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唐朝的“文章巨公”，人生一半君子一半小人

古代的儒家道統或者正人君子，必然品德端莊、行為高尚，並且常常不苟言笑，令人肅然起敬。

看過《師說》《論佛骨表》等文章，我越發覺得，韓愈必然就是這樣的君子。

翻看史書，筆者更加深信不疑。且看史官對他的記述，《新唐書》曰：“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

“詭隨”的意思是說，詭詐欺騙、隨波逐流。史家們篤定，“不詭隨”的韓愈便是君子，《新唐書》是這樣評論他的：“可謂篤道君子矣。”即，稱得上是篤守正道的君子。

那麼問題來了，正人君子韓愈先生果然叫人尊敬、使人折服了么？似乎也沒有，在很多人眼中，韓愈甚至是輕薄、輕浮的象徵。究竟發生了什麼？

韓愈名字中的“愈”，有“超越”之意；他的字乃是“退之”。別的不說，光從這個名字就能彰顯出來儒家的中庸之道。

但中庸的韓愈，從很小時開始便已經是狂傲之人了。

韓愈自稱是布衣之士，七歲始讀書，十三歲能文，他最早傳世的詩歌，據說，是十七歲寫就的。

這首叫《芍藥歌》的詩，是為了諷刺獻媚者而作，韓愈如是嘲諷這類人的阿諛之態：

嬌痴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此並。

欲將雙頰一睎紅，綠窗磨遍青銅鏡。

他則稱呼自己為“楚狂人”，狂人嘛，難免孤傲，但他寧願自己孤獨地醉酒，也不願意與“婢子”們為伍。

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

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這首詩寫得太張狂，但老實說狂傲本身並沒有問題，借用某些人的觀點，“狂乃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遺產。”但關於此詩，後世的曾國藩曾發出過這樣的質疑：“太爛漫，不似韓公詩。”

孤傲可以原諒，誠如曾國藩的疑問，“爛漫”這個詞高低是不能和嚴肅的君子聯繫起來的。

韓愈十九歲入京城，他又寫了一首詩。這首叫《條山蒼》的詩歌就不那麼“爛漫”了，相反，還透出一股老練與四平八穩：

條山蒼，河水黃。

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岡。

韓愈寫這首詩的時候，彼時，中條山隱居了一個叫陽城的讀書人，陽城勤奮好學，無所不通，進士及第後，卻選擇過起隱居的生活。

當時十九歲的韓愈恰好離開家鄉前往長安應試。有人因此說，韓愈感陽城之事，故作此詩；也有人說，彼時的他尚年輕，韓愈並沒有想太多，只是靈感來了信筆寫就，尋常寫景而已。

但即便是“尋常寫景”，評論家卻感受到一股穩重感，他們因此讚美此詩曰：“語不多，卻近古。”

以及，從這幾筆尋常景色中，眾人感受到韓愈身上的君子氣度。他們如是評論：“蒼者自高黃自濁，流俗隨波君子獨。”

在眾人眼中，寫作《條山蒼》的韓愈是獨的，一如寫作《芍藥歌》的韓愈也是獨的。但這兩種“獨”可以說截然不同，前者的獨是君子不群之獨，後者則是傲氣的、爛漫的孤獨。

這兩首詩均是韓愈平生最早期的作品，通過這些作品我們能看出，他似乎是個表面統一，實則很矛盾的人。這種割裂感幾乎貫穿了韓愈的人生，以至於讓人完全猜不透他。

眾所周知，韓愈是一個儒生，更是一位君子。

這位君子的品行堪稱為模範。他的一生，刻苦學習、操行堅正、性格豁達、不虛榮羨慕、不妄自菲薄、更不會輕視後起之秀，用《舊唐書》里的評論：韓愈“操行堅正，拙於世務。”

但他果然就“拙於世務”，果真便溫柔敦厚了嗎？

關於韓愈，我們永遠不能看合訂本，因為但凡看合訂本，你就會發現，他的諸多言行，很難自圓其說。

自古以來的儒家君子，都是敦厚柔和，從來不汲汲於富貴。但韓愈對於功名的追求，一向是自始至終的。

韓愈追求功名利祿，當然有不得已的原因。最開始時，他入長安將近一年，因為囊中羞澀，不得已以半路攔馬的方式，求見當時的名將馬燧。馬燧與韓愈原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關係，饒是如此，韓愈仍“以故人稚弟”（註：韓愈的哥哥曾與馬燧在一個部隊）的身份求見。

馬燧收留了韓愈，賜其食與衣，讓韓愈與自己的兒子們共同居住。韓愈究竟在馬家住了多久，早已無從考證，估計有四五年的樣子。

馬燧能供養韓愈，卻沒有能力使其青雲直上。韓愈只有不停地考試，但怎奈時運不濟，他的成績並不理想。

萬般無奈之下，他仍舊採取自薦的方式，譬如寫自薦信、向權貴獻上自己的文章，總之，瘋狂地推銷自己。得位之前，韓愈曾三撰《上宰相書》，二撰《上張僕射書》，信件中不乏獻媚之詞。

