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了15年之久只達成一個協議——鮮為人知的中美大使級會談

1953年7月朝鮮戰爭結束後，中美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美國政府繼續堅持敵視中國的政策，包括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合法政府，運用政治和外交等各種手段阻止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阻止中國統一台灣，以及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等等。雙方在台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對峙顯得尤為突出。自從1950年6月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後，美國政府即將台灣作為遏制中國的戰略基地，以致台灣問題成為中美對抗的核心問題。1953年2月，為了向中國施加政治和軍事壓力，以在朝鮮戰場取得有利於美國的停戰條件，剛剛上台執政的艾森豪威爾政府宣布，美國將不再對台灣海峽實行所謂的“隔離”政策，即所謂的“放蔣出籠”，鼓勵和支持國民黨軍隊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攻擊和騷擾。

但是，中國畢竟已經被國際社會承認是一個新興強國，特別是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有着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很多地區問題離開中國是無法解決的。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對抗需要控制，同時也有一些共同的問題需要解決，故美國政府實際上無法迴避與中國建立直接的聯繫。這是在中美尖銳敵對的狀況下，美國政府不得不與中國談判的根本原因。

在日內瓦會議召開前，中國政府決定利用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時機，爭取打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當時雖然沒有明確的與美國代表團接觸的設想，但中國政府的指導方針顯然有利於在機會出現時，建立與美方的接觸。會議期間，當英國方面表示願意出面斡旋中美代表會談後，周恩來立刻向北京提出與美國方面接觸和談判的建議，並很快獲批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同美國代表共舉行四次會晤，主要談判在中國因犯法被扣押的美國人和美國阻止中國留學生回國等問題。會談沒有取得任何結果，但建立了雙方未來接觸的渠道。雙方商定從9月2日起，在日內瓦進行領事級的商談。

日內瓦會議是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日內瓦舉行的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

日內瓦會議後不久，中國發起了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1954年3月，台灣國民黨當局在加緊對中國大陸的軍事行動的同時，向美國提出締結一項“安全條約”的要求，目的是利用美國對台灣的戰略需求上升的機會，進一步強化同美國的軍事安全關係。這時美國國內輿論也出現鼓噪之聲，美國政府內部則醞釀著將台灣從中國永久分離出去的趨勢，在是否承擔協防台灣的義務上猶豫不決。

美國和台灣當局可能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的動向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警惕。195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台灣問題。會議認為，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比過去已經大為好轉，但是在台灣問題上如果讓美蔣聯合的計劃得逞，將造成嚴重的後果，台灣海峽兩岸目前分裂的局面有可能會固定化；另一方面，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則會長期處於緊張對峙狀態。當時中共中央曾經在一份電報中說：“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後我們沒有及時（約遲了半年時間）地向全國人民提出這個任務，沒有及時地根據這個任務在軍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傳方面採取必要措施和進行有效的工作，這是不妥當的，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提出這個任務，還不進行工作，那我們將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為防止出現這種局面，特別是防止出現台海兩岸分裂局面的固定化，政治局會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

會議結束後各方面即展開了解放台灣的宣傳運動。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在建軍27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特彆強調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11日，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上再次宣布：“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決不容許美國侵佔，也不容許交給聯合國託管。解放台灣是中國的主權和內政，決不容許他國干涉。”“如果外國侵略者敢於阻止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敢於侵犯我國主權和破壞我國領土完整，敢於干涉我國內政，那麼，他們就必須承擔這一侵略行為的一切嚴重後果。”這次會議還通過決議，號召全國人民和解放軍為完成解放台灣的光榮任務而奮鬥。22日，中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發表宣言，熱烈擁護中央政府有關解放台灣的決定。中國政府為了表明統一台灣的決心和回擊美國的武力威脅，也為了拔除國民黨軍隊騷擾大陸東南沿海的據點，命令解放軍於9月3日開始炮擊福建沿海島嶼金門，由此拉開了解放浙江和福建沿海島嶼的序幕。解放軍的軍事行動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決心，亞太地區局勢也隨之出現震動。

面對中國政府的宣傳和解放軍在東南沿海發動的軍事行動，美國加強了軍事干涉行動，美海空軍加強了在台海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軍事演習。美國政府於12月初同台灣國民黨當局簽訂了所謂的《共同防禦條約》。該條約的涵蓋範圍包括台灣和澎湖列島，其中規定根據簽字雙方共同協議，防禦範圍可延伸至國民黨軍隊防守的其他地區。美國政府為確保不致被國民黨當局拖入同中國大陸的突發戰爭，作為保護台澎的交換條件，美國政府要求蔣介石秘密保證，沒有得到美國的許可，不得對中國大陸採取攻擊性的軍事行動。

