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邀請張治中隨行視察大江南北：文白先生，可願意？

“9月10日早八點，北京南苑機場，主席微笑着沖我招手：‘文白先生，咱們起飛啦！’”——張治中後來在日記里提到，這一句輕描淡寫的問候，讓他緊張的心立刻鬆了三分。

飛機抵武漢時已近中午。驕陽熾烈，江面像一條閃光的銀帶。張治中知道，主席昨夜又幾乎沒合眼：五個會、一場接見、一疊文件，硬是把凌晨拖到了天亮。這種高強度，他早已見怪不怪，卻依舊心疼。剛下舷梯，他低聲勸：“先歇一歇？”主席擺手：“天熱，趁水溫好，去江里轉轉。”接着哈哈一笑，“你要是怕浪，就做個觀潮派吧。”一句玩笑，把隨行的幹部逗得直樂。

翻閱張治中整理的四萬字隨行筆記，那趟長江之行節奏緊得像一首急促的鼓點：武漢、安慶、合肥、馬鞍山、南京、上海、杭州——七站一線貫通，七晝夜幾乎不眠。很多人只看到“七次橫渡長江”的壯舉，忽略了沿途那些“細枝末節”。可張治中偏愛寫小事，他覺得，小事才最顯人心。

武漢重型機床廠的那一幕，就很能說明問題。主席進門沒看進口設備，卻在兩台國產龍門刨床前停了足足三分鐘。“能再放大一倍嗎？”“有難度，但理論上行。”工人回答得乾脆。主席點頭，語速不快卻擲地：“那就做，給自己定一條更長的杠。”旁邊有人擔心數據，張治中卻在心裡暗叫痛快——這股子自信，正是他最佩服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主席對吃並不講究，卻偏愛在地方小店“抖機靈”。武漢的豆皮店“老通成”只備了青菜、黃瓜肉片、冬瓜湯三樣。服務員遞毛巾時，主席道謝，很輕，卻真。席間他忽然講起陝北的饃饃笑話：“某位南方學者到了延安，抱怨入黨後連米飯都沒得吃。”眾人轟然。張治中用鉛筆飛快記下，旁邊王任重看他，眼裡都是驚嘆：這位“和平將軍”，記錄比記者還勤快。

同行十二日，張治中最在意的是兩件事。一是主席讀書。每到一地，必借當地誌書、詩文集。《安徽省志》《朱熹注楚辭》都是臨時調來，翻得滿頁摺痕；在火車上，他還抽空與張治中討論朱子籍貫，“婺源划到江西，祖籍仍是徽州人嘛。”語氣像閑聊，邏輯卻縝密。二是主席對他這個“前國民黨將軍”的禮遇：合影時要等他，座次上給靠前位置，就連船上談長江規劃，也特意把張治中拉上，“你不是黨員，卻是老朋友”。這種平等相待，讓張治中數度動容。

時間線拉回到1949年，兩人真正親近，始於北平和談。那時張治中兵符尚握，蔣介石懷疑他“必通共匪”。可他寧可交出軍權，也不願再打內戰。毛主席在雙清別墅設宴，“小米不好，卻是自己種的”。一句玩笑，卸下對方全部戒備。七年後在北戴河，主席忽然問：“文白先生，可願意到江南走走？”張治中原本準備回北京，便把行程拖了又拖，直到接到正式邀請，這才恍然：原來主席一直等他說“願意”。

馬鞍山鋼鐵廠那天，車還未停穩，主席已推門下去。鍊鋼爐火光撲面，一陣熱浪。有人遞上一件薄外套，他擺手：“熱潮里，穿這個反倒難受。”隨後挽袖，湊近爐前看鋼胚流動。廠領導彙報：“若今年再上兩座高爐，產量能翻番。”主席笑看張治中，“他說翻番，你信不信？”張治中回以一句半玩笑：“主席點頭，我就信。”爐火映着兩人側臉，汗珠閃得厲害。

20日南京。坐在火車包廂里，主席忽問江渭清：“那三千塊，欠條可還在？”江渭清一時沒反應。張治中忙擺手，“舊事舊賬，別提了。”原來，當年江為籌抗日費，寫信向他借款，他痛快批給。主席聽完這段往事，樂不可支，“借錢不打欠條，更顯信任。”一句話，車廂里氣氛立刻活絡起來。

次日凌晨一點，列車駛入上海郊區。張治中剛合眼，又被秘書輕拍：“主席請您過去。”他披衣前往，主席正看文件，風扇嗡嗡。見他來了，放下筆，“想去上鋼一廠看看，夜裡進廠，工人也能少受干擾。”話音很輕，卻透出對基層的體貼。張治中默默點頭，心想：如此日夜兼程，他這個老紅軍的身體到底靠什麼支撐？答案或許很簡單：信念。

杭州是終點。西湖邊桂花初放，空氣里甜膩膩的。張治中提議：“這一站多歇幾日吧。”主席半開玩笑，“三天就夠，我睡得快，醒得也快。”說罷自去樓上，依舊是四五個小時的短眠。張治中原想好好整理隨行記錄，卻發現主席白天仍批閱電報，晚上還翻史書。他第一次真切體會到，什麼叫做“不遺餘力”。

隨行筆記寫成後，他抱着厚厚稿紙想請主席審定並發表。主席搖頭：“你若全寫實事，無所謂。但要把我誇成聖人，恐懼之極。”張治中笑了，“主席，我這篇沒有一句頌詞。”主席望着他，眼中含笑，“說服可以，壓服不行。”又是一句輕輕的幽默，把氣氛拉得很松。

十年後，張治中病重。主席派人送來東北人蔘，並囑咐：“把葯全部交給文白先生，別客氣。”1969年4月6日下午，他在北京醫院病逝。遺體告別那天，周總理到場，主席送來花圈。悼詞極簡，只一句：“老朋友，一路走好。”簡潔，卻沉甸甸。

有人說，毛張之交是統戰的範例；也有人說，那更是一份跨越陣營的朋友情。張治中曾對女兒話語哽咽：“主席待我如兄，如師，又如友。”他沒說出口的那半句，或許是——此情此義，值得用一生做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