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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國公益研究所發布了去年的中國捐贈百傑榜單，人們赫然發現，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再次上榜，從2013年到2014年個人累計捐贈四千萬元。
從領導崗位退休後，朱鎔基便一直在寫書，他的《朱鎔基答記者問》、《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等書一經發售便大獲好評，出版不過短短數月便賣出了上百萬套。
他捐贈的這些善款，便是他累積起來的稿費。
而他捐贈的對象，則是那些大山裡沒學可上的貧困孩子，這些善款的用途則是改善他們的學習環境和生活條件。
這一消息在網上發布後，網友們對於朱鎔基基本上都是好評如潮，像“人民的好總理”、“兩袖清風一身正氣”等評價布滿屏幕。
那麼，朱鎔基總理在任期間又做過哪些事情呢？
出生革命年代
1928年，朱鎔基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的和平村，他出生的時候世道並不太平，在他出生前，國民黨在長沙於1927年5月21日發動了“馬日事變”。
國民黨軍官許克祥調集獨立三十三團，向省農民協會等機關發起襲擊，殺死革命群眾和共產黨員一千多人，整個長沙乃至湖南籠罩在白色恐怖中。
而在朱鎔基出生不久後，紅軍方面曾經兩次攻打長沙，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戰果，在這之後毛主席建立了井岡山根據地，長沙一度成為了國共兩黨拉鋸交鋒的中心點。
朱家在和平村算得上標準的貧苦家庭，家中一直在溫飽線上下徘徊，朱鎔基剛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所以他自降生在這個世界時便未嘗過父愛。
但即使這樣朱鎔基也並未怨天尤人，他在母親的拉扯下努力成長，只可惜好景不長。在朱鎔基九歲那年，他的母親也因病逝世，
父母接連離去對於一個九歲的孩子而言無疑是天打雷劈般的不幸，但所幸有着同村老人朱學方等人的接濟，年幼的朱鎔基才得以在兵荒馬亂的年代生存下去。
1938年11月，也就是朱鎔基十歲那年，日軍飛機轟炸長沙，長江下游各省相繼被日軍佔領。
蔣介石電令防守長沙的國民黨軍官，如果長沙失陷，務必要燒毀全城，不給日軍留一磚一瓦，希望他們做好準備。
11月12日深夜，擔任放火任務的警備第二團的團長徐昆得到了錯誤的消息，誤以為日軍已經到了長沙新河，於是在長沙城各地預備好的放火隊員迅速出動，提着煤油等易燃物品，噴洒在民宅商店中。
剎那間，烽煙四起，整個長沙成了一片人間煉獄，這場燃盡全城的大火持續了整整七十二個小時，連燒三天，傷亡人數達到了三千多人。
整個長沙城百分之八十的房屋被焚燒，後世將這場大火稱之為“文夕大火”。
而當時的朱鎔基還不知道離他只有幾公里外的長沙城會發生如此慘絕人寰的慘案。
悲慘的身世並未讓朱鎔基一蹶不振，反而塑造了他少年早熟，努力奮鬥，沉穩認真的性格。
1941年，朱鎔基考上了長沙廣益中學，這所私立學校在整個長沙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時至今日，在廣益中學保存的檔案中，還記載着當時朱鎔基優異的成績，在前五個學期中有三個學期名列第一。
1947年，朱鎔基在從湘西的某所高中畢業後，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清華大學電機系，於194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黨員。
由於成績優異，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朱鎔基一進學校便拿到了獎學金。在當時，機電系的功課是全清華最難的，但朱鎔基卻遊刃有餘，在班上是“業務尖子”之一。
在學習之餘，朱鎔基也愛好唱戲，他曾經在清華京劇隊當過票友，並且在那裡認識了他日後的妻子，清華機電系58屆畢業的勞安。
在清華，朱鎔基不僅僅收穫了知識和愛情，在這裡他也增強了自身能力、樹立了信仰。
1999年，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萊特訪問中國，面對這位以“人權衛士”自居的美國人時，朱鎔基對她說道：“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歷史比你早的多。”
而朱鎔基口中的運動，便發生在他上清華的時候。
向上青年
1948年4月，由於南京國民黨政府發動了內戰，導致了各地物價飛漲，民生凋敝。
面對這種情況，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飢餓、反迫害”的“四月學運”風暴，清華等院校的師生員工為此舉行了連續半個月的罷課。
在當時，為了保護清華的校園安全，學生們成立了“護校糾察隊”，朱鎔基便是當時的隊員之一。他和郭道暉等人一起拿着棍棒，在夜間輪流值班，守護校園。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打響，當時聽聞消息後的朱鎔基主動自願報名參軍，是當時電機系黨支部里第一個報名的人。