美國國務卿J.F.杜勒斯和中國台灣當局代表葉公超於1954年12月2日在華盛頓簽訂的軍事條約。

為了回擊美國的干涉，顯示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完成國家統一的決心，解放軍於1955年1月18日發起攻佔浙江沿海大陳島的戰役，首戰攻克一江山島。解放軍的軍事行動迫使美國決定，說服並協助國民黨軍隊從大陳島撤出。這一行動暫時降低了中美之間爆發直接軍事衝突的可能。4月23日，周恩來在亞非會議期間發表聲明：“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周恩來的聲明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美國方面隨後表示，不排除同中國談判的可能。

周恩來的聲明反映了中國政府處理對美關係的政策變化。周恩來於4月30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於台灣問題的報告》，比較詳細地分析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矛盾，以及美國干涉台灣問題的目的和永久保持台灣分裂狀態的企圖。該報告提出了在未來中美談判中必須堅持的原則和應運用的策略，即中美談判的內容是美國停止干涉台灣問題，從而消除台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而不是談停戰問題，因為中美之間並沒有戰爭。此後中國領導人展開了外交活動，使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的政策，實際上也是間接地向美方表達中方與美國談判的立場和態度。

7月中旬，在英國方面的斡旋下，中美決定將原定在日內瓦舉行的領事級會談，升級為大使級。中國政府十分重視即將開始的中美大使級談判，在外交部專門成立了談判指導小組，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負責安排談判並處理談判中的各種問題。

中美大使級會談從1955年8月1日開始，在日內瓦聯合國大廈內舉行。會談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8月1日至9月10日，會談主要是討論雙方平民回國問題。從會談一開始，美方企圖迴避中方提出的美國停止干涉台灣問題。經過中方的努力，雙方就議程達成一致，即先解決平民回國問題，第二階段討論其他有關的各種問題。

第一階段會談歷時共40天，雙方會談14次，終於在9月10日達成了有關平民回國的協議。該協議的特點是在文本中同時列出雙方的觀點，然後在共同點上建立解決平民回國的協議。這個協議是中美大使級開始會談後達成的第一個協議，也是持續了15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級會談達成的唯一的協議。

第二階段從1955年9月14日開始至1957年12月12日。在第一階段談判達成協議後，中方於9月中旬建議，會談應立即進入第二項議程的討論，並提出美國解除對中國的貿易禁運和準備兩國進行更高一級會談等兩項議題。中方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消除美國的貿易禁運，以及建立兩國外長之間的會談機制，達到緩和台海地區緊張局勢和緩和中美關係的目的。中方代表在會談中闡述了兩個基本的原則。第一，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中美之間的爭端應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中美應承諾互不使用武力。第二，中美之間互不使用武力，絕不等於中國政府承諾用不使用武力的方式解放台灣，中國政府一再聲明願通過和平方式解放台灣，但這是中國的內政，不能成為中美會談的議題。中方在涉及台灣問題的談判中，始終堅持這一原則立場。

美國政府此時並不想同中國政府進一步達成協議。在會談中，美方代表一再以雙方沒有就“互不使用武力”達成協議和美國在華犯人未被全部釋放等為理由，拒絕討論中方提出的建議。所以，儘管中方作出努力，雙方在第二階段的會談中，未能就放棄使用武力問題達成任何協議。1956年9月至1957年12月間，中方先後提出過多種商談議題。這些議題包括關於促進中美人民的來往和文化交流，關於中美兩國在平等互惠基礎上准許對方新聞記者前來進行新聞採訪，關於彼此給予司法協助等協議聲明草案。中國政府先後提出這些建議，目的都是為了推動會談向前發展，從而緩和中美關係。

對中方提出的各種提案，美方一直拒絕討論。美國政府堅持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國的政策，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是使台海兩岸分離的狀態固定化，甚至永久化。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美方繼續談判的目的只是為了緩和緊張局勢，抑制中國政府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解決福建沿海的金門、馬祖等島嶼，從而造成因台海局勢緊張而將美國拖入軍事衝突的局面。所以，美方在談判中採用拖延的手法，同時也避免談判中斷。

在1957年12月12日第73次會議上，美方提出美國駐波蘭大使不再參加談判，改由不是大使的官員進行談判。針對美方企圖單方面降低會談級別的行動，中方表示不再繼續與美方談判。美方降低談判級別的行動使會談從僵局倒退到中斷。

