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孫皇后：為貞觀之治盡心竭力、揮灑智慧，起到哪些作用？

唐太宗是一位名冠古今、聲震遐邇，家喻戶曉、孺婦皆知的歷史人物，唐代貞觀年間他與朝臣同心戮力，殫精竭慮，精心打造的堪稱古代治世社會的樣板工程“貞觀之治”，更是為古今哲人雅士津津樂道、讚不絕口。

然而在開創這一治世華章的進程中，不應該忘卻一位特殊而舉足輕重的人物，她為該工程的鑄就竭盡心力，貢獻智慧，這便是唐太宗的“賢內助”長孫皇后。

一、厲行節儉，率先垂範

“儉以養德”。崇尚節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中國古代治世的重要表現和應有之義。

貞觀時期之所以能夠出現“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無錦繡”的良好社會風氣，固然是作為創業之君的唐太宗充分鑒取隋亡慘痛教訓，大力倡導和積極培育的結果，但同時也與長孫皇后的厲行節儉和率先垂範密不可分。

據《舊唐書·長孫皇后》記載：“後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

此即是說長孫皇后在衣食生活方面嚴格按規定行事，決不濫用權勢恣意妄為。

長孫皇后何以如此，除了其“儉約”心性使然，更深層次的用意在於母儀後宮，垂範天下。

“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李承乾乳母遂安夫人經常於長孫皇后面前抱怨“東宮器用闕少”，“請增東宮什器”，長孫皇后不允，進而曉之以理：“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也。”

尤為難得的是長孫皇后對自己後事的安排，更是體現了其高風亮節、不凡識見和深遠用意。

貞觀10年（636）6月，長孫皇后病危，太宗前來與其訣別，她向太宗談及關於自己的葬儀的想法：“妾生既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葬。且葬者葬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為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

中心意思就是薄葬。太宗從其請，並勒石“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

在長孫皇后的啟發下，翌年（637）2月太宗下詔，談到自己的“身後之日”問題，為了免除“勞擾百姓，崇厚園陵”，要“務從儉約，於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7同時要求“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勛戚家，仍錄奏聞”。

不言而喻，長孫皇后的言行作為對於貞觀時期形成以節儉為主要價值取向的社會風尚，無疑具有積極的影響和促進作用。

二、支持進諫，巧妙進諫

虛懷納諫是唐太宗迥異於古代其他政治家的突出品格，“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激濁揚清，政治清明也是作為治世的“貞觀之治”不同於古代其他治世而彪炳史冊的顯著特點。

這些固然與唐太宗鑒於隋煬帝拒諫飾非，獨斷專行，致使眾叛親離，國破身死的慘痛教訓而刻意的結果，但也與長孫皇后支持百官進諫，巧妙進諫，遺囑太宗納諫分不開的。

長樂公主是太宗與長孫皇后所生女兒，“太宗特所鍾愛”。

貞觀6年（632），長樂公主將下嫁長孫無忌之子長孫沖，親上加親，復以“太宗特所鍾愛”，於是，太宗“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即高祖女永嘉長公主）”。

對此，魏徵表示反對，上書太宗：“惜漢明帝時，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

太宗徵詢長孫皇后意見，她感慨地說：“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

不僅欣然同意魏徵意見，而且提醒太宗“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又“遣中使齎錢四百緡，帛四百匹以賜征”，並告訴魏徵：“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無轉移也。”以此來支持和鼓勵臣下進諫。

長孫皇后不但支持和鼓勵臣下進諫，同時又以巧妙的方式進諫。

有兩件事尤為典型，一件事是：太宗曾有一駿馬，“無病而暴死”。太宗便遷怒養馬宮人，“將殺之”。

於是，長孫皇后勸諫道：“惜齊景公以馬死殺人，晏子請數其罪云：‘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

太宗怒遂解，又感慨地對房玄齡說：“皇后庶事相啟沃，極有利益爾。”

