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2年進新疆，本打算一輩子不結婚，誰知竟鬼使神差同他結了婚

1952年6月，我和姐妹們乘坐八輛大卡車滿載着淚花，滿載着歡樂，滿載着希望，滿載着歌聲，從西安大雁塔出發，經過兩個月的奔波終於到達了新疆迪化(即現在的烏魯木齊)。

我記得，我們到達迪化的時間是在七月底的一個夜晚。

接待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六軍十七師師部，師部機關當時設在迪化北門外的建新營房。

1952年的烏魯木齊還是一座電燈不明，馬路不平，汽車不通，破爛不堪的落後的城市。

市區以外的土地，滿眼是廣褒千里，缺少綠色的荒涼戈壁,所決意的

在我們來之前，十七師師部為迪化警備司令部，十七師所屬部隊負責整個北疆地區的警備治安工作。

1952年的十七師除師直、教導大隊，主要有三個戰鬥團，即:四十九團、五零團、五十一團。

我們到達新疆的時候，四十九團已從迪化開往烏蘇油礦，五零團仍在伊犁惠遠，五十一團則已從沙灣開往下四工、柳樹庄、蔡家湖一帶。

那時候的新疆，特別是部隊，女同志少的廖若晨星，儘管我們一批來了幾百號子人，卻很快被十七師各個單位“一搶而空”。

分配結果是，我們姐妹有留在迪化文工團當演員的，有分在招待所當招待員的，也有分在伊犁(五零團)、蔡家湖(五十一團)和烏蘇油礦(四十九團)等單位的。

本來我也分配在烏蘇油礦，行李都打好了，中途卻有了變化。

管分配的那位同志遞給我一張表，非讓我去迪化文工團報到，我一聽讓我去唱戲，說什麼也不願意了。

誰知那管分配的同志很認真，很嚴肅地對我說:“你自己決心書上明明寫着黨叫幹啥就幹啥，再說做什麼工作不都是為人民服務嘛。這和你在決心書上寫的明明是背道而馳嘛!”

我解釋說:“背不背道，我不知道，我不願意去迪化市文工團，那是因為我的嘴大，不適合當演員，並不代表我不聽黨的話。”

那個分配辦幹部一聽我這樣講，忍不住發火了，他對我大吼道“嘴大?嘴大是什麼理由!你這是理窮詞盡。”

那幹部話說出口，又覺的不妥，態度又緩和的對我說:“小丁同志，幹什麼工作不都是為人民服務嘛。你不要認為當演員不光彩，那是舊社會的事。新中國的文工團不是舊社會那種草台班子，被人認為下九流，被人隨便欺辱，被人瞧不起的行當，而是一種高尚、高雅，是傳播先進文化思想的傳播機、宣傳隊。

現在各部隊文工團急需你們這樣的人才。

我們幾十萬大軍奔赴前線，屯墾成邊，勞動生產，夜以繼日，但我們的文化生活還很差。所以我們部隊非常需要你們這樣能說會唱的女戰士，奔赴勞動第一線，鼓舞他們的鬥士，鼓足他們戰天鬥地的決心。

你瞧瞧你的扮相、身段，還有你在履歷表上填寫的會拉二胡、京胡等多種樂器，會唱京戲，會唱電影歌曲。

把你分配到新疆最高的“上層建築”--迪化市文工團，這是對你的抬舉。當然，組織上也相信你也是能夠勝任的。”

分配辦的幹部大道理講了一大筐，反而使我鼻子發酸，淚水止不住的往下淌。

我知道，分配辦的幹部是公事公辦，是好心，是在盡責。

自己的想法怎麼好開口，怎麼面對一個有文化、年青的軍幹部吐露講清真正的原因:自己曾是個煙花女，這文藝天賦不是老天爺給的，是舊社會為老闆倚門賣笑，被他們強迫而學的。

另一點，那更是難於啟齒。

我年滿十八歲以後，嗓音突變，講話時聲音低沉、沙。唱歌、唱戲時發出的是雄厚的關西大漢之聲，變成了渾濁的男中音。即使上台表演，也只能不倫不類的唱男角，這可怎麼行。

舊社會，自己被迫成了雙重鬼，一是夜不能入眠陪人作樂的鬼，二是女扮男裝唱戲的鬼。

我委屈的說:“黨叫幹啥就幹啥，可就是這一條我不聽黨的話。”分配辦幹部怒髮衝冠，將頭上的軍帽一把扯下來，往辦公桌上一甩，惱怒地喊道:“你說，你說說，你到底要去哪裡!你說!”

