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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矮子丕平的統治下，博尼法斯試圖保持法蘭克教會的一些獨立性。在維爾茨堡和埃爾福特（Erfurt）教區，他開始任命自己的追隨者為主教。
同時博尼法斯召開了一系列宗教會議來改革法蘭克教會。他與教皇合作，按照盎格魯·撒克遜的主教制和教皇制度改進了法蘭克的宗教組織結構，並按照本篤會規（RuleofSt.Benedict）改革了修道院，建立了修院學校（monasticschool）。
在加洛林家族和博尼法斯的領導下，8世紀對法蘭克王國來說是政治和宗教都得到鞏固的時期，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在法蘭克人中極大地加深了。
基督教信仰與法蘭克人
768年丕平去世，他為兒子查理曼和卡洛曼一世（CarlomanI，751-771）留下了一個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欣欣向榮的王國。卡洛曼一世於771年早逝，這樣查理就成為王國的唯一統治者了。
在8世紀的進程中，法蘭克再次統一成一個單一的王國，即加洛林帝國（CarolingianEmpire）。
加洛林家族也有男性子嗣瓜分國土的傳統，但是，幾代人下來，加洛林統治者始終只有一位繼承人能夠存活，所以加洛林的統一也許是因為運氣。
789年查理曼頒布敕令——《大勸諭書》（AdmonitioGeneralis，又譯“廣訓”），查理曼以一種“君師合一”的身份，運用教會法和《聖經》，向整個加洛林政教精英階層（幾乎是男性為主）訓誡，要求他們履行各自的職責，在整個基督教社會傳布正確的信仰和作風。
他把自己比作《舊約》中的約西亞（Josiah）國王，他負責讓他的人民恢復正確的信仰，並把摩西（Moses）的誡命作為法律頒布給他的人民。
學者羅米格認為，《大勸諭書》帶有一種道德改革（moralreforms）的傾向，同時還具有“千禧主義”（millenarian）的色彩，查理曼的莊嚴責任不僅僅是剷除罪惡，還包括為世界的末日做好準備。
《大勸諭書》描述了一封帶有世界末日信息的“天堂的來信”，以及這封信如何在全國範圍內流傳的，但人們並不相信，《大勸諭書》警告說:“在最後的日子裡……會有假教師出現，正如主自己在福音書中所預言的那樣。”
主教和教士需要更加努力地引導靈魂獲得救贖，同時也要把“犯錯的羊”——那些不積極履行基督教義務的人——拉回“羊圈”。
所有法蘭克人，無論是世俗人士還是教會人士，都必須以更虔誠的精力和熱情來遵守上帝的戒律，失敗的話會導致魔鬼在人間肆意橫行。
如此可見，《大勸諭書》體現了查理曼的雄心，即建立一個基督教王國。在查理曼統治前期，政教聯盟關係尚不成熟，教區的劃分並不統一，管理也很混亂。
《大勸諭書》也旨在解決這些問題，其內容涉及人事任命、宗教禮儀規範、教區劃分規範、日常生活的規範等方方面面。
其規定之詳細，內容之全面，使得《大勸諭書》對基督教會和法蘭克世俗社會都產生了極大影響，後世諸多教會規範制度的文件的起草經常將其作為藍本，也使世俗人士的信教行為得到了規範，基督教信仰在法蘭克社會中進一步加深。
經過查理曼多年的開疆擴土，加洛林帝國的版圖已經極為遼闊。公元800年聖誕，查理曼的加冕意義重大：
第一，從法理上講，此舉羅馬教廷是對拜占庭伊琳娜（Irene，797-802在位）女皇的攻擊，利奧三世認為伊琳娜是女人，沒有資格和權力來統治男人。
第二，此舉名義上延續了西羅馬帝國的香火，使加洛林帝國帶上了“羅馬”的印跡。
第三，加冕展現了法蘭克世俗和教會之間的聯盟關係。
