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雍正皇帝胤禛離奇死亡背後的故事！太可怕了

2021年01月22日02:42:02 歷史 1761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清朝第五位皇帝（1722年—1735年在位），清定都北京後第三位皇帝，年號雍正。蒙古尊稱為“納伊拉爾圖托布汗”，西藏稱呼為“文殊皇帝”。康熙帝第四子，母為孝恭仁皇后（德妃烏雅氏），生於北京紫禁城永和宮。

早年經歷

少年胤禛行樂圖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時，胤禛出生於北京紫禁城永和宮，生母為德妃烏雅氏。由於其生母烏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給胤禛帶來皇子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清初時後宮也不允許生母撫育自己的兒子，因此胤禛滿月後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撫養。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國維之女，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沒有生過皇子，只有一個公主還早年殤逝，故而養育德嬪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貴，很可能有意巴結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歲進尚書房，胤禛跟從張英學習四書五經，向徐元夢學習滿文。與胤禛關係最密切的是顧八代，胤禛說他“品行端方，學術醇正。”少年和青年時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師傅的嚴格管束，從事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的學習，也在這個時期，作《春日讀書》、《夏日讀書》等詩歌。稍長，便跟隨康熙帝四齣巡幸，並奉命辦理一些政事。十六歲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廟。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歲的胤禛隨從康熙帝征討噶爾丹，掌管正紅旗大營，此役胤禛沒有參加，然而他很關心這次戰鬥，作《狼居胥山大閱》、《功成迴鑾恭頌二首》，讚揚乃父用兵的功業。又往遵化暫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歲的胤禛受封為貝勒。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二十三歲的胤禛侍從康熙帝視察永定河工地，檢驗工程質量。二十五歲，隨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從南巡江浙，對治理黃河、淮河工程進行驗收。

經營爭儲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罷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選新太子的過程中，胤禛支持復立胤礽，同時與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關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復立胤礽為太子。同年封胤禛為和碩雍親王。此間諸皇子為謀求儲位，各結私黨，勾心鬥角極為激烈。

胤礽再立後，為鞏固儲位又進行了一些非法活動，引起康熙帝的不快，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將他廢黜。以後不斷有朝臣為他複位奔忙，均遭康熙帝處罰。胤礽被遺棄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卻未令人替補，惹得諸皇子為之大動心機。胤禩有資本，繼續活動，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責。他的同夥胤禵“虛賢下士”，聯絡各方人士，“頗有所圖”。十四皇子胤禵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為撫遠大將軍，出征西北，指揮兩路清軍入藏，送達賴六世至拉薩，驅逐了一度盤踞在西藏的準噶爾人的勢力，穩定了西藏局勢。他的聲譽日高，有可能成為儲君。三皇子誠親王胤祉受命開蒙養齋館，身邊聚集着一群學人。他也“希冀儲位”，以至胤礽再廢后，竟“以儲君自命” 。

青年胤禛讀書像

胤禛善於治國、懂得韜光養晦。他尊釋教道學，自稱“天下第一閑人”，與諸兄弟維持和氣，與年羹堯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時向父親康熙帝表現誠孝，畫西藏於版圖，贏得康熙帝的信賴。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歲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慶，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參加貢士會試試卷複查事務，冬至時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兩倉，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這些活動，對他來說有兩重意義，一是由於他多次隨從巡幸、外出代辦政務，足跡遍於中國主要地區，使他有機會了解各地經濟物產，山川水利，民間風俗，宗教信仰，歷史問題，取得了關於民事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觀察了康熙帝處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鍛煉了處理某些政事的能力，獲得了從政的一些經驗。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對胤禛日後治理國事都有很大的實踐意義。

雍正帝在儲位鬥爭中的勝利，有其必然性，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務實精神會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屬人戴鐸曾向大學士李光地稱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並施，大有作為。 ”事實上，在爭奪皇儲的鬥爭中，雍正帝提出整頓積習的振作有為的政治方針，與八皇子胤禩的仁義方針相對立，以爭取人心。第二，他善於耍兩面派手法，從而欺騙了對手和康熙帝，使政敵不以他為意，沒有集中力量對付他，從而輕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個集團，在關鍵時刻用上了力，如通過隆科多穩定京中局勢，通過年羹堯控制胤禵和穩定西北地區。

