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國在經濟建設活動中，開展了一場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主要特徵的群眾運動，這就是歷史上的“大躍進”運動。客觀來說，“大躍進”運動嚴重破壞了當時脆弱的經濟結構，也因為這個原因，1959年，三年困難時期開始。
也是1959年，為了糾正“大躍進”運動以來的錯誤，我黨在廬山召開了廬山會議。廬山會議的本意是糾“左”，恢復經濟與農業生產。然而，在廬山會議上，彭老總提交了一封“萬言書”，仗義執言地指出了“大躍進”運動以來的錯誤。在這之後，會議的風向發生了變化，由糾“左”改為了反“右”，彭老總也持續受到批判。
說到彭老總被批判，離不開康生的“煽風點火”。土地革命時期，康生就已經在中央“特科”從事政治保衛工作，是我黨較早從事政治保衛工作的人員之一。不過，顧順章叛變之後，中央“特科”的工作幾乎無法開展，康生也在不久後前往蘇聯，在那裡學習革命理論。
在蘇聯期間，康生逐漸與王明走到了一起，並且忠實地執行王明的“左傾”主義路線錯誤，在蘇聯迫害了很多留學生，把他們打成了所謂的“托派”分子，使得他們的身心受到極大的迫害，康生也在此期間展現出不同尋常的“整人”能力，深得王明信任。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康生與王明等人從蘇聯經由新疆返回國內，值得一提的是，到新疆之後，康生繼續配合王明迫害基層革命幹部，那段時期，西路軍留在新疆的殘部有很多幹部受到了康生與王明的迫害，比如李特就被迫害致死。
返回延安後，康生擔任了社會部部長等職務，繼續從事情報以及政治保衛等方面的工作。延安時期，康生把自己的“整人”功夫發揮到極致，比如他發起了所謂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使得大量無辜人士受到牽連，造成了很多冤假錯案。
新中國成立後，康生擔任了山東省委書記，不過，他對自己的這個職務並不滿意，因此一直稱病，沒有復出工作。直到“八大”之後，康生覺得自己復出的時機到了，於是重新出來要求工作。那段時期，康生說過一段話：“我這個人不懂經濟建設，只懂階級鬥爭，一搞階級鬥爭，我的病就好了”。
“八大”召開後第三年，也就是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彭老總在廬山會議上仗義執言，提出了自己對“大躍進”運動的看法，然而，彭老總也因此受到了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在廬山會議批判彭老總階段，康生的發言非常尖銳。
彭老總的原名叫彭得華，號石穿。康生抓住這個名字與號做文章，說“得華”是“得中華”的意思，說彭老總野心很大，還起了個“石穿”的號（毛主席的乳名為石三伢子）。會議階段，康生大力批判彭老總，說他搞陰謀，他的言論也使得彭老總身心受到極大的迫害，並被撤銷了一切職務。
說回康生，康生也因為積极參加那段時期的運動得到重用，並在1966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常委，成為正國級幹部。不過，十年特殊時期結束後，相關部門開始調查那段時期的冤假錯案，查出康生迫害了包括彭老總在內的一系列幹部，只是當時康生已經病亡，所以並沒有起訴他。不過，後來康生也得到了相應的懲罰，不僅被開除了黨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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