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一共判了多少日本戰犯死刑？真實情況遠比你想象的困難

【引言】

這是正義與邪惡的激烈對抗，也是弱國挑戰強權的艱辛歷程，還是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際性審判事件。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面勝利。次年初，為審判日本二戰期間的侵略罪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標誌着為期兩年的“東京審判”正式開始。

此審判庭由11國法官構成，麥克阿瑟任最高統帥。審判持續兩年七個月，25名被告受審，419名證人出庭，28名日軍官定為甲級戰犯，判決書數十萬字，書面證據4336件。

眾人未知的是，這看似正義的審判實則隱藏諸多罪惡，最終僅7名日本戰犯被處決，此乃中國法官據理力爭之果。此番審判之艱難，可想而知。

中國法官通過詳盡調查與嚴謹審理，成功定罪7名戰犯。但因其未起訴部分重要戰犯且未追究日本政府責任，此次審判被認為是不徹底的。

【一、東京大審判的最終結果】

1948年12月22日，東京市區的巢鴨監獄實施全面封鎖，四周被全副武裝的軍警嚴密把守，門內外寂靜無聲，氣氛凝重。

在凜冽寒風中，獄中的七人似預感末日將至，氛圍凝重。晚餐時刻，唯有一人享用最後的日料晚餐，其餘皆味同嚼蠟。

凌晨剛過，一名身材矮小、嘴周蓄滿鬍子的光頭被帶上十三級刑台。總行刑官一聲令下，隨即，這位小個子被吊上了絞刑架。

絞刑機運轉，絞繩緩緩上升，他呼吸困難，劇烈掙扎，雙腿顫抖不已。九分鐘後，生命消逝。此人究竟是誰？

這位禿頂小個子是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侵華戰爭的最大甲級戰犯，背負數千萬亞洲百姓性命。他至死都認為侵略是“自衛”，毫無道歉悔改之意。

與他同時被處決的還有武藤章、松井石根及土肥原賢二三人。

隨後，板垣征四郎、廣田弘毅、木村兵太郎等三人，至23日早7時許，東京審判中的七名戰犯均被執行絞刑，以償其在亞洲殺害的數千萬無辜民眾之罪。

東京審判另判16名甲級戰犯無期徒刑、2人分別獲刑20年和7年。然而，部分戰犯後被保釋，逃脫懲罰，甚至組建政黨經商，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之祖父岸信介。

東條英機等七人僅以6比5的微弱多數被判處絞刑，且有多名重罪犯逃脫，未受任何懲罰。

如731細菌實驗部隊的創立者石井四郎、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朝香宮鳩彥王、主導策劃侵華及亞太地區戰爭的裕仁天皇等人。

這些罪責深重之人非但未現身東京大審判，反而隱匿幕後，極力推卸自身所有罪行，企圖撇清關係。

諷刺的是，日本對我國及亞太區15年的侵略，犯下無數滔天罪行，僅以7名戰犯絞刑告終，而那些罪惡昭彰的首領仍逍遙法外。

為何會有此結果？相較於嚴懲納粹的紐倫堡審判，規模宏大的東京審判結果卻顯得荒謬草率，這背後究竟隱藏了何種緣由？

【二、開庭前的東京大審判】

1946年初，盟軍統帥麥克阿瑟頒布重要文件，決定成立遠東軍事法庭，着手對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諸多罪行進行審判與清算。

這個消息極大地鼓舞了梅汝璈等人，同時也讓千萬被壓迫、被侵略的國人心頭一震，倍感振奮。

終於能為正義對小日本進行清算，堅信正義必勝，這無疑體現了包括梅汝璈在內的眾多中國人的共同心聲。

紐倫堡審判中，美蘇等國對納粹戰犯進行了嚴厲而正義的裁決，確保這些罪行累累的惡魔為其行為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因此，眾人普遍預期東京審判會效仿紐倫堡審判，嚴懲每位發動及參與戰爭的罪犯，絕不會輕易寬恕。

國民政府特派梅汝璈、向哲濬等人作為首批法官代表，參加東京審判的開幕式。

梅汝璈當時為國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代委員長，他早年自芝加哥大學法律專業畢業，榮獲博士學位。