而在文化方面，為提升帝國的學術水平，查理曼將各地的學者彙集到亞琛。
有傳記作者、詩人艾因哈德。歷史學家執事保羅（PaultheDeacon，720-約799）、後擔任奧爾良主教和弗勒里（Fleury）修道院院長的狄奧多夫（TheodulfofOrléans，750-821），以及來自英格蘭約克郡的阿爾昆（Alcuin）等。
阿爾昆的思想極大地刺激了加洛林王朝的基督教學術發展。在這些學者的努力下，學術最發達的地方就是修道院，富爾達、圖爾、賴歇瑙（Reichenau）等修道院培養了諸多學生。知名的有瓦拉弗里·斯特拉博（WalafridStrabo，約808-849），他是禿頭查理的老師。
教會改革的推進
查理曼與阿爾昆繼續推進了博尼法斯的教會改革，他將完整的《本篤會規》交給帝國境內的各個修道院，要求他們認真遵守。
學者彼得·李伯庚（PeterRietbergen）認為這次文化運動看似復興古羅馬文化，實則是建立基督教法蘭克帝國的基礎。
阿爾昆對《聖經》進行了重新的語法校對，狄奧多夫則對《聖經》做了學術性的注釋，其他基督教經典也在查理曼時期得到了較好地修訂。
這些基督教經典得以保留、傳承。自此，加洛林社會完全籠罩在基督教信仰之下。
虔誠的信仰是所有道德品質的基礎，加洛林時期，基督教信仰完成了向佔據統治地位意識形態的轉變，成為加洛林王朝統攝人心、整合社會成員行為的一種具有強制性特徵的精神文化規範，逐步具有了對文化認同、身份認同乃至政治認同加以標識的功用。
對外征服，以傳布福音為根據，以剷除異教、捍衛上帝事業為借口；對內整合，以修道院改革運動、剷除各類異端思想等方式，不斷強化更為純潔、純正的信仰，籠絡人心。
當加洛林社會在9世紀達到了在信仰上具有同一性和同質化程度的同時，又致使加洛林社會文化在信仰上具有了強大的排他性的屬性。
加洛林社會是一個處處瀰漫著基督教崇拜的歷史空間，當時人們的精神世界全然被上帝神光所籠罩，就連史家們津津樂道的所謂“加洛林文藝復興”也是以基督教崇拜不斷升華為主要標誌。
於是堅定的基督教信仰自然是該社會基本價值觀念的主要成分，也是成為一位合格男性必須具備的品質。
世俗鏡鑒
信仰基督教後，加洛林的世俗男性道德觀念的內核變得較為清晰，男性和女性、基督和世俗——加洛林人假定存在於這些類別之間的所有等級關係，都是性別意識形態完全建構的產物。
基督教信仰隨之帶來了一些新的普適性的道德觀念，是世俗和神職男性成員都應該持有的，同時以學者梅克·德·容的研究所揭示，無論在思想還是實踐層面上，世俗政治和教會在加洛林時代都是高度重合的，並且難以分割。
9世紀後，隨着基督教信仰的加深，以及伴隨着所謂“加洛林文藝復興”，各種類型的基督教作品相繼問世，一種強調《聖經》權威和教父權威的《聖經》文化產生，加洛林“鏡鑒書”應運而生。
“鏡鑒書”是加洛林時期的一種文獻類型，根據其寫作對象，可分為“世俗鏡鑒”(英：LayMirrors)和“王者鏡鑒”（Speculumprincipis,英：MirrorsforPrinces）。
由於加洛林時期，教會人士在知識、文化上處於壟斷地位，掌握着闡釋基督教經典文本的特權，所以“鏡鑒書”多由飽學的知名教士所撰，寫給有一定地位的貴族男性，並帶有相當強烈的基督教價值觀色彩。
阿奎萊亞的保羅的《勸勉書》的寫作對象是弗留利的公爵埃里克（拉丁：Heirichus/Ehericus），他可能出生在斯特拉斯堡（Strasburg），關於他的出身家庭，目前尚無定論。
埃里克第一次出現在史料中是在《王室法蘭克年代記》796年對阿瓦爾人的一次戰役中：“在斯拉夫人沃尼米爾（Wonimir）的指揮下，弗留利公爵埃里克派遣其麾下兵馬攻入潘諾尼亞（Pannonia），並令其劫掠了阿瓦爾人貯存在環形大營中的財寶，數代人以來，這座環形大營都不曾有人踏足。”
