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晴
一
1925年，六十一歲的茹經老人唐文治在《自訂年譜》中反思道：
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閱歷世變，始悟性情教育為尤急。
到了翌年，唐文治在《<南洋大學三十周年紀念徵文集>序》一文又重提性情教育的新定位：“故夫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問、真事業。余向主道德教育，及今思之，與其為道德高遠渾噩之談，毋寧言性情教育悱惻感人為得也。”唐文治一向認為道德、性情為人材之二維，“學問必本之性情，然後可謂真學問；經綸必根之德行，然後可謂大經綸。”至於孰先孰後，則唐氏一貫以道德為先。直到親歷清末民初十幾年間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才重新思考性情教育之價值，作出了如上論斷。於是，在唐文治教育理念的體系中，“性情教育”被提升為傳道受業的中心軌轍。唐文治認為，性情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情者，性之用。狀東方之色，悱惻纏綿而不可解者也。無情則無性，無性情則不可以為人。孔子論《詩》，曰興觀群怨，曰溫柔敦厚，皆性情為之也。”性情厚則可以培其本：“教育之道，一曰性情，一曰知覺，性情厚所以培其本，知覺靈所以廣其用。”在另一位儒學大家錢穆看來，如果一定要分辨性情與道德的優先級，則性情確為道德之源：中國人看性情在理智之上，有性情激發出行為，那行為又還是再還回到自己的心上，那便叫作“德”。一切行為發源於己之性，歸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為己之德，道德發於性情。
有意味的是，先於唐文治三年，梁啟超也在1922年通過幾次演講集中闡發了其“情感中心”說。1922年年初，梁啟超養病在家，以讀陶詩自娛，竟撰成《陶淵明》專著一部。也就是在本年，梁啟超執教清華學校，應文學社之請，作了題為《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的系列講座；同年5月，他在詩學研究會講演《情聖杜甫》；同年11月，他又在東南大學文哲學會講演《屈原研究》。梁啟超選取這幾個課題，意在開掘中國古典的情感論，從而對國族有淑世之效。
二
1901年，蔡元培在《哲學總論》中引入“美育”概念，認為美育具有情育的本質，主張“以美育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說》）。二十年後，歐遊歸來的梁啟超也圍繞“情感中心”提出了一系列的美育理念，比如“情感教育”“趣味教育”“移人”等。在梁啟超看來，情感教育的最大效能，便是情感的養成：“藝術家的責任很重，為功為罪，間不容髮。藝術家認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該知道：最要緊的工夫是要修養自己的情感，極力往高潔純摯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體驗，自己腔子里那一團優美的情感養足了，再用美妙的技術把他表演出來，這才不辱沒了藝術的價值。”（《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
歐遊時，梁啟超曾與伯格森有過一次“長時間之問難”，這堪稱是兩位東西方文化巨子的一次思想碰撞。歸國後，梁啟超治學主張有益人生而論文學強調情感，“均可溯源及此”。論者或曰，梁啟超的“情感”論，是對中國傳統“感物”說與伯格森“直覺”說的創造性融合。
梁啟超曾提及，“古來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是注意情感的陶養，老實說，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無論古今，從事情感教育的首要目的，“不外將情感善的美的方面盡量發揮”（《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與此相照應的是，梁啟超所標榜的“情感”大家，如陶淵明、杜甫，也在文學層面將情感有着淋漓盡致的發攄。是故，梁啟超目杜甫為“情聖”，稱其詩為“情詩”，稱屈原則是“情感的化身”，稱陶淵明是“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梁啟超之稱杜甫為“情聖”，並非一時興到之語。古代詩評，便稱杜甫為“此老鍾情之至”。梁啟超認為，杜甫之所以成為公認的“詩聖”，其內在支撐在於他在情感層面的真誠與深情，而杜詩更是“直寫真情至性”的典範之作。他每買到一種新的杜集版本，總是欣喜不已；在答《清華周刊》記者問時，他也把《杜工部集》列入留美學生應帶的書目之一。
