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塵埃——史無前例的大批判運動

胤禛製造文字獄的手段，並非一味地殺殺殺，而是不斷變換花樣。

工部主事陸楠生，因胤禛召見他時，覺得他態度不恭，後來又在奏摺中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言，胤禛疑為諷刺他老人家，遂將陸楠生革職，遣往新疆阿爾泰軍前效力。陸楠生是文人，到阿爾泰後仍不忘著述，寫下《通鑒論》17篇，結果被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奏劾，稱其文中“抗抗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也隨奏本繳上。胤禛看罷此書，竟不辭辛苦，親自寫下一篇雄文，對陸楠生的“狂悖”論點逐一進行批駁，曉諭內閣。胤禛身為一朝天子，居然如此小題大做，撰文批判一個充軍戴罪之人，心胸之狹隘，由此可見一斑。胤禛覺得已將陸楠生批倒批臭之後，遂下令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楠生就地正法。

另一位充軍阿爾泰的謝濟世，著有《古本大學注》一書，也被錫保奏劾。此書中“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語，令胤禛切齒憤恨，又嚴厲批判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朝臣看了皇帝老爺這番殺氣騰騰、言辭咄咄的逼問，都以為謝濟世必死無疑，哪知胤禛又玩了個把戲，密令錫保在處死陸楠生時，將謝濟世綁赴刑場陪斬，讓他飽受驚嚇之後，宣布免其一死。

在處置陸楠生、謝濟世案的同一年，胤禛處置了呂留良、曾靜一案。由於方式空前奇特，胤禛十分得意地自稱其為“出奇料理”。

呂留良是浙江崇德（今浙江省桐鄉縣西南）人，清初學者，早年曾參加過抗清鬥爭，後拋棄科舉，拒不出仕，隱居著述。他深受程朱理學的影響，在著作中宣揚“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認為元滅宋、清滅明，是華夏歷史上的大災難。仇恨滿清的情緒在他的著作中時有表露，“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是他仇滿思明的名句。他的著述廣為流傳，對江南士子影響很大，時稱“東海夫子”。呂留良死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死後家鄉人為他立祠祭祀。湖南永興人曾靜，是呂留良的信徒，受其思想影響，進行反清復明活動。雍正六年（1728年），曾靜聽人傳說川陝總督岳鍾琪曾上書指責胤禛，認為他對皇帝不滿，便物色他為策反對象。他給岳鍾琪寫了一封策反信，信中列舉胤禛謀害其父、逼母殉死、弒兄殺弟、誅忠用奸、耽酒好色等十大罪。又稱岳鍾琪是岳飛後代，鼓動他仿岳飛抗金事迹，起兵反清，派徒弟張熙到西安投書，結果案發。

胤禛看了張熙的“逆書”大為震驚，命岳鍾琪嚴查此案。案情很快查清，胤禛傳諭浙江總督李衛逮捕呂留良的親族、門生，又遣使到湖南會同地方官逮捕曾靜和他的同謀以及各家親屬。呂留良與曾靜等人著作一併搜繳。兩地共逮捕數十名要犯，並查獲呂留良及其弟子與曾靜等人的所有著作，包括日記、講義、語錄、詩文集等。曾靜的《知幾錄》、《知新錄》等被視為“大逆之書”。翌年，兩地在押人犯解到京師，胤禛向寵臣透露了他處理此案的計劃：“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傾耳以聽可也。”隨後，一系列奇招相繼出台。

胤禛首先宣布將投書策反清廷重臣岳鍾琪的曾靜、張熙免罪釋放，並宣稱：以後對他們的子孫也不得加誅。胤禛留他們一條活命的目的，是利用他們到各地現身說法，做反面教員。隨後，胤禛下令彙編他兩年中對此案的批諭，附以曾靜的口供及其悔罪頌聖的《歸仁錄》，合編成《大義覺迷錄》一書，作為大批判教材刊發全國學校，命各地教官督促學人士子認真閱讀，敷衍者治罪，展開了一場全國性的批判反滿復明思想的運動。又令朝臣分別帶着曾靜、張熙到各地宣講此書，為官方頌發的大批判教材增強說服力，同時又顯示自己光明正大，事事英明正確，不怕反對派的誹謗。

對於已經死去的呂留良，胤禛的處置卻十分嚴酷。曾靜被捕後，胤禛曾派刑部侍郎杭奕祿到長沙對曾靜等人進行審訊，並展開攻心戰，向其宣講大清前朝皇帝的“深仁厚澤”，以及胤禛的“天地之量，堯舜之仁”。曾靜終於在威逼恫嚇和攻心戰術的雙重壓力下低頭認罪，並奉命寫下《歸仁錄》，痛悔己罪，頌揚胤禛龍椅得來之正和勤政愛民的豐功偉績。