從取得的戰果來看，埃里克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799年阿瓦爾人背叛，他在裡布爾尼亞（Liburnia）的塔爾薩提卡城（Tarsatika）附近遭遇該城居民伏擊，史書中記載或哀嘆他的死亡。
阿奎萊亞的保羅
最知名的是阿奎萊亞的保羅創作的《葬禮哀歌》（VersusPauliniDeHericoDuce）。在哀歌中，他頌揚了埃里克英雄般的人生，他的陣亡讓人們感到悲傷。
阿奎萊亞的保羅（726-802/804）是一位主教、神學家、詩人，也是“加洛林文藝復興”最傑出的學者之一。從787年到去世，他一直是阿奎萊亞的主教。
他參加了一些反對西班牙嗣子派異端（SpanishAdoptionism）的會議，並推動了改革和將“和子句”（Filioque）納入《尼西亞信經》（NiceneCreed）。
此外，保羅推動了阿瓦爾人和阿奎利亞地區的高山斯拉夫人（alpineSlavs）的基督教化。因此，他也被稱為斯洛文尼亞人的使徒（apostleoftheSlovenes）。
保羅的《勸勉書》現至少有30份手稿存世，日期從9世紀到16世紀，該文本在10世紀的不列顛也有出現。雖然埃里克的名字從未出現在該文本的任何手稿中，但他是最有可能的寫作對象。
保羅與埃里克的親密私交從《葬禮哀歌》中可以看出，它與《勸勉書》也有共同的主題。
在阿爾昆的一封寫給埃里克的信也可以看出，信中他說道由於保羅擔任了埃里克的精神顧問，他本人（阿爾昆）就不需要給他（埃里克）寫更多關於基督教信仰的信。
這意味着保羅和埃里克存在信仰和精神上的交流。《勸勉書》共65章節，其主要內容是基督教信仰和道德規勸。
阿爾昆的《美德與惡行》的寫作對象維多是“維多尼德”（Widonid）家族的一員，該家族在9世紀初主宰了紐斯特里亞(Neustrian)的政局，家族的一個分支成為意大利斯波萊托（Spoleto）的公爵。他在799年對布列塔尼的戰爭中表現得極其英勇：
“不列吞邊區統帥伯爵維多（Wido）率領麾下諸位伯爵殺入布列塔尼地區，橫掃整個布列塔尼，將其予以征服。當國王陛下由薩克森返回時，維多向其進獻了不列吞首領們在投降時所呈交的兵器，上面皆鐫刻有其姓名。
這些首領們均將各自所擁有的土地、屬民以及其本人等一併奉交給法蘭克人，至此，整個布列塔尼地區咸處於法蘭克人統轄之下，此乃前所未有之盛事。”
公元799年或800年，圖爾的聖馬丁修道院（St.MartinofTours）院長阿爾昆給布列塔尼伯爵維多寄去了一封書信，其題為《美德與惡習》（Devirtutibusetvitiis），阿爾昆討論了美德和惡習，即應該如何做一個合格的人，這裡的“人”指的是男人。
這部作品也被視為“鏡鑒書”的一種，其流傳相當廣泛，迄今為止已經發現存有140份手稿，還被翻譯成其他語言，成為了古英語講道和佈道的手冊，以及古英語詩歌SpeculumGydeWarewyke。
阿爾昆的文本是加洛林時期針對世俗男性貴族的幾部鏡鑒書中最有影響力的一篇。卡倫·錢德勒（CullenJ.Chandler）認為阿爾昆的《美德與惡行》是加洛林時期有關道德類著述的巔峰之作。
可見此封書信對研究加洛林時期道德規勸的學術價值。
參考文獻
髙世瑜:《中國婦女史研究百年回顧》，《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 期。
[比利時]弗朗索瓦·岡紹夫：《何為封建主義》，張緒山，盧兆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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