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塵埃——宋仁宗的共治時代

謝楊飛

若問中國古代有哪些“傑出”皇帝，可能大部分人的答案無非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且不論“傑出”一詞標準如何，答案都指向了“建功立業之主”，而相對的“守成之主”則似乎不在考慮之列。然而，歷朝歷代守業往往更難，守業的明君更不易，不僅不易有“烹小鮮”的技術，也不易有“善烹小鮮”的美名。而在種種不易之中，宋仁宗可能算最善烹也最知名的君主。

宋仁宗的“知名”顯然不是用前述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皇帝為參照，正如吳鉤在《宋仁宗：共治時代》中總結的那樣，宋仁宗朝各位大臣的光彩甚至都超過了君王本身。單過一遍仁宗朝出現的大臣名字就不言自明：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梅堯臣、狄青、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蘇轍……這份名單其實還很長，讀者只念上幾個，“宋仁宗”三個字怕就被擠出大腦的關注區了。而這種嚴重的“失常”在小說故事裡都毫不掩飾——仁宗皇帝分明是《狸貓換太子》中的關鍵，而故事着重體現的卻是包拯的明察秋毫和劇情的傳奇曲折，皇帝似乎只是其中“道具”而已。

皇帝做到知名度如此低可謂“失敗”。果真如此嗎？且看宋仁宗去世後各方面的反應：百姓方面，“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乃至四川劍州亂山間，“汲水婦人亦戴白紙行哭”（《邵氏聞見錄》）；鄰國方面，遼國皇帝遼道宗耶律洪基緊執告哀的宋朝使者之手，號慟兩國“四十二年（宋仁宗在位共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並為宋仁宗立衣冠冢，“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雲”。若說大臣反應不足為憑，那麼，一般百姓的自發行動和有敵對可能的鄰國反應則很有參考價值，而且，須注意的是，上述行動和反應的背景是在通訊、廣播手段遠不如現代的宋朝。

這樣看來，宋仁宗的名聲至少在當時並不低；而另一方面，後人和歷史給予他的評價也相當高，他的廟號——“仁”是儒家精神中的絕高評價，元人在所修《宋史》中明確寫道：“‘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趙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尊為“仁宗”的皇帝，而後世那些有意無意的“模仿者”與之相比都顯蹩腳。“仁”字抓住了宋仁宗的最大特點，讓人不由在“皇帝輪流轉”的史籍中多看他的名字幾眼，而一旦多看上幾眼他的事迹，又不由更加贊同和懷念其“仁”。

那麼，其“仁”由何而見呢？一是寬厚仁愛，能夠克己復禮；二是傾聽異見，能夠從諫改過；三是不願擅權，能夠垂拱而治。

對錯誤批評和委屈的忍耐很能體現人的修養。宋仁宗的忍耐和大度由其為蘇轍“御試謗言”辯駁可見一斑。嘉佑六年，蘇轍參加制舉“御試”，策問試題是讓舉子回答如何解決當朝民生、兵政、法治、財政等方面的問題。而蘇轍回答則注重於批評仁宗好色縱慾、取用無度、貪圖虛名。

實際上，仁宗並不過分好色，曾主動或接受勸諫，多次放歸裁減宮女，而且蘇轍在批評之前也寫明自己是“聞之道路”；關於朝廷取用無度，要知道仁宗曾批評寵妃偶戴珍珠頭飾，也深諳官家“冷落”故而民間“快活”的道理，甚至對自己的身後事，也明確交代要“務從儉約”，“成服三日而除”，邊疆各州以兵事為重，“不用舉哀”；關於貪圖虛名，則可見仁見智，皇帝派官吏巡查，減負均稅，不也可以看作體恤民情，注重民生嗎？

由此可見，若將此事放在脾氣稍大點的皇帝面前，蘇轍難免落榜，甚至得罪。蘇轍自己考完後也覺得自己大概率將會“被黜”，但結果是仁宗卻替蘇轍辯白，在考官多擬不錄蘇轍的情況下，仍將其以較高名次錄用。

仁宗對台諫官的正確意見也大多能夠接受，至少能夠認真聽取。名臣包拯在真實歷史上並不以斷案傳奇，而主要以敢諫聞名。仁宗寵愛溫成妃，欲給其堂叔安排美差，卻屢遭台諫各官的反對，而溫成也鍥而不捨。一次，仁宗上朝前，溫成將其送至殿門，邊撫摸其背邊提醒仁宗不要忘了提拔之事，結果剛降旨，就遭遇包拯的強烈反對。包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仁宗最終也不過自己擦乾包拯的唾液，把溫成的“撫背之功”放下了。

古往今來，皇帝為後宮外戚封官之事多不甚數，甚至為之而亡國身死，但宋仁宗不僅不能得償所願，還不得不忍受大臣的喋喋不休和唾液襲面。而溫成妃死後，宋仁宗想為她安排皇后規格的葬禮也同樣遭到了大臣的抵制。這種“君王不如願，臣子唾其面”的景象，相比後世口稱“奴才”，面對皇帝指令動不動就股慄大汗、叩頭不止的場面，自然更令人敬佩和懷念。

在仁宗一朝，有不少大臣認為仁宗在相權、台諫權面前過於“無為”，難行“人主之道”，勸仁宗“乾綱獨斷”。對此，仁宗曾說：“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台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可見，仁宗並非不知獨斷，而是不欲或不願獨斷。他一方面尊重“祖宗故事”“憲度”，另一方面則尊重士大夫群體的智慧。

雖然他也不時因為私意“越線”，下“內降”，封私人，但總有宰執和台諫不時將內降封還和不受。正是仁宗的自我剋制和大臣的“幫助克制”，讓皇權歸於牢籠，而台諫官的如炬之眼又緊盯相權，有時彷彿純屬“找茬挑刺”，各方“共治”又“共制”，當然，共制要更含蓄於其中，共治則更要廣為傳頌，其實二者互為根本。有人評價仁宗“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其實是指仁宗克制對權力的慾望，尊重製度，所以，宋人邵伯溫將“會做官家”概括為“任宰輔，用台諫，守法度”。這樣看來，仁宗朝頗有現代依法治國和君主立憲的影子。難怪吳鉤也在書中不禁遐想：假如將清朝換成宋朝，“君主立憲”的轉型也許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宋仁宗生前並未收穫身後的盛譽，這或許是因為士大夫不約而同地知道對統治者的無情就是政治的成熟，而在他過世之後，眾多士大夫對宋仁宗推崇備至（張居正在他為培養小皇帝而編寫的《帝鑒圖說》中就選用了不少宋仁宗的事迹），仁宗皇帝被樹立為帝王標杆，明君典範，這樣的伏起似乎有意又似乎無意，像蘊含著士大夫千年以來的政治理想：天下共制，天下共治！