我一見他發火，嚇得哇哇大哭。

聽到我倆的吵鬧聲，幾個穿軍裝的男人聞聲趕來。

一個中年幹部模樣的軍人對我說:“哎，小鬼，你哭個啥子，到我們那裡去吧，我們烏蘇油礦可好了，電燈亮嘩嘩的，靴子一穿呀，就象個子唱戲的。”

我仍哭泣，對這位熱情的幹部說:“本來分我到那裡去的，現在又變卦了。”

忽然，在我身後又響起了一個洪亮的聲音:“同志，我們十七師醫院可好了，還是到我們那裡去吧。”

我轉身一看，說話的是一個相貌英俊，大高個子的青年軍人。我沒理他，轉過臉繼續同那個管分配的同志爭執。

過了會，我見那大高子在管分配的同志面前耳語了一番，那管分配的同志雙眼在我身上划了一圈，點了點頭，才改變主意，對我又和氣地說:“那好吧，你實在不願意去就算了，你現在馬上到十七師醫院報到吧。”

我同意去十七師醫院了，坐上車趕往七道灣的路上，我們乘坐的是一輛“六根棍”，那車把式就是這個相貌英俊的大高個子，他叫許德來，是十七師醫院後勤管理員，我分配工作的那天，他正好在迪化開勞模大會。

誰能想到，自我同他認識並在一個醫院工作了一年後，鬼使神差我竟同他結了婚，安了家。

說起安家還有一段笑話。

我記得我們從西安到達迪化不久，臨分配工作前，建新營房的領導同志曾組織我們在迪化猛進劇場開了一次大會，聽王震司令員做報告。

接到聽王震司令員報告的通知，我們馬上從北門外建新營房出發。

我們六百多個姐妹一身戎裝，邁着剛學會的軍人步伐，沿街環繞了迪化市的北門、小十字、大十字、小西門、大西門、南門等。

從北門到小十字的馬路兩邊站滿了頭上扎許多小辮子的維吾族漂亮的小姑娘。她們組成了歡迎解放軍進疆的隊伍，伴隨着手鼓、嗩吶的樂曲聲，翩翩起舞。

歡快的維吾爾族小姑娘見到我們這支龐大的隊伍竟然全是身材苗條、皮膚白皙水靈、年輕俊美的漢族姑娘時，高興的向我們歡呼、招手，並喊道:“亞克西(好)”、“亞克西，開司阿日米亞(女解放軍好)”。

接着這群姑娘包圍了我們，伸出揮舞的手臂，向我們發出與她們共舞的邀請。

在歡迎的隊伍中，有學生、有市民、有白髮蒼蒼手柱拐杖的老年人，還有頭蓋面紗靦腆的婦女們。

當時的迪化才八萬餘人，當我們出現在迪化市的主要街道上，着實為這大漠古城增添了美麗鮮艷的色彩。

沿街行走的當地百姓，一個個見了我們停住了腳步，睜圓了雙眼長時間地向我們持注目禮。

我們這支隊伍剛行走到“猛進”劇場大門口，又受到了十七師官兵的熱烈歡迎。

他們一個個振臂高呼:“向女兵戰友學習”、“向女兵戰友致敬”“歡迎女兵戰友的到來”!

我們這些姐妹感動的一個個熱淚盈眶，我想要不是共產黨、毛主席的解救，哪有我丁蘇琦今天揚眉吐氣、光榮地行進在迪化城的大街上:受到千人歡呼，萬人注目。

儘管當時的迪化街道狹窄，房屋低矮，晴天一身土，下雨兩腳泥，我們這支女兵隊伍很快被十七師官兵擁擠衝散，擠進了“猛進’劇場大禮堂。

那時候的王震年紀挺輕，人瘦瘦的，穿一身制服，挺精幹的。

王震司令員的報告講了大約兩個鐘頭，雖然我沒有完全記住他講的每一句話，但他那洪亮的聲音，鼓舞人心的話語，在我的腦海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震司令員說:“新疆歷史悠久，幅員遼闊，自古以來就是我們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新疆礦產資源豐富，天山，昆崙山和阿爾泰三座大山，埋藏着豐富的礦產資源……新疆素有'瓜果之鄉’的美稱，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甜瓜，庫爾勒的香梨，伊犁的蘋果都非常有名……

接着王震司令員又作了一些怎樣開發新疆，建設新疆的指示。

最後他又說:“我們遠成邊疆，國防軍就必須肩負武器，手持生產(工具)，為保衛祖國的繁榮昌盛而永遠駐下來。你們目前最主要的是要在新疆安家落戶。”

我想，啥叫安家落戶。我們來的時候，領導不是明明說的是讓我們來為人民服務的嗎?

