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斥責為投機政客後，黃紹竑怒駁白崇禧：周恩來都沒這樣數落過我

提起民國時期曾一度與老蔣的中央軍形成鼎足之勢的新桂系軍閥，很多人第一印象應該是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為首的“李白”組合。其實，完整的說法應當是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為首的桂系李、白、黃“三巨頭”。

早年的桂系“三巨頭”之一黃紹竑

這其中，李宗仁是隊伍的“領頭羊”，白崇禧主軍事，黃紹竑主謀略，三人的精誠合作曾一度使桂系在北伐戰爭後成為能與老蔣分庭抗禮、一較高下的強勢地方集團。只不過，相比於李、白二人近30年親密無間的合作，黃紹竑的態度和立場都曾在某些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過微妙變化。

當然，這些對李宗仁而言無關緊要。在他看來，黃紹竑的“分分合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桂系的擴張發揮一種特殊作用，畢竟他與老蔣之間的貌合神離人所共知，而黃紹竑能在老蔣的隊伍里謀求一席之地並打開局面，又不失為一舉兩得的選擇。

同樣，李宗仁的寬容大度，換來的是黃紹竑盡心竭力的傾囊相助。這一點，在解放戰爭後期的國民黨“行憲”國大前後助李宗仁競選民國“副總統”一事上體現的淋漓盡致。客觀的講，正是得益於黃紹竑精心籌劃的競選策略，李宗仁能最終在孫科、程潛等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桂系也因此成為民國末年“獨領風騷”的地方實力派。

不過，相比於李宗仁寬厚包容的性格而言，白崇禧的剛愎自用和反覆無常性格卻為黃紹竑與他最終分道揚鑣埋下了伏筆。早在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黃紹竑便與白崇禧在戰略上產生分歧，白崇禧堅決主張“武力統一”，而黃紹竑則認為“連年戰爭徒耗國力，不如休養生息”。此後，歷經衡陽戰役慘敗，白崇禧則順勢將責任歸咎於黃紹竑援救不力，並公開指責對方“畏戰如鼠”。

影視作品中的黃紹竑

黃紹竑留下一句“若再戰下去，廣西男兒都要埋骨他鄉”後便於1930年12月1日黯然離開桂系，轉投老蔣陣營中。不過，就歷史縱向發展來看，他的離去既緩和了與白崇禧的矛盾衝突，也在日後充當蔣桂之間溝通交涉的重要角色，無疑對桂系的再度崛起和登上權力舞台中央都是一次有利契機。

及至1949年1月，長江以北的三大戰略決戰已然塵埃落定。以主和起家的李宗仁取代蔣介石出任民國“代總統”並着手謀劃新一輪的國共和談。在李宗仁看來，“劃江而治”的做法是符合國內戰爭形勢和國際發展局勢的，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他選派出包括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劉斐等人在內的7人和談小組，正式於4月初飛抵北平。

李宗仁的想法未免過於天真，不僅我黨不會接受這種“割據一方”的假和平，背後蠢蠢欲動的老蔣也會設法打破這種和平幻想，因此，這場和談在一開始便預示了它的破裂結局。而看清大勢的黃紹竑卻能保持難得的清醒與冷靜頭腦，相對於李宗仁對江南地區的控制權，黃紹竑更着眼於全國解放後我黨對待桂系將領以及廣西地區的態度。

以此為立足點，黃紹竑在為期兩周的北平和談中盡最大努力爭取到包括“李宗仁出任人民政府副主席、白崇禧所率桂系20萬部隊完整保存、廣西兩年內不實行土改”等一系列“優惠條件”，對整個桂系而言，黃紹竑也可謂是仁至義盡了。臨回南京面見李宗仁前，周恩來特意在香山雙清別墅單獨接見了他，特別提及的一句話令黃紹竑倍感我黨誠意：

“黃先生當年主政浙江，保境安民有方，解放區人民至今感念。”

影視作品中的李宗仁與白崇禧

只是，當黃紹竑攜帶這份象徵最後和平機遇的《國內和平協定》以及我黨對於桂系要員的態度回到南京提請討論時，等來的卻是白崇禧不由分說的一通斥責。4月16日，在李宗仁官邸的內部緊急會議上，白崇禧拍案大罵：

“黃季寬（黃紹竑字）已成說客！當年出走是背叛，今日歸來是投機！”

黃紹竑此刻也無法忍受白崇禧的冥頑不靈態度，他起身反駁：

“我在北平舌戰群雄爭取到20條修改，周恩來都贊我有擔當！倒是你白健生，把桂軍子弟當賭注，對得起家鄉父老嗎？”

很顯然，自己麾下兩員大將已成水火難容的膠着狀態，作為“主心骨”的李宗仁也是心力交瘁，無可奈何。他既不能化解二人間難以調和的矛盾，亦無法排除干擾作出簽署同意和談協定的決定。

解放戰爭後期的李宗仁

隨着北平和談最終破裂，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接連解放了南京、上海等華東重要戰略城市，白崇禧此前一再堅稱可守三個月的“長江防線”，我軍完全突破也不過耗時30個小時。

此時的黃紹竑早已動身飛赴香港，不久後加入由李濟深領導的國民革命委員會，於當年8月13日聯合龍雲、劉斐、賀耀祖等44名國民黨軍政要員共同發表起義聲明，痛斥老蔣“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號召國軍全體“海陸空軍將士速棄暗投明”。

1949年9月，黃紹竑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新中國第一屆政協會議。會前，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特意向他做了親切囑託：

“季寬先生詩詞造詣深厚，新中國文化建設還需您這樣的通才。”

而黃紹竑的選擇，似乎又恰好印證了自己在半年前即將踏上和談徵程時填寫的《好事近》一詞中的美好預言：“北國正花開，已是江南花落。”

影視作品中的首屆新政協場景

縱觀黃紹竑最終的走向，看似是與桂系其他要員間的政治分歧，實則是對國家前途道路的深刻抉擇，殊為難得的是，他保持了最後的一份“人間清醒”，一如他在多年前的中原大戰後表露的“和平心跡”一般：

“我與健生（白崇禧字）之爭，非私怨而是國是。他視戰爭為遊戲，我視和平為生命。”

順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孰是孰非，早已盡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