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在秦始皇一統六國後，先後在南方設立了南海、桂林、象郡三個郡，香港當時隸屬於南海郡番禹縣，自此，香港正式在中央政權管轄之下。
直到清朝時期，國家腐敗落後，民族毫無鬥志，成為像個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節點，也是香港屈辱史的開始。
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再次失敗，被迫簽訂《北京條約》，香港淪為英國的殖民地。
撒切爾夫人曾多次在各種公共場合篤定地說道：
“英國從來沒有、也不會從香港拿走一個便士，我們把香港人民也當成自己的人民，任何經濟發展都是在位香港人民謀取福利！”
所以當時的西方媒體以及政客，一致認為英國並沒有在香港獲取任何利益，非但如此，還想保衛自己領土一樣保護着香港。
1995年英國首相約翰·梅傑首相上台，他坦言道：“英國在香港的投資在900—1000億英鎊左右，確實從香港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這套發言完全打了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的臉。
依據梅傑首相的說法，外交部原副部長周南先生特意算了一筆賬，英國每年都會從香港拿走一千多億人民幣。
他還在自己的回憶錄《遙想當年羽扇綸巾》中，詳細揭開英國人醜惡的嘴臉。
周南回憶錄
周南先生的回憶錄披露，自1982年開始，中國與英國對香港回歸問題展開了正式談判，一直談了兩年，直到1984年的9月，中英雙方才達成了協議。
周南回憶道：“英國就沒打算歸還香港，不是扯這個問題，就是提那個要求，他們想證明什麼呢？無非想告訴全世界香港只有在英國政府的管理下才能繁榮，沒了他們香港經濟就會一蹶不振。”
自從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內外都迎來和平發展的趨勢，香港作為東亞地區最優質的港灣之一，當然匯聚了所有商人的目光。
而且香港除了地區優勢以外，四周的國家和地區都比不上它的繁榮，因此又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勞動力。
當時香港人口從抗戰期間的65萬激增至160萬，這些湧入的難民只能充當最底層的勞動力，甘願聽從指揮、任其剝削，只知道自己需要做什麼，從來沒有權利的概念。
曾經的首富李嘉誠就是在二戰中跟隨父母逃難至香港的。
在抗戰爆發初期，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資，香港工業火速擴張。不少廣東企業湧入香港投資建廠，打下香港的工業基礎。
投資者有了、人才有了、廉價勞動力也有了，這種環境想不創造財富都難。而且由於資金和人才的大量湧入，香港內部產生了良性競爭的局面。
船王董浩雲和包玉剛、恒生銀行何善衡、愛國企業家霍英東等好多企業家試圖擊垮英國資本家的壟斷。
在此刺激下，英國資本家重新重視香港的發展。在這種良性循環下，香港的區經濟愈發繁榮，成為亞太的金融中心。
成為戰後“亞洲四小龍”的香港，無疑變成了英國政府的提款機。
同時香港又是亞洲的服務、航運中心，這種地理優勢和經濟規模，英國政府怎麼可能會輕易放手？
這在英國看來，香港日益發達的經濟並不取決於這些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的勞動者，全是憑藉著他們的管理和投資香港才有今天的成就。
但自從鴉片戰爭結束後，滙豐銀行在香港成立，正逢清廷內憂外患，許多富豪都跑來租界避難，滙豐就成為他們存錢的必要選項。
就連清廷沒錢時，也是通過胡雪岩向滙豐銀行借款，使其從中國捲走大部分財富。
怡和集團最先做着鴉片生意，轉而向內地開設鐵路和船廠等實業，後來也開始向清政府放貸，大力斂財。
最可氣的是太古集團，給中國百姓營造了一種出洋賺錢的景象，看似實在向外輸送勞動力，其實就是拐騙中國百姓出海勞作，和販賣人口沒什麼區別。
所以知道現在勞工貿易還被戲稱為“賣豬仔”。
這三個英資財團不斷地剝削勞動人民，可以這麼說，他們一直都是協助英國政府斂財的罪魁禍首。直到今天，這些企業仍舊存在。
眾所周知，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最大的區別就是，農耕文明會羨慕你的財富，並努力達到你的高度；而海洋文明只有兩個字：掠奪。
縱觀東西方文化和歷史發展，不難看出自從大航海時代開始，西方血腥的資本積累也展開了帷幕。
他們四處掠奪和殖民，彷彿寄生蟲一般貪婪地汲取宿主的養分，北美印第安人流失的真金白銀以及非洲的黑奴貿易都證明了這一點。
再舉一個真實的例子，與我們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其實也是海洋文化，由此可見其掠奪成性的本質。
順帶一談，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超過一千萬件，很多已無法追回。
其中3000餘件文物通過香港走私，我國花費巨大精力，與英國政府協商，於1996年成功追回了這些文物。
英國自然也是把本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們的手段無非就是建立殖民地、壓迫當地的人民，並推行出“光彩炫目”的各種福利措施，以此削減當地人民內心的反抗慾望。
然後被西方文化漸漸侵蝕，潛移默化地變成了人家的二等公民。
面對金錢的誘惑，英國當然不可能想要放棄香港這塊肥肉，可是香港畢竟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
如今清政府早已泯滅，新中國無論經濟還是實力都在不斷成長，英國想要霸佔香港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周南先生回憶道：“當時陳毅元帥說過，英國不想歸還香港，我們都不用出動正規軍，廣東省公安部隊和警察就足夠讓他們喝一壺了。