曾靜的供詞有一萬多字，其中引古證今，對自己的謀反之舉多方回護和掩飾，但歸結原因，乃是“誤讀呂書所致”。這又使大批判運動的開山老祖靈感大動，奇招之後又出奇招。他把呂留良戴上“教唆犯”的帽子，親自連篇累牘地撰寫大批判文章，對呂留良及其門徒嚴鴻逵等人的思想言論進行嚴厲批判，斥其為“喪心病狂，肆無忌憚”、“悍戾凶頑，好亂樂禍”。批呂留良，斥其“自作胸臆，造作妖妄”、“罪大惡極”，是“名教中之罪魁禍首”。這些詞彙，為後世批判思想犯罪提供了運用的範例。他認為已將呂留良等人的反動思想批深批透之後，下令將“教唆犯”、“罪魁禍首”呂留良處以極刑。

清朝對死人處以極刑，就是按“大逆律”開棺戮屍並梟首示眾。呂留良定罪後，胤禛並不急着下令執行，而是再出奇招，詔示全國“令各省學臣編行詢問各學生監等，將應照大逆治罪之處，取具該生結狀具奏，其有獨抒己見者，令自行具呈，學臣為之轉奏，不得阻撓。”並在上諭中強調指出：“朕思呂留良之罪，從前論旨甚明，在天理國法，萬無可寬。然天下至廣，讀書之人至多，或者千萬人中，尚有其人，謂呂留良之罪不至於極典者。朕慎重刑罰，誅奸鋤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與眾棄之之至義。”（《康雍乾間文字之獄》）

胤禛這一招，可謂一舉數得，一是做出聽取天下公論的姿態，可以不花本錢地賺取至公至義，順乎民心的美名；二是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再次進行恐嚇宣傳，製造凡反對滿清者“國人皆曰可殺”的恐怖氣氛，以震懾知識界，震懾全國臣民，讓他們永遠服服帖帖地受其統治；三是搞一次引蛇出洞的“陽謀”，將同情呂留良等人且懷有反滿思想的人一網打盡。對於徵求公意的結果，他成竹在胸，對於手握生殺大權的皇帝的旨意，想保住腦袋的人都會表示堅決擁護。

這次公示，基本收到了胤禛預想的效果，只是引蛇出洞的“陽謀”收效不大，全國只有福建人諸葛際盛與浙江人齊周華“獨抒己見”，為呂留良鳴不平。這兩位獨抒己見者的下場是，一個被殺，一個被逮入監獄。從這兩個人的命運可以推斷，即使有成百上千的人為呂留良說話，其下場仍然是被殺或被關。

既然全國的讀書人一致“擁護”將呂留良按“大逆律”治罪，也即“國人皆曰可殺”， 胤禛便名正言順地做出裁決：

呂留良與其已故之子呂葆中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呂留良之子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遣往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呂氏家產抄沒，折銀充本省工程費用。呂留良已故門生嚴鴻逵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遣往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門生沈在寬斬立決。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及其信徒20餘人，或判監斬候，或流放、杖責。對於呂留良的著作，胤禛不同意朝臣禁毀的提議，而是將有朱軾等文臣逐條批駁的呂留良的《四書講議》和《語錄》等書，刊發全國學校，作為批判呂留良的輔助教材。

胤禛對呂留良、曾靜案的“出奇料理”到此結束。憑藉至高無上的威權任意強姦民意，殺人之前為自己找一個名正言順的借口，是歷代皇帝老爺慣用的流氓伎倆，而胤禛重懲思想犯、發起全國性的大批判運動、廣泛印發批判材料、搞公眾表決等等奇招，卻為他的兒子弘曆以及後世的皇帝、准皇帝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以上所述，只是幾起有影響的大案，雍正一朝，因文字獲罪者遠不止此。另有一些朝臣官吏、文人學子，因一句詩、一段文字甚至一個詞被視為“悖逆”而被殺或是下獄、貶官流放。道士賈士芳入宮為胤禛驅邪治病，因咒語中有“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一語，被砍了頭；福建上杭縣童生范時傑、太常寺卿鄒汝魯，因上表歌功頌德，表中有不當詞句（當然都是皇帝老爺牽強附會）而被治罪。此處不再一一詳述。

胤禛屢興文字獄，並別出心裁地搞全國性大批判運動，把臣民整成了寒蟬仗馬，文人學子的士氣被摧斫殆盡。雍正十一年（1733年），胤禛想振興衰頹已極的文風，重開博學鴻詞科，誰知文人士子都被他胡亂砍殺的屠刀嚇怕了，沒幾個人敢於應試，此事只得告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