“情感中心”“性情教育”，皆可在中國傳統思想資源中找到充分的依據，比較典型的如郭店竹簡提出的“性情”說：“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性自命出》）便可證明在先秦時期已對性情問題有了頗為深入的思考。從屈原《惜誦》的“發憤以抒情”，到《詩大序》的“吟詠性情”，再到陸機《文賦》的“詩緣情而綺靡”、王衍的“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可以見出中國的文學傳統中也有着重“情”的鮮明脈絡。
梁啟超談藝尚“情感”，論“情感”則尤重“含蓄蘊藉”，誠如他的譬喻所體現的：“向來寫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蘊藉的原則，像那彈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欖的那點兒回甘味兒，是我們中國文學家所最樂道。”（《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實際上，這一理念與中國傳統文論的“隱秀”之說頗有神理相通之處。從“情感中心”的立場出發，梁啟超對文學史上的諸多問題形成獨具隻眼的判斷，比如他在《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中指出，吳偉業的佳作，有時並不在“梅村體”之列，像《悲歌贈吳季子》“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便是一例。
值得深思的是，梁啟超在20世紀20年代提倡“情感中心”，也有着回應新文化運動文學進化論的動機，誠如他說“情感是不受進化法則支配的，不能說現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優美，所以不能說現代人的藝術一定比古人進步”，這就輔證了其觀點：“新事物固然可愛，老古董也不可輕輕抹煞。”（《情聖杜甫》）同一時期，在科學與玄學論戰中，梁啟超也作為玄學派主將發論，認為人類生活除了理智之外，還有情感，情感“可以說是生活的原動力”。在學術著作中，梁啟超也觸處發揮此旨，比如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盛讚戴震的“情感哲學”，且評價《孟子字義疏證》曰：“綜其內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近代以來，儘管不少學者意識到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美感特質，但囿於理論體系的先天缺失和概念術語的缺位，創穫甚少，因此，梁氏論撰從理論的歸納與提取層面來看，便顯得尤為難能可貴。
三
《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等講演的出現，標誌着梁啟超晚年決絕地走出了自己從前的“詩界革命”主張。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梁啟超對詩歌內核的把握在於“情感”：“天下最神聖的莫過於情感”，“情感是宇宙間的一種大秘密。”（《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作為“表情之具”的詩歌，其任務即是用情感來激發人。《<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1920）《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1924）《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等“為文學而文學”的理論便是此後不斷“醞釀發酵”的產物。在這期間，他致力於發掘中國古典詩歌中所體現的“‘純中華民族文學’的美點”，提出了著名的“情感中心說”。
“情感中心說”有一個認識前提，那就是梁啟超宏觀判斷歐洲百年物質、精神的變化，“都是由‘個性發展’而來。”（《歐遊心影錄》十）個性本於天賦，而情感則需涵泳。梁啟超嘗論詩人“最緊要的工夫，是要修養自己的情感”，“自己腔子里那一團優美的情感養足了，再用美妙的技術把他表達出來，這才不辱沒了藝術的價值。”（《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因此，“不能從單純審美的角度來理解，而應放在梁啟超後期在歐洲現代精神危機的參照下，所進行的個體德性啟蒙的規劃這一背景下來探討”。
從“詩界革命”到“情感中心”，並非簡單的善變。實際上，有關梁啟超的思想與行止，“流質易變”的理解障礙已經被學界廓清，學界尤其認識到梁氏在文化選擇與建構的艱難歷程中所秉持的開放包容之文化品格。梁啟超的每一次“易變”，並非是對過往主張進行完全的顛覆與摧破，而是省思之，損益之，汲取舊說中的心得之處，納入新的言說體系之中。
