此心，經過反覆思考斟酌，3月30日，他召見外交部長王世傑，讓其勸說胡適出來競選總統，自己“負責輔佐”。
為什麼選擇沒有勢力的胡適呢？答案就是胡適沒有實力，便於掌控，如果是李宗仁、程潛這些軍方人物來干，搞不好蔣介石當了行政院長，還會再爆發一次“府院之爭”。
4月3日，蔣介石找到李宗仁，以自己不參加總統競選為由，要求李宗仁也不要參加副總統競選，結果李宗仁不同意，兩人撕破臉皮大吵一架，最後不歡而散，吵架的詳情在《李宗仁回憶錄》中有詳細記載。
4月4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執委全會，討論總統、副總統的提名問題。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宣布自己不參加總統競選，建議由國民黨提出一個黨外人士作為候選人（此時胡適已經拒絕參選）。結果，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除了吳稚暉和羅家倫，其餘全部反對。
國民黨的大員們基本都要蔣介石出來參選，比如張道藩聲淚俱下地說：“任何事情，我們都要堅決服從總裁指示，只有這件事情不能服從。”鄒魯則提議大家以起立的方式表示對蔣介石競選總統的擁戴……
在他們看來，國民黨的總裁無法當選總統，這意味着國民黨的敗亡。但他們也知道，當這個“虛位總統”也實在沒有什麼意思。國民黨元老張群發言指出了這一點：“總裁併不是不想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的規定，總統並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它只是國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長。他自然不願任此有名無實的職位。”
張群提議：“如果常會（國民黨中常會）能提出一種辦法，賦予總統以一種特權，則總裁還是願意當選總統候選人的。”
怎麼能想出一種辦法，既不違憲，又能讓蔣當實權總統呢？辦法是有的，就是起草一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虛位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能夠掌握超出限制權力。簡單來說就是和今天的美國一樣，宣布國家進入了“緊急狀態”，於是總統就能繞開兩院直接下達一些權限之外的命令了。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從1948年5月10日公布實施，後來國民黨敗退到了台灣，到1991年5月10日才宣告廢止，前後實施了43年。
也正是因為這個條款，我們所說的“解放戰爭”，在國民黨那邊叫做“動員戡亂戰爭”或者“戡亂戰爭”。
本文主要參考了楊天石先生的《1946年的政協會議為何功敗垂成？——圍繞<憲法修改原則>的爭論考察》和《蔣介石推薦胡適競選總統前後》，若想進一步了解此事詳細情況，可以翻閱這兩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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