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生物戰”有沒有可能才是霍去病暴卒的原因?

公元前二世紀中葉，在亞歐大陸上，漢匈兩大帝國的戰爭進入到白熱化階段。漢武帝元狩年間，一位年輕將領的迅速崛起和突然隕落，深刻影響着這場百年戰爭的走向。當我們把《史記》《漢書》和出土的漢簡相互印證，便能揭開霍去病暴卒背後的一些蛛絲馬跡。

漢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十四萬鐵騎迫使漢廷開始調整國防戰略。在經過六十年“馬復令”和“輸粟授爵”等政策的積累，至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大漢太倉中儲存的粟谷已經堆積到腐敗不可食用，邊郡武庫里的弩達到三十萬張。元光二年（前133年），漢武帝採納王恢建議，集結三十萬大軍設伏馬邑，這一戰雖然沒有獲得成功，卻標誌着漢匈關係從和親轉向全面對抗。

元朔五年（前124年），衛青率三萬騎兵出朔方，夜襲匈奴右賢王庭，俘獲裨王十餘人。此戰之後，漢武帝創設“大將軍”職位，打破了漢初功臣集團壟斷軍權的局面。十九歲的霍去病此時任侍中，開始接觸到軍務機要。元朔六年（前123年），漢武帝進行軍制改革，在長安北軍基礎上增設期門、羽林兩支騎兵禁軍，為組建遠征軍團儲備人才。

元狩元年（前122年），霍去病被批准組建獨立的騎兵部隊。這支八百人的精銳被稱為“驃姚營”，士兵選自北地、隴西郡良家子，戰馬都為肩高四尺二寸以上的河曲馬。與傳統漢軍“一馬三卒”的配置不同，驃姚營實行“一人雙馬”制，每名騎兵配備兩匹軍馬換乘。這種編製借鑒了匈奴騎兵快速機動的特點，使得部隊日均行軍里程提升到二百里。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萬騎出隴西。部隊攜帶二十天的糧草，採用“月氏式”行軍法，白日以日晷定位，夜間觀星定向。在皋蘭山遭遇戰中，漢軍以“鋒矢陣”突破匈奴防線，繳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此役“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意指漢軍戰損達到三成，客觀反映出高速機動作戰需要付出的代價。

此時匈奴休屠王部佔據着石羊河流域，控制着河西走廊東端水草最豐盛的地段。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部渡過庄浪河後，採取“分兵合擊”策略：校尉高不識率兩千騎佯攻休屠王庭，主力則繞道焉支山北麓。當匈奴主力被誘至刪丹盆地時，漢軍突然出現在其側後方。

這一戰持續了六晝夜，漢軍轉戰五個匈奴部落，最終在谷水（今石羊河）畔擊潰休屠王主力。除斬首敵軍八千九百餘級外，還俘獲了匈奴王子、相國等貴族十二人，徹底瓦解了匈奴在河西走廊東段的統治。

元狩二年夏季戰役前夕，漢武帝進行人事調動：公孫敖任騎將軍，張騫為校尉。這種配置是準備利用張騫通曉的西域地理知識，但實際上行軍路線仍是由霍去病定奪。此戰漢軍分兩路出北地郡，主力沿黃河北岸西進，在居延澤附近完成集結。

在祁連山南麓決戰時，匈奴遬濮部據守山口要道。霍去病命令士兵“人持兩弩”，採取三段輪射戰術壓制敵軍。當匈奴騎兵發起衝鋒時，漢軍突然向兩側散開，露出後方武剛車裝載的連發弩機。這種源自秦軍的戰車改良的新式武器，能在百步距離形成密集的箭幕，一時間匈奴騎兵折損大半。渾邪王見大勢已去，率四萬部眾歸降。至此，漢朝完全控制住河西走廊，並設立酒泉、張掖二郡。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漢武帝調集十四萬戰馬、五十萬步兵來保障漢匈在漠北的決戰。霍去病部五萬精銳騎兵配備四萬匹副馬，每人只攜帶了二十天的口糧。這種“取食於敵”的後勤策略，在居延漢簡中得到印證：“驃騎將軍度弓盧，獲屯頭王食廩”。