遙想當年，17歲的韓愈深惡痛絕那些“嬌痴婢子”，這才過去多久，經歷了些許社會的毒打，他活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樣子。

追求功名顯達，是自古以來士子的夢想，這也沒有錯。但韓愈作為文壇里道德與文化的標杆，即使是成名之後，也不知收斂，仍舊以用來傳道的文章，謀求自己的私利。

韓愈寫墓志銘等文章，收取的“潤筆費”是十分可觀的，他亦親口承認道，自己曾經為國舅王用撰寫碑文，王用的兒子為了表示感謝，贈送給他一匹帶寶鞍的白馬以及一條白玉帶。

很多人對於韓愈“諛墓”的行為表達過批評，比如劉禹錫，他一方面肯定韓愈在“古文運動”中的貢獻；另一方面，對於韓愈“賣文”的行為作出了辛辣的諷刺。劉禹錫在給韓愈寫的碑文中有云：“公鼎侯碑，志隊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韓公您享有盛名，官位封侯，事迹應該記錄在石碑上。現在果然被銘記在墓碑上了，一個字的價格，就足以載運金錢堆積成山了）

韓愈曾對自己追求功名利祿表達過辯解，但很顯然，他並沒有後悔自己的行為。

人生的暮年，韓愈曾經創作一首《示兒》，不同於陸放翁《示兒》詩中“但悲不見九州同”的拳拳之心，韓愈版的《示兒》詩，充滿了對富貴名利的追求，對浮華放浪的展現。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

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

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

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

宋代的蘇軾是著名的“韓愈吹”，但讀罷這首詩，連他也看不下去了，東坡尖銳地指出：“退之示兒云云，所示皆利祿事也。”

韓愈是一個儒生，但這個儒生竟然貶低過孔子。

曾經有個叫張生的書生，無意發現一篇周朝的石鼓文拓本，張生請求韓愈試作《石鼓歌》，韓愈欣然為之，但他卻在《石鼓歌》中如此寫道：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

詩中的“陋儒”是何許人也？竟然是孔子。為了誇大石鼓文的優秀，韓愈甚至責怪孔子編寫《詩經》唯獨不收錄此詩，韓愈以為，孔子的這一行為就好比摘取天上的星宿時，卻偏偏遺漏了日月（羲代表日，娥代表月）。

老實說，詩人為了誇大自己，貶低前朝某位聖賢，類似的寫作手法，在唐詩中是頗為常見的。因此，我們似乎不應該因為這兩句詩歌而批評韓愈。

但還是那句話，考慮到韓愈一呼百應的江湖地位，他這樣寫作，有不得體的嫌疑。

韓愈身處一個風雨飄搖的亂世（安史之亂之後的中唐），他以一個傳統文人的身份登場，抑強藩、忤權貴、排佛老。他做的那些事，怎一個鐵骨錚錚了得。

元和十四年，唐憲宗李純派人遠赴鳳翔迎接佛骨（即有德高僧的骨灰），一時之間“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整個長安掀起信佛的狂潮。

當此之時，韓愈挺身而出，毅然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皇帝不要信奉佛教。在上表中，他大義凌然地寫道，如果佛祖果真靈驗，要降下災禍的話，“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看完他的奏章，憲宗皇帝大怒，最終下令將他逐出長安，遠謫潮州。也就是在此時，韓愈寫下大名鼎鼎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這是一個充滿了浩然正氣的故事，但這個故事還沒有完結，後續的情節是，來到潮州的韓愈，戰戰兢兢又急不可耐地寫了一篇《潮州刺史謝上表》。在這一篇奏章中，他首先擺正心態、承認“錯誤”；其次，大打感情牌，懇求皇帝饒恕自己。韓愈如是寫道：“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

假如說韓愈寫這樣的文字情有可原，畢竟，在封建年代，這是臣子與皇帝之間的默契。那麼到了潮州之後，他作為一個旗幟鮮明批評過佛道的儒士，一下子便放棄了原則，與當地的高僧大顛和尚打成一片，又當怎麼解釋？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宋·周敦頤《按部至潮州題大顛堂壁》

後人也只能作這樣的解釋，之前未識高僧的他認識不到佛法的高深罷了。

韓愈自然有韓愈的苦衷與追求，但他自相矛盾的性格和行為，為後世留下無數的話柄。於是乎，讚美他的人，稱其為慷慨陳詞的君子；詆毀他的人（這類人並不少），諷刺其是充滿心機的投機分子。

所以，韓愈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借用學者李劼的說法，韓愈是一個其智不高，其心也小，捍衛儒道有功，被世人力捧的妄人。

參考資料：

1，陳克明著：《韓愈年譜及詩文系年》

2，強心怡：《從兩<唐書·韓愈傳>的比較看韓愈形象演變》

3，王蓮華：《韓愈民間形象考論——以俗文學為中心》

4，李劼：《妄人韓退之》

-作者-

老談，always talk，老是夸夸其談之人，除此外，別無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