另一件事發生在貞觀6年（632）3月，魏徵於朝堂激烈頂撞太宗，使太宗難以下台。

回宮後，太宗生氣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問為誰”？太宗回答說：“魏徵每庭辱我。”於是“後退，具朝服立於庭”。

由於朝服是皇后“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所以太宗“驚問其故”，長孫皇后說道：“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頓時轉怒為喜。

可見，貞觀時期所形成的臣僚敢言直諫，君主從善如流之良好政治風氣和激濁揚清、政治清明之良好政治環境，應該說是與長孫皇后的積極努力和促成分不開的。

三、顧全大局，政治識見

外戚是中國古代一支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各個朝代都不同程度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只不過多是消極和不光彩的。

有鑒於此，長孫皇后能夠立足保全家族和維護唐朝社會長治久安的大局，對於防範家族勢力膨脹採取了諸多努力，從而對貞觀以至整個唐朝歷時近300年絕少外戚干政現象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長孫皇后胞兄長孫無忌，“少與太宗友善”，“識量宏遠……才資文武”，“英冠人傑”，身歷從晉陽起兵，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的所有重大事件，是唐朝的開國元勛，以至於唐太宗有“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的感慨，被太宗視為有“佐命之功”。

惟其如此，所以太宗擬任命長孫無忌為宰相。

對此，長孫皇后多次表示反對，並以西漢外戚干政的後果說服太宗打消固有想法，她說：“妾既託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謂切骨之戒，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為宰職。”

但是太宗並未採納，任命長孫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吏部尚書、右僕射。

無奈之下，長孫皇后又私下仰求其兄長孫無忌辭職。在這種背景下，太宗不得已，改授長孫無忌為職位雖高卻無實權的開府儀同三司。

特別是長孫皇后臨終前夕又言辭懇切地叮囑太宗不要讓其家族成員擔任要職，她說：“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慎勿處之權要。”

這和東漢眾多皇后“莫不定策帷簾，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相較，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對比。長孫皇后的高風亮節和政治識見由此可見。

四、言行舉止，必循禮則

長孫皇后出身名門望族，自幼即受到良好教育，文化修養較高，知書達理，言行舉止，必循法度，所謂“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

這種情況貫穿其整個一生。

貞觀8年（634），長孫皇后從幸九成宮，不幸染病，且日漸加劇，太子李承乾見狀私下言之長孫皇后：“醫藥備盡，尊體不療，請奏赦囚徒，並度人入道，冀蒙福助。”

長孫皇后聽後表態說：“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沿，吾素非為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

承乾不敢奏明太宗，便通過宰相房玄齡告知太宗，太宗感慨再三，同時朝臣也“咸請肆赦”，太宗同意了。

長孫皇后聞知後堅決反對，不得已太宗只能放棄。長孫皇后還私下採擇“古夫人善事”，撰成《女則》一書，旨在“以自檢”。

“吾以自檢”昭示了長孫皇后撰寫該書目的主要是為了約束自己的言行。

凡此，不僅表明了長孫皇后的個人修養，而且也必然會對太宗的執政行事產生一定的影響與垂範作用。

五、慈悲為懷，和睦後宮

長孫皇后具有女性特有的慈愛美德。

作為宮娥之主，長孫皇后對其他嬪妃及其所生子女，處處以慈悲為懷，時時表現出母儀後宮的風範，旨在營造和睦的後宮關係。

據史書記載：“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後以陽怒，請自推鞫，因命囚系，俟上怒息，徐為審理”，“終不令有冤”，即既不拂太宗盛怒，待太宗怒氣消解，通過解釋斡旋而不至出現冤情。

“妃嬪以下有疾，後親撫視，輟己之葯膳以資之”，豫章公主母早死，長孫皇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由於長孫皇后的寬厚慈愛，所以“宮中無不愛戴”。

與呂后、武后殘酷地整治其他嬪妃及其子女相比，長孫皇后的作法確可謂義薄雲天。

不言而喻，長孫皇后的諸多善舉，既是其“仁孝儉素”的心性使然，也暗含有通過建立和睦的後宮關係以使太宗能夠聚精會神地處理朝政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