看來，人沒有文化，就是要出洋相。我就悄聲問身邊的姐妹，她們也不懂得，就這樣，一個問一個，終於問到了懂得的人。

那懂得的解釋說:“顧名思義嗎，安家落戶的意思是到一個新地方安下家，長期生活下去。講明白一些吧，就是讓你們以後在這裡找個愛人結婚，成立家庭。”

誰想，這段話的後半部分被一個領導聽見，他訓斥道:“要結婚也不能那麼快，必須等五年。”

我一聽，覺得好笑，別說讓我等五年，就等他個五十年，一輩子不結婚，我也沒意見。

可是，就是這個許德來，自把我“拉”到了醫院，便“纏”着我,好象命里都已註定似的。

記得，我來到十七師醫院的第二天，院領導又給我發了一套嶄新的軍裝。

那時，我一頭的捲髮已經長成兩條黑油油的大辮子，我帶上無沿帽，對着鏡子照呀，笑呀，跳呀，哭呀。那艷麗的紅帽邊，鮮紅的帽徽，將我的臉寵映襯得那麼美麗，那麼動人，那麼的可愛。

我想，人世間的變化真是太大了，有些一輩子想不到的事，一夜之間來了，快得讓你沒有思想準備。

我本是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勞苦人民的女兒，而今我卻一下子成了一名光榮的女解放軍戰士。

那時，我常想，毛主席、共產黨，我丁蘇琦要一輩子報答你們的恩情。

我來到院部報到的那天，領導決定讓我學護士。

護士這工作很不錯，可我一想想自己的文化淺，針打錯了，葯發錯了怎麼辦?

後來領導又根據我的意見，將我分配在洗衣房工作。

誰想“冤家路窄”，許德來那會又當清潔班的班長，真是低頭不見，抬頭見。

有一次，我們打掃洗衣房門前的積雪，他問我冷不冷，一把握緊了我的手，我一甩手不理他。

後來，他見我干工作能吃苦，又對我說:“丁蘇琦同志，你一定要好好的干，將來你入了黨，我們就可以一塊過支部生活了。”

我那時還不懂得“支部”是什麼意思，以為他是說讓我同他過夫妻生活，我一下子惱了，怪嗔道:“哎呀，你這個人，誰給你一塊生活。”

說實話，我們那時戀愛結婚，大都是組織上做紅娘，領導當證婚人。

可是自我脫離了那段可憎的生活後，我就再也沒有考慮過成家的問題。

一天，醫院謝指導員找我談話，然後又詳細介紹了許德來的表現和他的生活簡歷。

原來他是河北省一個貧苦農民的兒子，被國民黨抓丁後，一直在傅作義的部下當兵。是1949年元月北平起義的戰士，後來他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曾先後立過幾次大功，並於1950年人了黨，是當時十七師醫院的骨幹分子和勞動模範。

謝指導員反覆對我說:“許德來這個同志不錯，他家境貧寒，從小出來當兵，一個人也挺苦的，現在你是功臣，他也是功臣，功臣對功臣，你們一對相互好照顧。”

我說:“指導員，我不找對象，我一輩子也不想結婚，我是來為人民服務的，我連工作都沒有干好。”

謝指導員卻誇獎我說:“你夠好的了，才來工作，就被評了功臣還受表揚。”

就這樣，每過一段時間，領導就來做我的工作。

1952年的10月底，新疆已經是冰天雪國了，這一天，領導派許德來帶領我們去距醫院四華里以外的菜地收蓮花白。

臨行前，許德來伸出手對我說:“同志，給你一雙手套。”

我剛接了過來，他又喊我:“丁蘇琦，再發給你一雙氈筒。”

我抬頭一看，心想這是個啥東西，簡直就像唱戲穿的靴子，只不過顏色是全白的，有毛毛。

我試着套在了腳上，兩腿卻象固定了夾板，抬不起腳，彎不了腰。我笑得喘不過氣來，說道:“媽呀，咋不會走路了，我不穿了。”

許德來卻關心地說:“你穿上這個，腳就不冷了。”

1953年8月，我和許德來登記結婚。

婚後我問他:“你為什麼總要找我?”

他說:“其實你一到建新營房的那天，我就看上你了，你眼睛大大的，辮子長長的，長得那麼漂亮。”

我說:“我不會生小孩，在舊社會我身體已被摧殘了。”

他說:“嘿!這有個啥，好不容易把你想到手，誰還想小孩，以後咱們要一個也行嗎。”

接着他又開玩笑說:“你要是同別人結婚的話，我就不叫你們活命，你要是獨身不結婚，我就等你到共產主義。”

後來他又鄭重其事地對我說:“實際上，象你們這樣受過苦的人，最知道疼人，最懂得怎樣生活。”

我想，自己在舊社會曾是個墜入風塵，受盡磨難的女子，新社會，能找上他這樣一個相貌堂堂，才比我大五歲，待我又百般疼愛的丈夫，我也就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