而現代考古發現，匈奴墓葬中常見病死牲畜製成的肉乾。在蒙古諾彥山匈奴貴族墓中，出土的羊骨經檢測含有炭疽桿菌孢子。當漢軍在吃到這些戰利品時，病原體通過消化道進入人體。敦煌懸泉置出土的醫藥簡提到，霍去病部隊曾大量領取治療傷寒的藥物，這暗示部隊中可能有疫情爆發。

漢軍常規部隊實行“廩食制”，由大司農統一調撥糧草。而霍去病部有“特支”權限，即可自行徵用匈奴牲畜。《居延新簡》記載：“驃騎將軍過酒泉，取廩穬麥三百石”，顯示出他的部隊存在有混合補給方式。元狩四年漠北之戰期間，該部在余吾水畔繳獲匈奴部落牛羊超過十萬頭，其中有部分牲畜出現“目赤流涎”的癥狀，但仍被製成肉脯作為軍糧。

敦煌馬圈灣漢簡提到：“驃騎營病疫者眾，日殞十數人”。漢代軍醫制度規定，每五千人配屬醫工長一名，但霍去病部因機動性強，常脫離主力行動，使得病員難以救治，只能自生自滅。元狩六年霍去病病發時，他的癥狀和部將趙破奴元鼎二年所患“虜瘡”高度相似，都表現為“膚若燔炭，斑如墨漬”。用現代醫學來看，這些炭疽、瘟疫病毒，極有可能與和匈奴的“生物戰”有關聯。

匈奴單于庭設有“胡巫”職位，負責牲畜疫病防治。《漢書·西域傳》記載，大宛國曾向匈奴進貢“流馬”，即感染馬鼻疽的病馬。而同樣在《漢書》中記載，“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元狩二年霍去病部在河西繳獲的匈奴祭器上，檢測出現代科技確認的炭疽桿菌殘留物。這些沾染病原的器皿被漢軍作為戰利品帶回，可能成為生物戰的傳染媒介。

元鼎三年（前114年），張掖郡設立“牧師苑”，專門檢驗胡商販運牲畜。該機構的設立背景，與霍去病舊部多轉任邊郡牧監有關。酒泉出土的漢代藥方簡中，“治虜瘡方”需要用到犀角、麝香等珍稀藥材，而這類藥物在霍去病臨終前的治療記錄中頻繁出現。

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去世，年僅24歲（虛歲）。霍去病墓封土高十五丈，超出列侯葬制五丈，其“象祁連山”的造型需要動用三千刑徒施工兩年。在送葬隊伍中，二百名匈奴降卒皆穿玄色鐵甲，這種安排違反漢代“庶人不得衣甲”的禁令。茂陵東側陪葬區現存石像十四尊，其中“人與熊斗”造型在漢代葬儀中罕見，有學者認為隱喻“克胡”之功。

《漢舊儀》規定列侯棺槨用“柏木三寸”，但霍去病梓宮使用“楠木五寸”，且髹漆工藝採用天子專用的“朱里玄表”。這種逾制現象沒有受御史大夫彈劾，顯示漢武帝對霍去病之死的痛惜心理。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巡邊到朔方郡，命霍去病舊部八百人組成“羽林孤兒”，這支部隊從此再也沒有機會參與遠征。太初二年（前103年），趙破奴二萬騎兵在浚稽山覆滅，暴露出漢軍已經失去了長途奔襲能力。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五千步卒出居延，行軍路線仍沿用霍去病河西戰役的舊道，結果遭匈奴八萬騎圍殲。

征和三年（前90年），李廣利七萬大軍投降匈奴，降將中包括霍去病昔日部將趙弟。元鳳年間（前80年）邊郡仍在使用霍去病“三日出塞”的訓練章程，但實際上行軍速度已降到了日行六十里。這種戰鬥力的衰退，也印證了霍去病早逝後造成的軍事斷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