美國政府在大使級會談中的敵視態度和使用拖延的戰術手段，是導致中國政府決定再次對福建沿海蔣控島嶼採取軍事行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斷後，中國領導人認為，大使級會談的情況表明，還是要堅持與美國鬥爭，不同美國政府發展關係。1958年8月23日，解放軍駐福建部隊對金門等福建沿海島嶼發動大規模炮擊。中國政府聲明：中國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是不可動搖的，中國政府有權對盤踞在福建沿海島嶼的國民黨軍隊實施打擊和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與此同時，參加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奉命回國，彙報會談的情況。

王炳南在中美會談

解放軍炮擊金門後，美國立即加強在台灣海峽地區的軍事部署，不過美國顯然也擔心被拖入到戰爭中，9月4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授權國務卿杜勒斯發表聲明稱：美國軍隊將協防金門、馬祖等福建沿海島嶼，同時表示美國不放棄同中國和平談判的希望。同一天中國領導人即開會，決定為了配合軍事鬥爭，準備恢復中美會談。9月6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在台海地區的軍事干涉，同時宣布在美國已經表明指派大使級談判代表的情況下，中國準備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9月15日，中美在華沙恢復大使級會談。

從1958年9月15日開始的第三階段中美大使級會談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不過，這次恢復會談發生在台海局勢緊張時期，對中國政府來說，會談的目的和功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首先，中美大使級會談從恢復起，目的就是為了透過危機時期的談判，更為準確地了解美國的意圖。正是通過大使級會談，中國政府比較準確地判斷，美國企圖迫使蔣介石放棄金門、馬祖，從而造成兩岸分離永久化的局面。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決定不攻佔金門、馬祖。其次，在危機時期可以通過大使級會談的渠道，向美方轉達中國政府的立場。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討論了與中國外交有關的各種問題。會議基本確定了“努力主動地在外交上開創新的局面”。這個方針也貫徹到中國的對美政策中，政治局常委會議確定了處理對美關係的基本方針——“談而不速，談而不破”，即繼續與美國談判，既不破裂，也不急於取得實質結果。在這一方針指導下，中國政府的對美政策表現出一些新的變化。

1960年5月，周恩來在與蒙哥馬利會談時，明確表示中國願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只要美國宣布願意從台灣撤軍，中美即可以開始談判。8月30日，周恩來會見了美國記者斯諾。周恩來在美軍撤出台灣的問題上，提出了比以往靈活的建議，即美國首先必須承諾從台灣撤出其軍事力量，至於何時和如何撤出，可以隨後討論。10月18日，周恩來再次會見斯諾，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在裁軍、中國的聯合國席位、核試驗和台灣等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並介紹了有關中蘇分歧的情況。周恩來在談話中表現出對肯尼迪在對華政策上的立場了如指掌，因此很可能的是，他的談話是有準備的和有的放矢的。四天以後，毛澤東親自接見斯諾，同他討論了肯尼迪與尼克松電視辯論的內容。他明確告訴斯諾，中國會將金門、馬祖留在蔣介石手裡，中國“要的是整個台灣地區”，不過中國會承擔維護和平的責任，不會主動向美國開戰，並且“要談判解決”台灣問題。

1938年夏，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武漢會見埃德加·斯諾

從歷史上看，中國領導人會見斯諾這樣的美國記者從來都是有的放矢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如此頻繁地與斯諾討論中美關係，很可能是在為與美國的新領導人打交道進行試探。肯尼迪當選總統後不久，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中向美方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關係的進展方面有所建樹”。此後不久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訪問緬甸時表達了同樣的信息。中國方面的這些言行雖然沒有使中美關係立即出現大的變化，但中美關係一度有所緩和也是事實，這也反映到大使級會談中。

在1962年夏季台灣海峽局勢再度緊張期間，王炳南奉命返回華沙，通過大使級會談渠道，向美方轉達中國政府將堅決反擊國民黨軍隊可能發動的進攻，而美國將難辭其咎。美方代表表示將向美國政府轉達中方的聲明，並表示美國不會支持蔣介石進攻大陸的軍事行動，並會盡一切力量來防止其發生。

總而言之，1958年中美大使級會談恢復後，雙方雖然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通過大使級會談這個平台，兩國在一些重大的國際事件上，都可以比較直接地表明觀點，提出看法，並了解對方的意圖。到60年代後期以後，中美大使級會談隨着中美關係的變化，逐步退出歷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