只可惜，後來黨組織並沒有批准他參軍的請求，在考慮到工作方面的需求後，於1951年推薦了朱鎔基擔任學生會主席。
當上主席後，朱鎔基不但要指揮、開動龐大的“學生會機器”，還要隨時在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為抗美援朝戰爭發表演講。
他動員和組織同學積极參加各種遊行活動，聲援浴血奮戰的志願軍戰士，並且還牽線清華大學的校委與青年團，聯合二者共同制定了“全校愛國公約”
多年後，在朱鎔基擔任上海市市委書記時，當有人誇讚他口才好、組織能力強時，朱鎔基回憶道：“這些都是我在清華擔任學生會主席時鍛鍊出來的。”
1951年，朱鎔基以優異的成績從清華畢業，畢業後他先是在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任職，然後又去了國家計委工作。
從1970年到1975年，朱鎔基到國家計委農場參加勞動，在那裡，他種過麥稻，棉花，小稻，養過豬也放過牛羊，甚至還當過炊事員。
1975年後，朱鎔基回到了北京，後來又被分配到石化部的電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
朱鎔基在那裡帶了一支徒工隊伍，從爬電線杆開始培訓，一直成長到到能安裝二十多萬伏的高壓線和十多萬伏的變電站為止，這段經歷給了朱鎔基很大的感觸，也讓他積累了一點基層工作的經驗。
1978年，在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朱鎔基被恢復了黨籍和職務，並且從1983年起擔任了國家經委黨組副書記。
1987年，朱鎔基調任上海，在即將當選上海市市長時，他面對全市的人大代表，說出了這樣一句話：
“如果我當選市長的話，我決心讓下一屆市政府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效率的、廉潔的政府。”
朱鎔基與鄧小平
當時正值中國經濟改革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經濟體制的轉軌處於關鍵時期，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遇到的考驗尤為艱巨和複雜，朱鎔基面對的考驗也是從政生涯以來最大的。
當時的上海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大城市，擁有着一千兩百多萬人口，但財政收入卻不是逐年上升，而是每年都在往下降。
1985年的財政收入是一百八十一億元，到了1986年便少了五億元，而到了1987年則又少了十一億元。
除此之外，當時的上海也發生了好幾件大事，肝炎大流行、擺渡踩踏事件造成的重大人員傷亡。
而且當時的上海市市區還不像現在這樣繁華，貧困潦倒、髒亂差是常有的現象，上海人手頭也比較窘迫，經濟水平比不上周圍的無錫浙江溫州也是事實。
上海市長
在《浦東史詩》一書中，其作者何建明就曾經講述過這樣一件事：
他說當時曾經聽一位崑山人說過，上海的師傅喜歡吃陽澄湖的大閘蟹，於是他在招聘上海的師傅時便跟他們談條件，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廠子里來幹活，我就保證每個月給你發一份像樣的工資，另外加二十隻陽澄湖大閘蟹。
這種到星期天去鄉下做外快的事讓上海的師傅們高興的不得了，因為他一個月只用出去干四天，外加拎回來二十隻大閘蟹，但收入卻是自己在廠子里幹活的三倍左右，而像這樣的師傅，在當時的上海也算得上是富人了。
但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情況，真正令上海人感到危機的，則是當時一向緊俏的上海品牌漸漸都成了滯銷品，比如“大白兔”奶糖、“上海牌”手錶，還有“蝴蝶牌”縫紉機，甚至是“光明牌”冰棍等等。
更要命的是，當時十分流行的上海服裝也漸漸被香港、廣州深圳等地的洋裝所取代，這些洋裝款式多樣又便宜，既花哨又好看，而人們對上海貨的評價是過氣又難看、價格死貴死貴的。
上海貨都沒人要，人們都不買上海貨,這是那個時候的上海人從未遇到過的尷尬事情。
就是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朱鎔基成為了上海市的市長，他的身上肩負着復興上海的重擔。
走馬上任後，朱鎔基幹的第一件事便是了解整個上海市的財政情況，上午從北京離開，下午便一個人單槍匹馬的趕赴到財政局，跟局長面對面的“翻”着財政帳。
在了解過財政後，朱鎔基提出的第一句話便是“提倡實幹，辦實事”。
他首先着手於民生百姓，當時的上海正流行甲型肝炎，物價飛漲，市民幹部情緒低落，面對這種情況，朱鎔基經過深入調查，提出了“菜籃子工程”，將讓老百姓吃的好，吃的便宜作為當時工作的突破口。
為此，他專門派人去北京、天津等地勘查取經，制定了購銷改革體制和生產副食品的整體方案，並且推動產供銷一條路改革。
經過幾年的努力，上海的“菜籃子”品種逐漸趨於豐富，價格也漸漸穩定下來。
除此之外，朱鎔基也充分發揮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作風，他狠抓幹部作風，強調要實施群眾監督，並且先從局長開始抓起。
當時朱鎔基管幹部就是抓兩頭，上抓局級幹部，下抓派出所、工商局、稅務局等跟老百姓聯繫最密切的政府行政部門。
當時“走關係，送外煙”等風氣十分嚴重，朱鎔基面對這種現象的處理辦法就是將機構的辦事制度直接公開，並且接受群眾的監督，將辦事流程、該怎麼辦、幹什麼都光明正大的寫出來。