向哲濬檢察官早年獲耶魯大學法學博士，時任江浙首席檢察官。接國民政府令後，他組織了一批國際法、英語精通的顧問，全力搜集並整理日軍戰時罪行證據。

除我國外，英、美、新加坡、澳、法、印、菲、荷、蘇九國各派一名法官，共十人，加我國法官共十一人組成審判庭，庭長由澳大利亞韋伯法官擔任，但初即現位次之爭。

韋伯法官憑個人喜惡，將我國座次降為第三，而將親近的英國法官提至第二，使自己被英美環繞。然我國二戰損失慘重，犧牲巨大，且在日本投降書上第二個簽字。

現今，韋伯僅憑個人喜好擅自調整中國位置，既是對中國的不敬，又似有在審理時與英美派暗中勾結、方便交流的企圖。

梅汝璈堅決反對，憤然離席，明確表示不接受韋伯的私下安排。韋伯多次威脅，稱此舉將損害中美關係並激怒盟軍統帥麥克阿瑟。

梅汝璈對此堅決不讓步，拒絕韋伯的私下安排，並明確表示，他的政府同樣不會接受這樣的安排。

距審判正式開始僅一天，韋伯仍對我國百般刁難。隨後，他借綵排之名，讓梅汝璈先按第三位置拍照，聲稱晚上再議此事。

梅汝璈迅速識破其計謀，堅決拒絕。考慮到四周布滿攝像機，即便僅是綵排，只要他坐上第三把交椅，此事便成定局。

韋伯經三次與英美法官商議，決定按中國第二的位置進行正式審判。此事雖小，卻反映西方當時對華態度，預示着東京審判的艱難。

【三、美日暗中達成協議，艱難的審判之旅】

多方糾葛增加了審判難度。此審判全面由美國主導，包括英美訴訟體系、審判庭統帥及定罪量刑等。為避嫌，美國指定韋伯擔任庭長。

在此之前，美國已決定不對裕仁天皇及日本皇室提起訴訟，導致這場侵華戰爭的主要策劃者得以逃脫法律制裁。

美國此舉意在蓄力對抗蘇聯，因此，二戰期間日本的細菌實驗成果對其而言，成為了極為寶貴的資源。

石井四郎作為731細菌部隊創始人能逃脫嚴懲，關鍵在於他與美國的交易，使美方獲取細菌實驗詳資，而具體負責人依舊未受懲處。

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朝香宮鴆彥，因其日本皇室背景而未被追責。1945年9月至12月，麥克阿瑟四次下令逮捕二戰主要戰犯，但他未在其中。

遺憾的是，盟軍給予罪犯的寬限期過長，致使眾多日本罪犯或自殺，或逃亡，甚至有人通過美國渠道尋求赦免。

裕仁天皇屬於後者，雖美國政府初未對日本皇室立即行動，但澳大利亞與聯合國堅決要求懲處皇室，尤其是首要責任人裕仁天皇。

當時天皇掌握軍政的絕對至高權力，遠非今日之吉祥物可比。裕仁天皇焦慮不安，因懼怕遭審判而夜不能寐，其怯懦之行顯露無遺。

1945年12月，裕仁的恐懼達到了頂峰，這一轉變緊隨其首席謀臣木戶幸一等人被捕入獄的事件而發生。

他心懷忐忑求見了麥克阿瑟，二人進行了長達一小時的深入交談，但交談的具體細節並未對外公布。

此後，皇室權力被架空，僅具象徵意義。總之，日本皇室因美國庇護而脫身，且美為遏制蘇聯，對其他戰犯也未趕盡殺絕，反有包庇之意。

這給審判造成巨大障礙，英美法官在法庭上以證據不足等為由，為眾多重罪犯開罪，造成與紐倫堡審判迥異的結果，甚至16名被判無期徒刑的罪犯也在五十年代陸續獲釋。

此外，法官們對日本侵華戰爭起始時間存在分歧，因向哲濬等人迅速搜集證據，提交1928年“皇姑屯事件”為最早時間，但法庭在英美主導下，卻以1941年珍珠港事件為起訴基準。

至1941年，日本已在中國領土上肆虐屠戮13載，其間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及南京大屠殺等種種暴行，竟未計入起訴年限之中。

梅汝璈、向哲濬等人當時的無助與憤怒可想而知，他們晝夜不息地搜尋資料、證據，孤身在法庭上與霸道強權頑強抗爭，以言辭力戰群敵。

經持續頑強反駁，法庭最終採納了中國以1928年為起訴日本基點的意見，但隨即要求提供相應證據。

至今已18載，自1928年張作霖遭暗殺。期間，搜尋九一八事變及南京大屠殺等罪行證據，困難重重，極為不易。

關鍵在於，日本在美軍登陸前大肆焚毀文件，涵蓋侵華、菲律賓侵略及海陸空軍事機密，給後續審判帶來巨大挑戰。如何應對這一困境？

【四、中方據理力爭，將七名罪犯送上絞刑架】

在向哲濬等我方人員的竭力搜尋下，儘管日軍製造大量偽證並焚毀眾多軍事文件，仍成功發掘出部分確鑿證據。

他們持有的資料包括：自日本陸軍省抄錄的侵略檔案、外籍記者報道南京大屠殺的報紙、拉貝的日記，以及松井石根親筆簽名關於攻打南京的文件。

這些均為定罪量刑提供了有力證據，另有約419名證人出庭陳述。尤為重要的是，溥儀的出庭揭露了日本構建偽滿洲國的虛偽策劃。

但很快，中方面臨新挑戰：審判遵循英美訴訟體系，日本罪犯也配有專業辯護律師，且全為美國籍，極為嫻熟。

相比之下，我國法律小組僅20人，且國民政府毫無準備，未提供物證、人證等資料，僅派法官赴東京，預期數月內即可完成審判。

審判過程長達兩年七個月，中方法官在英美陣營的阻撓下艱難前行，而戰爭的罪魁禍首卻依然未受懲處，逍遙自在。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無暇提供資料證據，梅汝璈等人遂全力以赴，夜以繼日研讀國際法，親手抄錄日軍侵華檔案，並廣泛搜尋相關人證與物證。

期間，需不斷在法庭上駁斥日軍製造的大量偽證，精神幾乎全天24小時都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在確鑿證據面前，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等罪犯無法再混淆視聽，最終沉默並無奈接受審判。

量刑時，法庭初無意判死刑，認為違悖民主自由。經我國法官梅汝璈據理力爭、逐一舉證反駁，最終以六比五微弱多數，七名罪犯被判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