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以告密治國乃眾所周知之事。實則其子曹丕也繼承父輩遺志，將告密這一骯髒的統治手段發揮得淋漓盡致。
權力的佔據者鼓勵告密，往往源於缺乏自信。曹操如此，曹丕也是如此。公元220年冬，曹丕逼迫漢獻帝禪位登基稱帝，建國號為魏。在受禪過程中，曹丕廣造輿論，製造了黃龍現於譙縣、白雉現於饒安等祥瑞事件，又以五行讖緯之說反覆“強行論證”自己稱帝乃是天意的要求——所謂論證，不過是自讖緯之書中尋章摘句，然後再做牽強的解釋。如《易傳》里有“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一句，自曹丕處領了論證任務的太史令許芝便強行解釋說本年的祥瑞黃龍是七月戊寅日出現，可見天意明明白白是要讓曹丕來做皇帝。這許芝又引用《春秋佐助期》里的“漢以許昌失天下”一句為依據（此書流行於漢末曹魏時代，這句子可能是專為曹丕稱帝而量身創造的），說漢獻帝現在正好居住在許昌，可見天意已經決定了漢帝國要在此刻終結。
輿論宣傳搞了一大套，又逼着漢獻帝寫了好幾輪禪位詔書，好讓自己一再表演謙遜辭讓的戲碼，最終鬧到漢獻帝在詔書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引經據典”哀求，要曹丕為了天下百姓犧牲自我來做皇帝，曹丕才心滿意足登上受禪台，將稱帝的流程走完。走完流程後，他頗為得意地“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堯如何禪位給舜，舜如何禪位給禹，我可算是知道了。與此同時，曹丕下發了一道詔書：
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
妖言，就是民間自發傳開的、沒有經過曹魏政權審批的祥瑞與讖緯之說。親手操弄過祥瑞與讖緯的人，知道祥瑞與讖緯沒有任何真實邏輯可言。用顧頡剛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曹丕稱帝時將全國上下折騰了整整一個月，其實只是搞了一場“讖緯的喜劇”，那些寫滿了祥瑞與讖緯的文書雖然華麗，但不過是“現蒸現賣”的饅頭，曹丕需要什麼樣的祥瑞與讖緯，下面的人就現蒸饅頭，立即接單製造相應的讖緯與祥瑞。曹丕當然也清楚所謂天意，所謂歷史必然要歸於曹家，不過是宣傳用語。自己可以操弄天意，別人當然也可以。於是，不自信的曹丕決定在曹魏政權內部全面禁止民間講習讖緯之學，禁止與讖緯相關的著作流通。為了讓這禁令得到切實貫徹，曹丕頒布了“妖謗賞告之法”，凡製造傳播“妖言”者一律砍頭，凡向官府告密他人製造傳播“妖言”者一律有賞。
在曹丕的支持下，告密政策的執行非常得力。擔任治書侍御史、治書執法職務，在工作上與告密風潮有直接接觸的高柔深感擔憂。他上疏曹丕說：
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群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
高柔認為曹丕的告密政策太過殘酷。一方面是犯了錯誤就殺頭，不給任何改過從善的機會；一方面是只要有人舉報就獎賞（也意味着只要舉報必定成功），會鼓勵那些兇惡狡詐之徒肆意誣陷他人，會讓整個社會發生巨大的道德滑坡，變成人人皆無安全感的叢林社會。高柔還以周公與漢文帝不搞告密為例，試圖勸說曹丕放棄以告密治國這種極不體面的行為。
據《三國志.魏書.高柔傳》，曹丕的回應是“帝不即從”，沒搭理高柔的勸諫，繼續推行以告密治國，並取得了豐碩“戰果”——“校事劉慈等自黃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校事是專職負責告密舉報事宜的官員；黃初是曹丕稱帝後的年號，共七年；可知這上萬樁告密案件，全部發生在曹丕統治時期。
高柔擔憂民間因為告密泛濫變成叢林社會，是站在民眾的立場看問題；曹丕堅持要將告密治國推行到底，是站在曹氏皇權穩固的立場。立場歧異，二者的意見自不可能一致。而事情後續的發展，也驗證了高柔的擔憂。史載：
相誣告者滋甚。
既然告密沒有法律成本且能獲得賞賜，是一本萬利的買賣，既然政策鼓勵百姓作惡，百姓何樂而不為？你舉報我，我舉報你，告密終於成了一場全民運動。全民運動的後果，是善良在曹魏帝國退散，惡意與仇恨在民間恣意生長。到了黃初四年（223年），也是告密治國政策頒行的第四年，曹丕不得不下達另一份詔書，試圖以“族滅”的嚴酷刑罰來制止民間百姓的互相仇殺。詔書說：
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
詔書將百姓互相仇殺歸因為亂世兵革之災，是在掩耳盜鈴。北方在曹操晚年已趨安定，曹丕稱帝後除發軍三十萬征討過一次東吳外，並無大規模戰事。若民間因兵革之災引發仇殺案件，數量多到成了需要皇帝關注的社會問題，那這社會問題也應產生於曹操晚年社會初步安定之際，沒有拖了十餘年後才在曹丕時代爆雷的道理（何況東吳、蜀漢也處在同一場兵災之中，卻無這種社會問題）。詔書拿亂世兵革之災說事，不過是因為曹丕絕不願承認是自己發起的告密運動在民間散播下了大量的仇恨。被舉報者的親人向舉報者復仇，被複仇的舉報者的親人再向復仇者復仇，周而復始，成了無解之恨，社會也亂成了一鍋粥。由曹丕不得不拿出“族誅”這樣嚴酷的手段可知，當時民間私自復仇的風氣很盛。
族誅之刑似乎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黃初五年（224年）春正月，曹丕不得不再次下詔修改政策，宣布官府只接受謀反大逆之罪的告密與舉報，其他告密與舉報一律不受理。如果有人膽敢誣告，誣告別人什麼罪名，誣告者就要承擔什麼罪名。曹丕明白，民間仇殺成風同樣不利於曹氏皇權。他終於妥協，以詔書的形式宣布告密有成本，告密不再絕對安全。史載，曹魏帝國的告密之風“於是遂絕”。
曹丕死時謚號“文帝”，彷彿那誣告成災、仇殺成風的世界並非他的傑作。只有那些因告密風潮而失去性命、陷入仇殺的普通人，默默承受着制度之惡帶來的切實傷害。他們面目模糊，連半個姓名也沒能在史冊中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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