鞏固帝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暢春園病逝，胤禛繼承了皇位，次年改年號雍正。即位後，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過政敵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敗，所以雙方的鬥爭在雍正帝繼位後延續下來，他在政治上採取多種措施以鞏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異己，分化瓦解諸皇子集團，將胤禵從西北軍前召回，加以圈禁。晉封胤禩為廉親王和總理事務大臣。將胤禟發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鑒於清朝沒有行之有效的立儲制度，常因皇位繼承權產生爭端，創立了秘密立儲制度。

雍正帝讀書像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對政敵的打擊尚有所節制，這是因為政權還不太鞏固，不便太刺激對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勝利，雍正政權的力量增強了，隨即加緊懲治胤禩一夥。四月，對胤禩本人聲罪致討，說他“肆行悖亂，干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並被改名為“阿其那”（意為待宰的魚），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並被改名為“塞思黑”（意為討厭的人）。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禎（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後來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後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蘇努貝勒，七月發出《御制朋黨論》，進一步開展反對胤禩黨人的活動，不久年羹堯、隆科多問題的出現，遂放鬆了對胤禩的攻勢，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堯賜死，便加速懲處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後囚禁致死，胤禵遷於京城景山，蔡懷璽自殺，郭允進梟首示眾，其他胤禩黨人也遭到處分。至此，經營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團徹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結黨營私之名，責令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自盡，同時削隆科多太保，後圈禁致死。並因此株連出汪景祺《西征隨筆》案和查嗣庭試題案。

主政改革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 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爭；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產生他的政治綱領。雍正帝在即位的當月，諭令大學士、尚書、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 緊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別發布的上諭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號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內容：

允禮所作雍正帝像

第一，反對因循苟且。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 ，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着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總督的上諭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實際上發出整飭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極一周年的時候又說：“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 ，表明他企圖通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對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干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 。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因此宣稱，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 “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個內容，此外，他認為“有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內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撫諾岷的建議，施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財政收入，並限制地方橫徵暴斂。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針對康熙末年各地虧空錢糧嚴重，決定嚴格清查，對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贓，對民間拖欠，命在短期內分年帶徵。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虧空，限三年之內如數補足，如限滿不完，從重治罪。

執政中期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準備對準噶爾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出西路，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出北路，進軍征伐。但前線連吃敗仗，雍正帝囚禁岳鍾琪，屢換北路軍營將帥。到後來，雙方都打不下去了，開始談判。雍正帝消滅對方的目的沒有達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鍾琪、傅爾丹等輕敵驕滿是重要因素。未出師前，雍正帝自稱：“選派將領，悉系鎮協中優等人才，揀選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壯，殊非草率從事。”

雍正帝

與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協助他處理軍務。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雍正帝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親貴中指定充任，如怡親王胤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大學士鄂爾泰等，都是以親重大臣兼任軍機大臣。還有軍機章京，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門官員中選充。所有這些人都是兼職，他們的升轉仍在原衙門進行。因此，軍機處設立之初，“無專官”。軍機處沒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門內，靠近雍正帝寢宮養心殿，以便於軍機大臣被召見議事。無專官，無衙署，就使軍機處成為一種特殊的機構。

雍正帝還加強思想統治，大興文字獄。雍正七年（1729年），發往西北軍營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陸生楠，著《通鑒論》十七篇，論述封建、建儲、兵制、君臣關係、無為而治等問題，涉及到當朝朋黨之爭等敏感問題。雍正帝說他“借托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下令將其在軍前正法。也在軍前效力的監察御史謝濟世，藉著批註《大學》，“毀謗程朱”，對理學提出責難，雍正帝命在處死陸生楠時用其陪綁，以示懲誡。同年，發生曾靜遣其徒張熙策動川陝總督岳鍾琪謀反的投書案，牽連到已故理學家呂留良，雍正帝遂大興文字獄，以作為控制思想、打擊政敵、提高自己權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閱過的奏摺選擇一部分輯成《硃批諭旨》。他對臣工的諭旨，由張廷玉等紀錄編成《上諭內閣》、《上諭八旗》。他的各種體裁的文章被後人輯為《御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