就這樣，在全市人民的監督下，當時上海市的政府機構辦事作風為之一變，一時間人人拍手叫好，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
1988年，朱鎔基首次提出“建設現代化上海，開發浦東地區”，並在五一節後參加了“開發浦東”的國際專題會議。
這次會議總共有一百四十多名中外專家參與，當時作為上海市市長的朱鎔基坐在市委書記江澤民身旁，仔細認真的聆聽着這些專家們的意見。
事後，他與“老上海”經叔平商定，推出了“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這一機制，這個“借腦”機制給日後浦東乃至上海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在朱鎔基上任期間，他大力推進了以交通為中心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在面對資金建設等困難方面，他提出必須有舍有得，砍掉了一批不必要的樓堂館項目，努力爭取到了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以及一些其他發達國家的優惠貸款，讓上海虹橋機場的改造、地鐵一號線以及南浦大橋等工程建設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整個上海的交通狀況也在他的推進下大有改觀。
前文曾經提到過，上海市區的住房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在大力推進住房制度的改革後，朱鎔基曾經多次深入到棚戶區和舊城區參觀，很多次目睹了幾代人擠在一間屋子中的場景。
他明白，住房困難其實是當前上海市民最棘手的民生問題之一。
面對這種情況，朱鎔基下定決心要改變這種困難，他遠赴香港、新加坡等地，經過實地考察後，提出了上海要走企業、個人和國家共同建設房屋的道路。
他在全國率先提出了住房公積金的制度，並且制定了上海一年要完成五百萬平方米的房屋建造目標。
朱鎔基認為，舊城區的改造要跳出以往的老路子，不能一味的原地拆遷，要確立“挺進大別山，打到外線去”的意識思想。
朱鎔基的改革思路，最終為上海的強化住房保障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住房商品化改革提供了充實的後備力量，更為全國的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朱鎔基主政上海的期間，頂住了當時“姓社姓資”的責難，依靠群眾穩定了上海，大膽的推進了上海市的改革開放，打開了上海改革的新局面！
1991年，朱鎔基離開了上海這個他曾經為之奮鬥一千兩百多天的地方，前往北京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
1993年6月，朱鎔基兼任了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同時再次遇到了新的挑戰。
當時，隨着鄧小平同志的南巡以及“市場經濟”的出籠，全國各地的經濟就猶如燒開的沸水一樣。
在這一年，國務院的投資預算已經是空前的八千億元，但實際上的投資數目則達到了11829億元，在中央政府批准的119個經濟開發區中，每天都有500家公司開業。
當時的貨運列車短缺五萬輛，燃料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六十九，糧價上漲了百分之四十三，通貨膨脹問題岌岌可危。
面對這樣一隻隨時會吹破的經濟大氣球，朱鎔基首先提出了經濟過熱這一言論，並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他迅速主持擬定方案，在二十天內，聯合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頒布了震撼全國的整頓十六條。
在兼任銀行行長後，朱鎔基迅速展開行動，嚴令下屬銀行的負責人在40天內將所有的貸款和拆借資金收回，收不回來的嚴懲不貸，行長一律撤職。
在鐵腕之下，貨幣龍頭迅速關閉，重複建設的項目戛然而止，整個股市也被打了一劑“退燒藥”
與此同時，在回收資金後，朱鎔基面對糧價上漲的情況，果斷在1993年到1994年期間兩次放出400億斤國家儲備糧，硬生生的將糧價打了下來。
在銀行回收貸款後，他又三次提高糧價，鼓勵農民種糧。
從1993年到1996年，朱鎔基經過三年的經濟整頓治理，最終讓經濟過熱的現象得到緩解，國民經濟實現了“軟着陸”。
事後，清華大學的教授袁鋼眀曾經評價這次調控：
“儘管有糧食問題沒有處理好，國企改革沒跟上等局部問題，但整體上怎麼高評價都不為過！”
2003年，74歲的中國總理朱鎔基在第十屆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上作了最後一次工作報告，會後，外國記者詢問他，最希望中國人民在離任後記得他的哪個方面。
面對這個問題，朱鎔基笑着回應道：
“我只希望在我離任後，人民還能說一句，他是個清官，不是貪官，那我就很心滿意足了，如果他們還能評價我幹了點實事，那我就真的謝天謝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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