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新中國的外交舞台開始逐漸嶄露頭角，並迎來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高潮。
在1971年10月25日的聯合國大會上，新中國憑藉強大的實力以及國際支持，以絕對優勢重返聯合國。
隨後，1972年，中國與希臘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這一重要時刻標誌着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為了加強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經驗豐富的周伯萍被任命為中國駐希臘大使。然而，就在周伯萍上任僅幾個月後，一場突如其來的外交事故震驚了整個世界。
這一事件不僅給中國外交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也讓周總理倍感憤怒和失望。
他在得知此事後憤怒地說道：“周門不幸，美國有水門事件，而中國卻出現了烏龍事件，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荒謬。”
作為新中國的開國總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長，周總理在外交事業上的貢獻可謂舉世矚目。
他26年的總理生涯中，始終保持着溫文爾雅、謙遜和善的態度，無論面對多麼複雜和棘手的問題，他都能冷靜應對，展現出卓越的外交智慧。
然而，這次的外交事故卻讓他不禁仰天長嘆“周門不幸”。
那麼，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何會讓一向沉穩冷靜的周總理如此憤怒和失望呢？
首任中國駐希臘大使——周伯萍
周伯萍，1920年3月15日出生於安徽省肥西縣的一個普通家庭。他自幼勤奮好學，有着出眾的記憶力和計算能力。
在1941年3月，年僅21歲的周伯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在1938年4月之後，周伯萍先後在安徽省鄉政幹部訓練班和軍政幹部訓練班接受培訓，為日後的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
他歷任泗縣皖東北進出口貨物檢查處處長、漣水等縣稅檢局局長、蘇皖邊區政府第六專署財糧處處長兼淮海軍分區供給部部長、華中行政辦事處糧食局局長兼華中支前司令部糧食部部長等職務。
在這些崗位上，他展現出了出色的領導能力和工作水平，贏得了上級和同事們的讚譽。
新中國成立後，周伯萍被分配到糧食部門工作，主管糧食工作。他深知糧食對於國家和人民的重要性，始終將人民的溫飽問題放在心頭。
他憑藉超常的記憶力和計算能力，在糧食數據統計和漏洞發現方面表現出色，確保了糧食工作的順利進行。
周總理還經常邀請周伯萍到中南海辦公室共同研討糧食問題。在這些研討中，周伯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和勤奮，他的建議和意見得到了周總理的高度認可和讚賞。
周總理將周伯萍視為糧食工作的得力助手和“大秘書”，對他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隨着七十年代初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外交事務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然而，當時中國缺乏充足的外交人才，一些外交官員不得不兼任多職。
在這樣的背景下，周伯萍在國內糧食工作穩定後，被調派參與外交工作。
周伯萍最初是不想去外交部的，他對英語可以說是一竅不通，並且長期專註於糧食領域的工作，對外交事務幾乎一無所知。
然而，在周總理的堅決支持下，他不得不接受這一挑戰，儘管內心充滿了忐忑和不安。
進入外交部之初，周伯萍完全是一個“門外漢”。他不僅要面對語言障礙，還要努力彌補自己在外交知識方面的不足。每當處理外交事務時，他總是小心翼翼地生怕犯錯。
為了儘快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周伯萍在忙碌的本職工作之餘，主動報名參加了外交學院的學習。
憑藉著過人的學習能力和勤奮刻苦的精神，周伯萍逐漸在外交工作中展現出自己的才華。
隨着時間的推移，周伯萍逐漸掌握了外交工作的要領和技巧。他開始獨立處理各種外交事務，並在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
1972年，中國與希臘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同年12月，周伯萍被任命為駐希臘大使。次年3月，周伯萍踏上了前往雅典的旅程，正式開始了他的希臘大使生涯。
雅典事件
1973年5月，希臘副首相即將對中國進行訪問，周伯萍作為中國駐希臘的大使，肩負着與希臘方面緊密溝通、精心安排訪問細節的重任。
然而，在這個關鍵的外交準備過程中，一系列看似偶然的失誤卻接連發生，最終釀成了被後世稱為“雅典事件”的外交烏龍。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5月7日，周伯萍與翻譯人員剛剛從希臘外交部結束會議，準備返回大使館稍作休息。他們剛剛完成了希臘副首相訪華行程的細緻協調。
返回大使館的途中，周伯萍注意到使館區異常繁忙，車輛川流不息，其中不乏警車的身影，沿途的關卡也明顯增多。他敏銳地意識到，似乎有重要的外事活動即將舉行。
於是，他急忙囑咐隨行的翻譯回使館查看是否有未處理的請帖。翻譯對具體情況也不太清楚，只能按照周伯萍的指示行事。回到使館後，周伯萍催促翻譯儘快核查新收到的請帖。
就在此時，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烏龍事件發生了。
當天值班的同志誤將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科威克的請帖當作了以色列科威特大使的請帖。
由於捷國駐希臘大使的名字科威克的首字母“K”與科威特國名的首字母相同，再加上請帖上標註的時間一個是當天下午，另一個是次日中午，值班的同志在忙碌中未能仔細分辨，導致了這一失誤。
由於時間緊迫，加上工作中的忙碌和緊張，值班的同志沒有仔細核對請帖內容，只是匆匆掃了一眼封皮，便匆忙向周伯萍報告。