梁啟超於1924年《致史地學會同學書》中曾表達過“擬作《民族醇化與文學》”的計劃，這個沒有付諸筆端的論題，逗露出了梁氏對形而上層面的“詩界大革命”的期待。在梁啟超的理念中，走出“詩界革命”，實際並不意味着文學“啟蒙”功能的實現，但又不得不走出，因為歐遊前後聞見對其思想的衝擊，使他認識到重估傳統文學“情感”“趣味”價值的緊迫性。走出“詩界革命”之後，去向在哪裡？那就是走入全新的“詩界大革命”：期待通過文學藝術的獨立價值來提振民族精神，促成民族氣質的“醇化”；期待文士滌除文學的功利目的，純粹地“為文學而研究文學”；期待經過“國家百數十年之平和發育”之後，能有杜甫、白居易那樣的文學大家“出乎其間”；期待通過文學藝術的獨立價值來提振民族精神，催化民族氣質的“醇化”，“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經過了政體的“平和發育”以及民族的“醇化”，則到了文學大家出世的時代，這便是梁啟超走入中國“詩界大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了。
四
《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其實是梁啟超在清華學校的講演稿。據梁實秋回憶，梁啟超在講《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之前，做了充分的準備：“他的講演是預先寫好的，整整齊齊地寫在寬大的宣紙制的稿紙上面，他的書法很是秀麗，用濃墨寫在宣紙上，十分美觀。但是讀他這篇文章和聽他這篇講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猶之乎讀劇本與看戲之迥乎不同。”熊佛西曾回憶當時“看戲”時的精彩之處說：“先生講學的神態有如音樂家演奏，或戲劇家表演：講到幽怨凄涼處，如泣如訴，他痛哭流涕；講到激昂慷慨處，他手舞足蹈，怒髮衝冠！總之，他能把他整個的靈魂注入他要講述的題材或人物，使聽者忘倦，身入其境。”梁實秋《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一文，還記述了梁啟超講演《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時的情景：“先生的講演，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這次演講，給聽講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梁實秋、熊佛西之外還有曹禺。曹禺曾自述，他正是因為聽了梁啟超《情聖杜甫》的演講，受到“啟發而讀杜詩的”。梁啟超用極富情感的講演方式解讀了中國韻文里的情感，在講演現場乃至報章刊出之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直到今天，我們在《飲冰室合集》中讀梁啟超的這一篇講演文，比較適合的方式仍是出聲地念誦，甚至可以“設身處地”去體會梁啟超在做講演時的充沛情感。
以《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為代表的一組講演稿刊布之後，很快就在民國知識界被推為經典。上海中華書局印行梁任公《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時，特意收錄《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正如衛士生、束世澂《序言》所強調的那樣，“講做韻文的方法，登在去年《改造雜誌》上，必須參考的。”梁啟超《屈原研究》《情聖杜甫》等篇，也都曾被收入民國的國文課本。熊希齡撰《杜詩精選》，也是首載梁啟超《情聖杜甫》一文。從學術史來看，梁任公在演講中所拈出的“韻文”術語，也漸為學界所接受，影響所及，便是龍榆生於十二年後撰成的《中國韻文史》。
對於《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學界也多有人予以回應。任公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弟子朱右白的詩文理論便多有發揮師說之處，注重抒發真性情；羅根澤著《樂府文學史》亦屢引師說，其中便高度肯定任公對北朝樂歌情感“沒遮攔”的評價。龍榆生《清真詞敘論》曾援引任公“吞咽式”表情法之說，認為還應關注曲調本身對音節的限制；程千帆則認為任公對《春江花月夜》的評論顯得“平庸”；錢基博曾指出，“啟超論文之旨，則具見於《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兩文。”兩文分工，前文“所以治情感之文”，後文“則論記載之文與論辯之文者也”。多年以後，余光中重讀《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也認為梁啟超與錢鍾書是最懂李賀的學者，且推崇任公有“敏銳的直覺”。
（作者是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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