不過這種方式對中英兩國的關係並不友好，既然一國兩制的政策已經提出了，放桌子上好好談吧。”
英國的目的也很簡單，他們放不下這塊肥肉，可如果真的和中國開打，且不看歷史遺留的不平等條約的問題、國際輿論問題，單單是軍費支出，就是一筆不少的費用。
香港距離英國那麼遠，在別人家門口打仗，天時地利人和一個都不佔。更何況英國政府本就是為了賺錢，因為要賺錢反而要大筆大筆的花錢，這顯然很矛盾。
就在這種局勢下，撒切爾夫人看到無法逆轉乾坤，就做出了剛剛那句發言，說英國並未從香港謀取任何利益，都是在為香港人民謀取福利。
這就很搞笑了，如果真的沒有油水，誰會跨越半個地球把攤子支在人家的家門口？
經過二十二輪唇槍舌劍地談判，中英兩國終於1984年12月簽署協議。
英國方面在得到一國兩制的保證、英國商人於香港的財富保證、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等保證後，終於答應歸還香港。
冠冕堂皇的強盜思維
按照這種算法，香港所能帶來的利益確實令人瞠目結舌，可這些錢都流向哪兒了呢？不是說為了香港人民嗎？很明顯，這些都是西方維京海盜似的思維和謊言。
表面上英國的港英政府給民眾一種平等、富裕的假象，但從來香港人民就沒有和英國公民一樣的權力，香港的制度也沒有達到英國所許諾的人人平等。
自1842年首任香港總督璞鼎查開始，一直到1997年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卸任為止。
這百年中，擔任地區領導人的角色里就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也沒有一任香港總督是通過香港人民的選舉誕生的。
最令人吃驚且氣憤的是，他們所有的工作內容和職責當中，從未寫過要對香港民眾負責，只是首先保證在港英國人的利益，和商人的安全。
所以從一開始，歧視香港人民就被刻在了所有在港英國人的心裡。
就連1843年港英政府在法律中也明文規定，為了保證香港居民的利益，減少“盜賊”帶來的惡劣影響，華人禁止夜間出行，如果必要，則必須手持燈籠，以便警察識別身份。
這種帶着歧視味道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法律，一直到了1897年才被廢除，整整經歷了半個世紀。可法律終歸是法律，遠遠沒有現實生活中見到那樣令人心寒。
如果說“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語是對中華民族最大的侮辱，那麼港英政府在這方面做得的確“盡善盡美”。
港英政府的法律上還有規定，華人不能於英國人公用一切公共設施，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香港華人仍舊不能進入外國人的家庭。
無論是做客還是什麼，以及大部分娛樂會所也禁止華人入內。
在那個時候，西方的強盜邏輯開始向中華民族的文化進行入侵。
他們打斷了男人的脊樑，為了生活，男人不得不成為最廉價的勞動力乾著繁重的體力活，或是抱上白人的大腿，心甘情願成為他們的走狗，迫害自己的同胞。
他們又消除了女人的廉恥心，讓許多迫於生活的年輕女性自願成為白人的萬物，喪失了最基本的判斷能力。甚至還會“聘用”未成年做工，美其名曰社會福利和政府援助。
在這種環境下，香港誕生了許多混血兒，可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從來沒見過、或僅僅見過幾次自己的父親，後來都被狠心拋棄，完全不被父親所承認。
香港著名演員黃秋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生的，在他年幼重病時，父親從未照看過他，也沒有出國一分錢。
不僅如此，港英政府的貪婪早就聞名國際社會，他們不僅自己貪，還放縱自己的手下各種斂財，絲毫不管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
不管是由劉德華主演影視作品《雷洛傳》，還是陳奕迅主演的《金錢帝國》，講述的都是那個盛行貪污的時代。
這種自上而下的文化很快沁入骨髓，為香港的黑社會團體提供了信仰和力量。如同美國紐約被稱為“罪惡之城”一樣。
在杜葉·錫恩的書中，她稱香港為“罪惡的天堂”，這也是當時很多人對香港的印象：富有，新潮，但犯罪率極高。
杜葉曾經這樣描述她1951年來到香港時看到的景象：“成千上萬的人露宿街頭，四處都是紙板搭成的棚子，連貧民窟都算不上。
數以萬計的本地兒童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跟別說醫療服務。”
1966年憤怒不滿的杜葉女士於回到倫敦拜謁議員，想要為香港人民爭取一些民主。
可她卻被議員們質疑：“您是英國人，為何要替中國人發聲？”
看到杜葉女士仍舊不依不撓，議員只好搪塞道：“1997年香港的租期就要結束，我們沒被要也沒時間實行這些改革。”
直到1982年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會談，香港才對華人有了些許改善，可所謂的“民主”也是在1992年才實施下來。為的並不是替港人謀福利，而是給我黨找麻煩。
在這種思想入侵下，很多年輕的香港青年深受影響。他們的判斷力尚不完備，絲毫不能看透西方政客的陰謀詭計，很多都成為他人的槍手，對着自己的祖國各種輸出。
這種情況一直到現在還有，可謂是用心險惡。
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如今各種平台上都暗藏了所謂的公知，無所不在地向不明情況的老百姓發出暗箭、煽風點火，想要炮製和香港一樣的局面，製造焦慮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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