周伯萍一聽，連衣服都沒來得及換，按照程序他應該親自過目請帖的，但此時也顧不上了。就這樣，周伯萍來到誤以為是“目的地”的地方——科威特大使館。
當周伯萍一行人抵達所謂的“科威特大使館”時，他瞥了一眼手錶，顯示剛好是1:30分。他心中鬆了一口氣，認為自己並沒有遲到。
一行人下車後，被接待人員引領進入了大使館。當周伯萍在大使館門口見到一位大使時，由於事先並未仔細查看門口懸掛的國旗，他誤以為對方是科威特大使館的臨時代辦。
於是，他上前與對方握手，互致問候，並對該國的國慶節表示了祝賀。同時，他簡單地解釋了自己遲到的原因。
然而，就在這時，一名來自《紐約時報》的記者突然發問，詢問周伯萍一行人來到此處是否意味着中國承認以色列。
翻譯在回答時將“這裡”誤譯為“雅典”，使得問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周伯萍認為這個問題很不尋常，懷疑記者是在故意挑釁，於是他以簡單的方式予以回應。
在那個時期，中國與眾多阿拉伯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但由於各種因素，並沒有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
此外，以色列一直被視為美國的小跟班。因此，在那個特殊的時期，中國不可能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
儘管周伯萍覺得記者的表情有些迷惘，但他並未過多理會。他與即將離去的其他國家大使簡單地寒暄了幾句後，便與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別，匆匆返回了大使館。
直到第二天，周伯萍等人才意識到他們昨天去錯了地方。
第二天中午，周伯萍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偶遇了羅馬尼亞大使。經他一番提醒，周伯萍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昨天走錯了地方，在那倉促的10分鐘內竟然鬧出了這樣的大烏龍!
然而，此時意識到錯誤已經為時已晚。那名《紐約時報》的記者在以色列活動結束後，迅速將周伯萍前往以色列活動現場的事情上報了。
不出所料，第二天的美國報紙上就刊登了相關報道：“中國大使到場祝賀以色列國慶。”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廣泛關注。
面對已經發生的錯誤，周伯萍迅速行動起來，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彌補過失。
首先，他分別向希臘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國使節說明了情況，強調自己誤入以色列外交代表處純屬工作上的失誤，並非中國外交政策發生了變化。
其次，周伯萍立即向國內外交部報告了整個事件的經過，並主動接受了檢查。
最後，周伯萍還面向使館全體同志如實通報了此事。他坦誠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希望大家能夠從中吸取教訓，改進工作方法和流程。
事態結果
沒過多久，周伯萍因那起事件被緊急召回國內。回國後，他立刻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並詳細彙報了整個事件的經過。
當時，周總理雖然身患重病，但依然堅守在崗位上，努力維護國家的聲譽和形象。對於周伯萍犯下的這一低級錯誤，周總理感到十分震驚和失望。
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曾經器重的周伯萍會犯下這樣的錯誤。之後便出現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關於周總理所說的“周門不幸”，可能很多人並不了解其中的深層含義。事實上，周伯萍和周總理並不僅僅是同事和上下級的關係。
鮮為人知的是，他們二人都是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的後代。按照輩分來說，周總理比周伯萍高出一輩，因此他們可以說是同門。也正因為如此，周總理才會在那起事件後發出“周門不幸”的感慨。
隨後，周總理對這起事件的態度和批示也被添加到了相關報告中，並最終呈送到了毛主席面前。
毛主席在仔細審閱報告後，做了一些修改。他刪去了原先那句“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的表述，而是將“雅典事件”定義為“是沒有深入調查研究的結果”。
在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後，周總理立即要求外交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重新評估錯誤的性質。令人意外的是，儘管周伯萍犯下了這樣的錯誤，他並沒有被免職。
相反，他被調任為駐阿爾及利亞和扎伊爾的大使。
通過這起事件，周伯萍深刻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並以此為鑒，努力改進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態度。
結語
總的來說，這起事件雖然給中國外交帶來了一定的衝擊和影響，但最後也是有驚無險，成功化解了。
但“雅典事件”算是為中國的外交敲響了警鐘，也讓外交人員知道了“外交無小事”。以史為鑒，砥礪前行，中國的外交事業才能在不斷反思中不斷進步，走得更遠。
經過這次事件後，周伯萍同志深刻認識到了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和細節性，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專業素養和綜合能力。
多年來，他在歐洲和非洲國家擔任大使，始終牢記周總理的教誨“外交無小事”，兢兢業業地完成了外交部交給的各項工作任務。
2012年6月，周伯萍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參考文獻：人民網：周伯萍同志逝世
周伯萍《非常時期的外交生涯》
《周恩來仰天長嘆的“雅典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